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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開始了解哈洛威是從SF開始的，他在一個未能出席的獲獎感言中相對清楚的解釋的這個想法，這個獎項是由科幻虛構研究協會（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頒發給在該領域具有傑出貢獻的終生成就獎項。這篇獲獎感言標題為：「SF: 科幻小說、臆測性寓言、翻花繩與迄今（SF: Science Fiction, Speculative Fabulation, String Figures and So Far）」，哈洛威用「多重形式的世界形塑實踐（multi-form worlding practice）」來總結SF。
我把worlding翻譯成「形塑世界」，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凸顯其中的積極意義，因為對於使用中文的人來說，「轉品」是一個稀鬆平常的文學技巧，以至於我們可能會忽略哈洛威轉品裡的女性主義企圖。(註1) 總之，他讓我們知道世界是一個能夠被參與的過程。接下來所分享，在讀書會中的文章，正是不同的學者透過在科學的範疇裡頭進行的worlding。Neimanis Astrida的《水體（Bodies of Water）》（的其中一個章節）。
一、
在《水體》中，作者建議我們把演化的自然設想成一個不斷自我書寫的過程，如同哈洛威的「形塑世界」，他認為保持著這樣的想法，科學的從事者可以重新思考科學中用來區分且看似無庸置疑的類別。如果我沒有花一些時間閱讀巴特勒的性別問題，我不會知道歸類的方式並不只是試圖找尋靠近真理的科學方式的爭論。因為我們在這裡的爭辯，事實上更是關於潛藏在認識論當中的性別意識。
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向我們解釋到性別「以生物學作為終點（biology-as-destiny）」的傳統，意思是人們將性別的二元化歸因於生物上二元的性別，這對於主要呈現兩種性徵的人類物種，與大部分的陸地生物來說，似乎很直覺。但是巴特勒爭議道，這個以科學基礎所衍生出的社會性產物並不像是我們以為的這麼中性，他引用哲學家Monique Wittig的分析，指出生物學傳統中的二元論可以追溯到語言中的性別差異，因為大部分的科學都建立在語言的基礎上，性別不可避免既是哲學也是科學的。
因此在水體當中，作者試圖使用「孕育力（gestationality）」的概念來迴避不論在民間傳說、科學言說中，那些以女性意象來形容自然的起源故事。去除性別（unsex）的確是其中一個議程，但是其意圖並不是否認潛藏在人類集體潛意識當中，母性意象與孕育之間的關係。而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消解起源的故事，因為根據資本主義對於自然破壞的現狀，我們眼下的困難並不會因爲一個新的起源故事而迎刃而解，但是透過書寫「孕育力」，我們能夠在科學研究當中找到更具有包容性的「worlding」。
我認為女性主義是一整個用來審視既有認識論的集合體。但基於社會中對於女性主義的誤解，更遺憾的是人們有時候以爲他是「女人的」，我必須在此小小的補充：雖然如同其他在歷史上試圖消弭性別權力失衡的倡議，「去性」作為一個議程與性別友善廁所的確有關，但在生物學中「去性」指得並不是否認物種內的身體差異，而是要我們重新思考「性」的意涵。這點之所以重要，因為在當前的父權、異性戀的認識系統當中，「性」不僅是二元還是彼此對立的，這個概念如此的渺小，卻事先存在於每個學科的發展當中，而演化的故事、生物學則具有強化這一個基本預設的功能，像是一個隱喻。
二、
一具身體是如何變成性的（sexed）？根據生物學的分類，一個物種當中具有較大配子的那一方，就是雌性，反之就是雄性。(註2) 這樣的生物學預設當然是根據人類，以及大部分陸地上的有性動物明顯的性徵差異而來。在文化層面當中，我們也把一些特定的屬性投射在這兩種差異的性當中，雌性與陰柔、雄性與陽剛，這便是性別（gender）的由來。然而，當科學家試圖透過這種方式觀察陸地生物的海洋起源時卻遇到了二元性別歸類的侷限。
在生態學者與演化生物學家Joan Roughgarden針對海洋生物所做的研究中，許多生物的配子不只限於兩種尺寸，這意味著如果動物和人類一樣根據配子的大小指定性別，某些海底物種擁有多達上千種性別。其次配子的大小與性徵之間的關係也不如陸地動物一樣穩固，某些生物的雌性具有外露的生殖器官，另一些物種的雄性則具有類似「生育」的功能。(註3) 這些發現不但再度提示了性別對應到性之間的任意性，同時也動搖了我們對於物種延續的既定看法。雖然人類的繁殖仍然以雄性與雌性的結合為主，但從孕育力的角度來看，多重性別共同構成的繁衍光景，卻可以成為人類在親族中存續的隱喻。
人們有延續的慾望，在某些社會當中，人們以父親的姓氏為這個慾望的產物命名。並且在二元性別的反覆操作當中，該慾望的主體往往被隱藏在名為慣習的社會實踐當中，導致延續被詮釋成為「個人」的延續，也是在這個基礎上，個人的繁殖能力成為了他的社會意義。但是如果退一步思考，將「基因」視為延續的主體，在演化的過程中塑造生物行為，親擇（kin selection）的概念讓我們知道，純粹就把基因傳到下一代而言，在一對具有相同基因的同卵雙胞胎中，兩個個體之間的繁衍並沒有差別。因此當遺傳學者霍爾丹（J. B. S. Haldane）被問到他是否願意為一位兄弟犧牲性命時，就是這樣開玩笑：我很樂意為兩個兄弟或八位同輩表親奉獻我的生命。(註4)
不同的起源故事為既有的認識論提供思考的方向，突然間我們會發現有一群人似乎更能感受到其中的解放意涵。其中一個對於同性戀的抨擊，是他們不能生小孩，這樣的抨擊同樣也適用於不孕的女性，在這個論述背後所預設的，是一個人的價值取決於其繁衍功能，這是過往在同性婚姻爭論當中的陳腔濫調。縱使生殖是物種延續的重要面向，卻不是唯一的條件，一個可以不斷地繁衍卻無法法與自然共存的物種終究無法延續，事實上這正好說明了我們的科學對於生殖（過分）的看重。
三、
在新物質主義女性主義學者的觀點裡，科學的成就與科學儀器的發展並不是應該被毀棄的神像，如果說毀棄神像是透過抹去符號來達成其意涵的禁止，那麼我們終究還是肯定了符號與其意義之間固著的內在連結。一如過去我們持續以生物學的隱喻作為強化性別二元論的社會建構，而後者又會透過研究者的身體再度潛入科學的研究方法當中，這種符號與意義之間的穩固關係最終會讓科學失去活性，淪為某種認識論上的同語反覆。這正是為什麼
女性主義學者們反覆地提到「因地制宜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避免既有的知識再度成為認同的橡皮圖章。
二元論的哲學傳統確幫助西方人編撰出一個能收納世界的論述的方式，但是當我們接受二元論的演繹（deduce）的好處時，我們也藉接納了二元之中所隱含的對立結構。巴特勒透過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進一步指出，這個對立的結構深植於異性戀heterosexuality中的hetero差異的字根。以西蒙波娃為首的論述認為，女性被註記成「他者」來彰顯男性身體象徵的普世人性（universal manhood）；Luce Irigaray認為女性並沒有被標註，因為他從來就沒有在男性為主的符號經濟當中具有書寫的能力，進而記憶的權利也遭到剝奪。這是一個古老的爭辯，但重點是在這樣二元「對立」的結構當中，完全沒有書寫其他性別的空間，而這正是傅柯在《賀邱林．巴爾賓：最近出土的十九世紀陰陽人的回憶錄》裡提到語言在二元架構下的缺失。
因為語言系統的缺失導致某些情境的無法書寫，不僅意味著認識世界的侷限，也導致了身體經驗的無法記憶以至於溝通的失效。在〈似魚的起源〉當中，作者介紹到當代生物學對於起源環境的了解，認為生命的起源是在深海的火山丘附近，該環境成為了微生物交換基因的理想介質，這碗濃稠的湯像是資料庫一般，以資訊性的語彙（informative language）記載著宇宙羊膜的過去與未來。
基因的「書寫」成為了孕育力的前提，這些差異的書寫進一步成為了生命的起源，換句話說，孕育力的起源就僅僅是差異。不論是「生物學作為終點」或者「文化作為終點」，二元的性最終都將差異侷限於（以皮膚作為邊界的）個體範疇之內。對於人類物種而言，基因在濃湯裡竄流的意象，意味著個體的邊界並不是差異的首要條件。
四、
差異產生和擴散的唯一基礎只能是差異本身。（Difference itself can be the only basi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difference.）(註5)
基於「自然如此」而要求其他人以特定的方法行事，是許多社會慣習的宣稱。 面對這樣的強制力，有些人擁抱「人造（artificial）」的狀態，以酷兒自居，在同意了「自然／文明」的分野之後，對於自然不屑一顧。或者以釁意的口吻「科學是一個迷信」，從而否認科學的客觀性，對科學形塑的當代物質生活視而不見。
哈洛威以「臆測性寓言（Speculative Fabulation）」命名他在學術領域中的「worlding」，因此時常招致生物學同事的反感，他們會義憤填膺地說「科學就是真理」，但他總是強調作為一位說故事者（fabulator）並不意味著他不在乎真理，因為這些寓言需要奠基在科學能夠檢驗的事實（facts）。儘管在英文字典裡Speculative和fabulation都有「非知識」「非檢驗」的意涵，但是哈洛威會不厭其煩地回到這法語詞源，解釋這個詞試圖描述的範疇，法語中的Narration spéculative代表各式各樣的說故事（storytelling），並不只限於某種專業，也包含人們描述他們日常的一天、父母跟他們的小孩說故事、人們對記者說的故事或者虛構文學。
該詞在翻譯的過程中收先丟失的是它的字面上的narration，因為在英語中，narration限縮於「敘事」在人文學科當中有具有的政治性意涵，因而無法涵蓋廣泛「書（寫）故事」行動。對於哈洛威來說，法文的narration spéculative或者英文的speculative fabulation指得是一個不馴的事實（wild facts）能夠棲身的框架（form），透過fable，存在於兒童幻象中的、不存在的生物，也包含的成年人、與他們嚴肅的科學寫作，與科幻小說，都被納入了worlding的進程當中。
在另一個翻譯的情境當中，人類學家Anna Tsing選擇以Assemblage為他所要表示的研究方式命名，儘管這個詞已經在許多不同的學科當中具有意涵，也是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agencement的英語翻譯，但是Tsing選擇認知到這些知識的存在，且認為：
…翻譯對我來說只會是幫助，因為翻譯提供了廣袤的詮釋空間，在其中主要的強制來自於推翻限制的衷心。（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nly helps me– by providing a wide field of interpretation in which the main constraint is allegiance to undoing constraint.）(註6)
換句話說，雖然翻譯提供了廣大的詮釋空間，卻不是為了讓人無的放矢，如果說翻譯有什麼必須達成的任務，他那會是去推翻語言對於思考的限制。
當哈洛維用「臆測性幻想（speculative fantasy）」來形容小說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書寫，我好像找到了作為創作者能夠容身的地方，因為這意味著worlding的過程當中，能夠被訴說的並不總是我們在「水體」中那些可以被科學檢驗的事實，如果fabulation能為不馴的事實提供棲身的形式，那麼它同樣能夠容納不馴的幻想、不馴的慾望。
我開始覺得自己能夠釋懷，主要是因為我知道自己能做的也就只是再次訴說我所讀到的。SF當中的String Figures指的是翻花繩的遊戲。在我記憶中的翻花繩是一個循環的過程，這個人手中的橡皮筋會從比較簡單的圖形，像是一個紙箱，逐漸進展成更複雜的，比如花朵或者烏龜，每當表演者再度把一隻空閒的手指插進其中一個空間，鬆開一隻手指，新的形象又出現了。
美國原住民Navajo的翻花繩「na’atl’o’」是被用來訴說人類的起源故事的一種「連續編織」，進而成為了故事產生的過程，既是教育實踐也是宇宙論的演繹。我才想起來這種表演似乎沒有終點，在表演者的腦海中，是一系列的形象，由簡而繁，但最終又回到某個形象，一個循環的過程。哈洛維描述的是一種可以一起遊戲的翻花繩，你以為遊戲的重點在於其中一個人做了錯誤的決定，但只要其中的樣式還能保持活性，遊戲就可以繼續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