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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安丹（Mirwan ANDAN）1980年生於印度尼西亞的南蘇拉維西島。1999到2004年在望加錫的Hasanuddin大學主修法國文學，2008年後在雅加達印尼大學（Universitas Indonesia）研習政治科學，並專攻比較政治學。從2007年至今，任職印尼藝術組織ruangrupa的研究與發展部門，也是涉入社會，政治，大眾媒體與文化議題的自由研究員。著作發表於《印尼電影年錄》（Indonesian Fillm Catalogue, 2008）與《城市貼紙》（City Stickers, 2008）兩本專書。
Ruangrupa為2000年成立於雅加達的藝術組織，每年交替舉辦雅加達OK. Vvideo錄像藝術節與32℃工作坊。2008年正逢印尼政治劇變，進駐實體空間並公佈RURU藝廊開放年輕藝術家申請。「ruang rupa」原文為「視覺（藝術）空間」之意，營運迄今13年，已成雅加達當代藝術場景最有活力的代名詞。(註1)
我在2005年之後搬到雅加達。正如人們所知，印尼有一萬七千多個島，我出生在南蘇拉威西省（South Sulawesi）的Watampone，在24歲之前主要生活在蘇拉威西首府望加錫（Makassar）。我在雅加達的工作是負責藝術、文化議題的Kentor Berita Radio 68H Utan Kayu無線電台記者。某天ruangrupa向我所任職的節目記者兼製作人提議媒體合作，提案通過後，ruangrupa到電台現場訪談2005年的「OK. Video」錄影藝術節，那是我第一次接觸該組織。
2006年我離開當時的工作，有個ruangrupa成員問我在忙什麼？我答正和澳洲收藏家進行一項研究。他問我要不要加入他們，因為他們需要喜歡社會和政治議題的研究員，更要一些不是藝術家又喜歡和藝術家共事的人。當時我在望加錫，經過一段時間思考便回覆願意加入。2007年3月又返回雅加達，這就是我加入ruangrupa的經過。
成為ruangrupa研究員
Ruangrupa在成員的去留、誰發起討論等方面，是個很有彈性的組織。事實上，前面六個月我還困惑自己為何會來到這裡？同年ruangrupa舉辦第三屆OK. Video錄像藝術節，也是我第一次以籌備者身份參與。這是非常盛大的經驗，更是邊做邊學的過程，對我意義非凡。我在藝術節統籌討論座談、聯絡來賓、主持並安排議程，也要協助別人處理來到雅加達的行政流程。
同年，亞歐基金會（Asia-Europe Foundation; ASEF）打電話邀請我們申請他們在巴黎的工作坊。他們寄了一封email很久都沒人回，所以乾脆直接打電話來問。同事認為我會法文，於是要我送件。我填一填表格就寄出去，不料竟錄取了。這個工作坊的全名是「獨立創意藝術空間中心領袖訓練」（Independent Creative Art Space Centre Leadership Training），聽起來很嚴肅，過程卻很輕鬆。這是我首次代表ruangrupa出國認識各種領域的藝術工作者，包含數位錄像、戲劇、音樂、批評…如同一個文化社群，涵蓋從亞洲到歐洲各地。這個工作坊讓我學到許多，包含各種場景，其中討論對於組織發展或個人歷練都極有助益。
我不是藝術家出身，專長是法國文學和比較政治學，進入ruangrupa研究部門是為了替補某個空缺。但是沒有妥協的問題，這些個人背景（相對於多數成員來自視覺藝術背景的藝術團體）雙方都能受惠。在某些地方，我的想法不同於他們，但大部份有共識。這些藝術家互相尊重，我也尊重他們身為藝術家的專業，例如他們對於特定議題的看法。我加入自己的研究方法，關注文學、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這對於ruangrupa很受用。因為我們要處理文化的多重作用，我們不認為文化只有生產藝術品的功能。
過去，我們提到文化的定義，總是圍繞藝術成品的生產與談論，對我來說這樣未免過於狹隘，它的定義開放而彈性，這是ruangrupa帶來的作用，試圖拓展談論的範疇，將文化的向度置入許多觀念裡。此外，雅加達這個城市脈絡，是我們思考如何談論文化，以及如何看待其作用的視點之一。
藝術實驗室（ArtLab）部門始於2008年，如我曾在TCAC的「策展與機構論壇」說明，藝術實驗室必須關注在移動（mobility）與概念（conception）上。就前者而言，雅加達的載具是首要處理的主題，為此我們討論過各種想法。去過雅加達的人就知道它的交通有多瘋狂，充斥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運輸工具，如Bajaj（即泰國的Tuk-Tuk車）、Ojek（某種計程的摩托車），根本不需要地鐵（雖然我們很想要有）。雅加達日夜有百萬通勤人口差距，為何這個城市如此擁擠，充滿往返外圍城市的通勤和旅客？經過數週圍繞名稱的討論，我提議「Musafir」一詞作為主題，這個詞是阿拉伯文，在可蘭經裡常出現，意思是旅人（traveler）。我曾唸穆斯林寄宿學校六年，知悉回教文化有許多關於該詞的對話，足以代表該計劃想要呈現城市空間中的移動性。如果你想了解我如何貢獻所長，此即為一例。
開放創意的合作過程
話又說回來，在ruangurpa從不介意概念如何形成，它像個沙拉碗。最重要的是概念如何被闡釋，計劃如何被執行。對我來說，也許在過程中參與創作而不必訴諸我的名字，這也是在ruangrupa有趣之處，我們從來不會主張哪個是自己的創意。我是說如果你想獨自發想作品，你自己做就好了。所有成員都知道何時作為個體，何時作為團體而彼此支持。或許你可以用某種開放碼或CC觀念來想像這個過程。我也聽說有些藝術空間比較政治化，創意的歸屬會是個問題，可是我們不在乎，在乎的是如何闡述及執行成果。
像ruangrupa這樣的地方，藝術家需要和非藝術背景的人互相討論，將想法具體化形成可被執行的物質成果或理念。至於像我這種不是藝術家的人，和藝術家討論是重要且有趣的，因為他們總有不是來自書本上的想法，甚至需要排除萬難，很怪異或者很有趣，也可以很極端。這和政府部門或照標準程序走的公司職員很不同，這裡的經驗是不斷從錯誤中學習（try and error）。它豐富了我們的觀點和心智，讓思考更為健全。
Ruangrupa曾在許多地方辦過許多實體的小型展覽和工作坊，直到2008年才正式對外宣布RURU Gallery藝廊成立。從2000到2008年在不同地方經營空間八年後，我們終於找到一個可以每年續租的較大空間，因此我們認為，這或許是撥出一個空間，正式對外開放展覽申請的時機：告訴人們有個提供年輕藝術家發聲的管道，給那些非商業性、非主流的，剛冒出頭的無名藝術家使用，特別是主流商業畫廊不感興趣的人名。藝廊的名字取自Ruang及Rupa兩部分簡寫合成。雖然Ruru在雅加達不是正式用法，但在我的故鄉它是有意義的。我並不確知它的原意，但很多人的名字叫做Ruru。(註2) 這個空間的運作模式不是商業性的，它的面貌會隨著展覽而變化。有些展覽需要很乾淨的空間，有些展覽使用整面牆塗鴉，在不同時間有不同面貌。你也許可以描述它為一個生產知識的文化部門；在看待我們如何分享和運作，如何分配知識，尤其是放在都市的文化地景上。
我在TCAC論壇提到三個理解ruangrupa的關鍵詞分別是：藝術家發起（Artist Initiative）、都市脈絡（Urban Context）和文化作用。但我們的作品更常觸及「合作、參與」這類的字眼。「合作」是一個好問題，因為對藝術家來說，合作常導致一些爭議。例如你有想法要我加入，但你的態度卻像把我當助理，只是要我支援你的創意，這套在ruangrupa不管用。你得完全開放，讓我加入並貢獻想法，然後這成了我們的而不只是你的作品，正如我們在2011年新加坡雙年的創作計劃《新加坡故事》（Singapura Fiction）(註3)。過我們的計劃從來不會結束，沒有一個終點或需要被完成的結果。每件事都在進行中，這也是ruangrupa的基本精神，我會描述它是「重視過程更勝於成果」—這也呼應第一個關鍵詞：由藝術家發起的，但不代表成果是屬於藝術家。藝術家的角色只是發起者（initiator），與此同時，非藝術家則被邀請加入並發展倡議。更有些時候，倡議不只是來自於藝術家，也來自和藝術毫無關聯、被邀來發起提議的大眾。
科技作為行動的策略
談到媒體或科技作為一種策略，讀者或許可思考印尼，甚至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都不是生產者。對我們而言台灣是科技／產品的生產者，製造hTC這類產品，但大部份東南亞國家都是科技的使用者與消費者。比方說最晚在1970年代，電視機引進印尼鄉間時，從沒看過電視的人以為電視中的人物會從天線跑出來。這種理解科技的方式是多麼奇特！作為單純消費者，我們必須發展出不同的策略。
直到今天印尼仍在消費科技，然而，許多人發展出超越科技限制的應對方法，並將科技移作更佳用途（outsmart）。我們把電子產品組織成另一種功能，一種在原產國從未見過的裝置，這是《Influx》十週年展讓人印象深刻的原因，或許你會用「低科技」（lo-tech）來形容。還有一例是在村落或城市，有人會把用完的乾電池放在太陽底下曬，相信這樣可以補充電力。這種想法是從何形成？對我來說，必然是一個缺乏科技生產知識的國家才有的現象，它當然與經濟有關。如果你有錢，就不必再擠出剩餘電力，直接換個電池就好了。在經濟剝削條件下，人們只能以低科技進行戰略式的應用或理解。因此你必須在此層次上重新理解與科技有關的藝術，從這個觀點而言，印尼理解科技藝術的角度和台灣是截然不同的。(註4)
就我的觀察，大部份ruangrupa的藝術家都使用科技處理特定議題，如都市、歷史、政治的或其他社會議題，甚至是人權。他們不在乎媒體藝術的藝術理論，他們只在乎如何在唯物基礎上應用科技產物。我想也許是因為生產上游與接收下游的落差，大部分東南亞國家都是消費者和使用者，他們不經過批判就直接使用。這正是印尼的媒體藝術策略，不只甘於一名消費者而是凌駕於消費者之上，對我而言，它是一種足以翻轉當代文化的態度。
然而，科技虛擬的連結狀態確實造成一些影響，當代世界的多數問題正是關於如何現身（present），像兩個人可以透過虛擬的方式發生關係等。我不知道是否人類文明的未來是否會持續這樣的發展。對我而言，真實的在場才是最重要的，理念不可能完全在虛擬空間發生，只透過臉書或社交媒體。這裡涉及兩部份：硬體與軟體，硬體是我們，網路是軟體，你不可能只有軟體而沒有硬體。如果只是讓它發生，為何邀請我來台灣？我可以透過Skype接受訪談，但在那之後仍必須有現實交流，因為交流不只是有軟體還有硬體。我必須親自看見你們，聽見你們在說話，而不是透過數據合成而傳送的聲響。
雅加達的生存之道
讓我們回到起點：雅加達，它是ruangrupa運作實體空間的座標。一個城市越大，就有越多讓人分心的事物，比起巴東或印尼其他城市，雅加達擁有最多可分心的事物，步調最快。在其他城市，沒有錢還能生存一段時間。但在雅加達就不行，它是非常獨特的城市，一切都發生得很急促，你必須設法適應，假如你不能，就會立刻被淘汰（這裡的譬喻是化學兄弟配樂的2011年電影《少女殺手的奇幻旅程》）。
時間在這裡不會等待任何人，假如你不完成這件事，就得跳到下一件事；假如你完成不了，就到不了下一步。你必須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特定區塊的交通是什麼情形，你必須擬好24小時無往不利的移動對策，必須知道哪裡有賣最便宜的食物—我愛死這個城市了！由於經濟發展的關係，當我24歲在望加錫時，就像在準雅加達（Jakarta wanna-be），想像這樣的生活。有首歌是這樣唱的：「誰叫你要來雅加達？」（‘Siapa Suruh Datang Jakarta’, or ‘Who Asked You to Come to Jakarta’）假如你不喜歡，隨時歡迎離開！
人們必須找到在擁擠空間裡的求生法則。最近我在ruangrupa負責一項新的計劃：「mapping the alternative initiatives of citizens (in the city space)」，內容是在地圖上標定各種城市裡不尋常的行動主張，例如有些人會以特殊的方式踢足球，有些人沒錢去購物中心或動物園，便改用「觀賞火車往返」當作渡假。雅加達有許多這樣的人們，我們將這類行動標出來，再以線上串流的廣播採訪、播出。這類活動不受政府也不受商業公司青睞，它們毫無利潤可言，但是人們仍持續創造著，這些，正是ruangrupa真正關心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