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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的
東南亞日常生活的面向裡，無一不觸及到有關生物性的預言與比喻。在峇里島，傳說世界是誕生於宇宙之龜Bedawang Nala (註1)；在松巴島，男人被形容為公牛，女人則為蟹 (註2)；在泰國部份地區及華裔離散族群之中，替孩子們取上不體面的動物名稱可以確保他們未來的日子吉祥順遂 (註3)。從超越日常生活的關懷，到最枝微末節的平凡瑣事，生物性的思維著實地鑲嵌與編碼於文化與民德（mores）的結構之中。然而，儘管動物留下了那些不可被抹滅的痕跡，生物性的思維鮮少被視為一個獨立的議題焦點，呈現出了現有學術研究中的一個空洞 (註4)。
在援引「生物性」（creaturely）此一概念時，我所影射的是一個特定階層的主體性，且它一直是「多於又少於人類」（more and less than human）的 (註5)。它盤旋於動物性、人性、與其之上的本體論之間，與此同時也以一種柔聲的姿態，承認了這人類中心主義式區別的荒謬。為了這個工作坊所準備的虛擬活動，內容包含以生物性的詞彙描述自身，而在此過程中，想像自己在這個集體中的投入，是佔據了未被釋放的複合生物的一個附屬物地位。作為一個思考的集體，我們前方目標一致（原文：我們是軍團），也是複合生物。而這個複合生物看起來是什麼樣子的呢？在工作坊的尾聲，這個活動旨在成為一個對於我們過往投入的推論性反思，而這些投入包含一系列的Zoom會議、Discord平台、Google共享文件與表格。我透過Google 表單來蒐集回應，表單上的問題試圖捕捉在我們的意識之下躍動著的動物。表單一共涵蓋了五個問題，並結束於一個開放性的問題，讓有需要的回應者得以詳加闡述：
這些答案接著被用來生產出描述某個複合生物的可用文字。為了允許一定範圍內的解讀空空間，我刻意迴避了圖像的再現。
複合生物、複合意識形態
為了能完全地掌握這個構想未來複合生物的思辨性活動，我想要花更多心力關注橫掃印尼—我的田野工作所在地—的歷史與文化復興主義的週期性回合 (註6)。在追求文化真實性的路上，後殖民國家經常沈迷於從皇室揀選的傳統資源中，選擇性地擷取歷史 (註7)。在這種新傳統主義派與新保皇派的壯舉之下，一個可見的結果乃是神話生物的立碑紀念化。
在峇里島，大家可以發現最近剛落成的神鷹雕像（Garuda Wisnu Kencana monument）矮化了其周圍的神聖建築；在芝冷斯（Cileungsi）區，現在已被拆毀的Graha Garuda Tiara大會館曾是以印尼的國徽潘查希拉迦樓羅（Garuda Pancasila）的形狀為藍本而建造；這生物性的野心也延伸至為了拯救下沈中的雅加達而設計的，大嘉魯達計劃（Great Garuda project）(註8)；在登加龍（Tenggarong），一尊奢華的Lembuswana雕像佇立在庫馬拉夢幻島（Kumala Fantasy Island）上；在井裡汶（Cirebon），建立一個類似於新加坡魚尾獅的虎面孔雀（Singa Barong）噴泉提案正在審議中 (註9)。不管是被高舉到神壇上或樹立紀念碑，這些生物的再現與實體化方案通常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政治議題，進而引發社運者的反抗，以及圍繞著治理不當與公款挪用的醜聞 (註10)。作為炫耀性消費的副產品，這些神獸型的紀念碑經常是在文化觀光與遺產的宗旨下鍛造而出，反映了一種傳統主義式與資本主義式的民族主義。
炫耀神話生物的另一個動機，乃是在於複合圖像的凝聚力。複合生物在視覺上有效，且具有強而有力的象徵意義，它是複數的濃縮，是不同的生物性附屬物之間，潛移默化地互相流動的混合物 (註11)。如果說，讓象徵得以成為標誌性存在的，大部份取決於其所能產生與包覆的意義的複數性，那麼複合生物就是這象徵性容器的完美代表，毫無差池地體現了印尼的格言「多元而一體」（bhinneka tunggal ika）。舉例來說，像是在井裡汶的Paksi Naga Liman與在三寶瓏（Semarang）的Warak Ngendog這樣的複合生物所代表的，是一個頗為老套的多元文化主義，尤其因為兩者都是由三個分別指涉三種當地文化或是宗教群體的動物所組成的。在此種描繪下，對於一體性的呆板政治願景假定了一種幻想出來的、高貴的外表。更甚者，在維持完全一樣的複合組成的情況下，價值的組合是隨時可以被更新的，在語義學與意識形態上，賦予了那些生物更大的彈性。在此脈絡下，複合生物乃是語義學上的紀念碑，以權力之姿不斷填充一個愈趨迪士尼化的印尼文化地景。它們呈現給那些預設觀看群眾一個令人存疑的、將文化過度精簡化的過去，與此同時，權力與意識型態的問題都還是沒有被質疑。
正是認知到這樣的背景，才使我開始思考複合生物作為反權力與反紀念碑的可能性。一開始，這只是我在研究期間跟周圍幾個人所一起做的非正式思想實驗，上述的活動正是這一連串思考下的結果。
共生系統：嘗試去集體思考
與其依賴於被浪漫化又朦朧不清的傳統，我們能不能訴諸於每個人在工作坊中的參與經驗，思辨出我們自己的複合物？我們要如何構建與構思一個生物？集體思考能如何創作？作為哈洛威（Donna Haraway）所闡述的，「共同成為」（becoming-with）的一種實踐，這樣的共生造物（sympoietic creation）一直都是已經具備生物性的了，因為其乃是轉導的（transductive）(註12)。再者，有鑒於這個計劃中的重要關鍵字「東南亞」（Southeast Asia）與「馬來世界」（Nusantara）的系譜充滿問題，共生生物也允許相當程度的變異性與偶然性，以將我們所預設的地理與文化想像去中心化。其目標並不是要拆解這些具有歷史效能的概念，而是臣服於共同創作—或是共享一個生物—的偶然過程，而這過程能導向海瑟．蘇瑟蘭（Heather Sutherland）與桑傑．蘇布拉曼尼姆（Sanjay Subramanyam）所聲稱的、另類的「偶然裝置」(註13)。
上述的問卷調查直接地挑戰了複合生物作為一個簡練的全體此一假設。引誘人類社會的，如同一些考古學家與人類學家的主張，時常是複合圖像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簡潔性 (註14)。實現一個問卷調查，邀請人們回覆，嘗試著集體思考，這些因而與複合物的象徵性功效力完全相反。被推論而出的圖像，拒絕順應於對複合生物普遍期望的形式；一個令人畏懼的面向，以及完美且對稱地嫁接在某個生物健壯身體上的重組部位。以下基於問卷調查結果的描述，或許看起來呈現出一種尷尬的變異，但作為一場思辨的活動，也可以視這種偶然的變異性為一種富有詩意的成就。不論如何，我們相遇於此：
我們的複合生物是個龐然大物。它有著鯨魚的身軀，乘載起自身的世界。它極度的害羞，住在海底，並試圖用其棕色的長頸鹿斑點毛髮做偽裝，但時常徒勞無功。它每次試著適應海水鹽度的波動時，會褪去身上的皮膚，暫時地露出亮紅色的蛇鱗—許多人會將其誤以為是紅海或夕陽。
這個生物曾經是三棲性的，擁有遨遊於陸、海、空的能力。但有鑒於其身軀的龐大，迅速移動對它來說是過於奢侈的。它曾經擁有可以飛翔的翅膀，但在海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之後，它的翅膀變異成了鰭狀。它只是隨著洋流而飄移，依靠著鰭來操縱自身的行跡。最終，這個生物開始享受靜止的樂趣，而它已落為無用的腳，則變異成了痕跡器官。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一些珊瑚礁，正是它昔日的腳、或是腳指頭的一部份。
這個複合生物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特徵，乃是其多樣化的呼吸方式。就像鯨魚在頭頂會有讓其呼吸的噴氣孔，這個複合生物有四個噴氣孔。但它對於靜態的喜好使它無法時常浮到水面上。在水裡，它需要依靠三對的鰓。但可別弄錯了，跟魚有所不同，這些鰓並沒有藏在鰓裂之中，而是像火蠑螈突起在頭部上的鰓一樣長在外部，暴露在水生環境中。
在生物的尾端，有著一排類似蜥蜴的硬棘，是有保護作用的附加甲殼。它們一路延伸至頭皮，而從頭皮又延伸出無限多個擁有再生能力的壁虎尾巴。每當一條尾巴因為嚴峻的海底狀況而截肢時，那條尾巴會漂走，並擁有獨立於複合物的自身生命。隨著時間流逝，截斷的尾巴會累積與進化成一個更成熟的複合生命形態；並隨之漸漸長大，這些小複合物會回到它們的複合生物始祖，居住在痕跡器官之中，啃食著富有營養的珊瑚，這也因此完成銜尾蛇的循環（ouroboros circle）。根據馬來世界中的一個傳說，海洋的退潮與漲潮，大致上是這些在複合生物的軌道中循環的生命週期所造成的結果。這就是海洋如何變得充滿了不同的生命形態，而這之中，有很多是人類所還不知道的。
我希望將這場對於複合生物的集體思辨，想成是一種世界化（worlding），甚至是構成某種「後數位拼裝體」（post-digital assemblage）的方法 (註15)。尤其與實施社交距離、自我隔離、線上開會的這個時代來說，息息相關的是，我們作為一個思考的集體或複合生物，是被什麼樣的「回應力」（response-ability）—換言之什麼樣的「不在場與在場、殺戮與養育、生與死」(註16)—綁在一起，且需要培養出一種能力，使我們能互相交涉著爬行、滑行、馳騁、翻滾⋯或蠕動前行？這次的活動絕對不是一個能以持久方法來測試這些承諾的平台，而是呈現一種創意式的（同時暗示著創造性且生物性的）開場，指向一個在共生系統中鍛造而成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