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Ramlee, Ibu Mertuaku (1962)

當我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我從每部描述鬼屋的電影開場的最早描述裡，主角被—房屋仲介、或鄰居、或前任屋主—警告不可進入的那個房間獲得一個靈感。你立刻知道，顯然某些關係重大（解讀：血腥之意）的事情，到電影結束時就會在那個房間裡發生了。

同樣的，我也從人們不被鼓勵去知曉的馬來西亞歷史事件裡得到靈感，像是馬共在大戰結束那些年裡的反抗行動，或者更晚近對於我們傳統上像鐵板一塊的政治勢力的挑戰行動。在構想上，我傾向不要特別報導新聞相關人物，而是那些看似政治紀錄片裡通常不會著墨的當事人身上。因此，沒錯，我的興趣是禁忌（活在一個沒有禁忌的國家裡會多麼無聊啊！）和反霸權的領域！或者簡單地說：我的興趣就是那個恐怖的房間！

我也喜愛笑話。自從2008年之後我還沒有拍攝一部紀錄片，但是有些時間了，我一直思考底下三個計劃。

一、卡希爾．薩拉瑪是何許人？（Siapa dia Kassim Selamat?）

卡希爾．薩拉瑪是1962年某部曾經紅極一時的通俗劇電影《Ibu Mertuaku》的主角。真相是片名翻譯「我的丈母娘」—就算這點還不能讓你準備好面對那個象徵性自我閹割的高潮—想必帶給你滿腹鬱悶的印象。(註1) 薩拉瑪是一個薩克斯風手，想要娶那冷豔的富家女莎巴莉雅。當莎巴莉雅向母親提起情人時，這個兇巴巴的婦人傲慢地詢問：「卡希爾．薩拉瑪是何許人？他是律師嗎？還是法官？」這個女孩回答：「他是一個音樂家。」她的母親便尖叫了起來：

音樂家？我的女兒絕對不會嫁給一個音樂家！

這句極其灑狗血的台詞不斷在這一幕剩下部分被引述著。事實上，本地的影迷談到這一部由那個年代最受歡迎的巨星比南利（P. Ramlee）自導自演的電影，比起大多數本地電影更為耳熟能詳。

我打算做的就是翻遍馬來西亞每一州的電話簿，尋找是否與卡希爾．薩拉瑪同名的人們。找到以後，我會打電話給他們，並且，假如他們也同意，記錄他們工作和談話的模樣。

Alan Berliner, The Sweetest Sound (2001)

這個是在我拜讀過亞倫．柏林納（Alan Berliner）找來其他12個也叫「亞倫．柏林納」的男人而拍攝《同名電影》（The Sweetest Sound）的影片本事之後如法炮製的創作構想，也是想看到底有多少個不一樣的卡希爾．薩拉瑪（雖然它不是一個菜市場名，但也不是一個多麼奇怪的名字，少說應該也有幾十個吧）而這些人裡說不定就真的有律師、有法官，也有音樂家；其他像是⋯我甚至懶得臆測，希望到時候的發現會讓我嚇一跳。

當我們遇見的每個活生生的「卡希爾．薩拉瑪」，片裡那句耳熟能詳的「卡希爾．薩拉瑪是何許人？」就可以再播出來一次。 除了他們的名字以外，他們可能擁有其他相同的特質嗎？根據不同的同名人物，這部紀錄片可以提出階級身份的洞視，城市與鄉村的不一致，和世代鴻溝吧。誰知道呢？我們必須先為「卡希爾．薩拉瑪是何許人」這個棘手的問題找到答案。
普羅德洛克（Ethel Proudlock）的審判

在1911年，吉隆坡發生一起驚世駭俗的命案審判。有一個叫艾瑟．普羅德洛克（Ethel Proudlock）的女子因為在自家謀殺她的情人，威廉．史都華（William Steward），而遭到指控，當時她的丈夫不在家。在那之前，女人說史都華打算強暴他，但由於她的證詞有幾處前後不一致而未獲採用。她被判有罪而處以死刑。（當局的蘇丹赦免了她，但她必須離開馬來西亞而名譽掃地。）

Bette Davis in The Letter

這個判例讓我很著迷，因為當事人丈夫，威廉．普羅德洛克當時正是維多利亞學院男校的代理校長，而且我正是這裡的學生（當然是幾十年以後的事情）。至今這起謀殺仍然是本校歷史上最津津樂道的一個插曲，甚至被作家毛姆（W. Somerset Maugham）加油添醋寫成他的短篇小說「信」，甚至改編為影后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所飾演的電影《香箋淚》（The Letter）。

這事件之所以變成醜聞，完全是因為一位殖民階級女性香豔的私人感情被迫赤裸坦誠。法官不尋常地在審判期間關閉旁聽席—極有可能是為了阻止「原住民」竊聞那個比他們優越的社會秘辛。然而，艾瑟自身也是一個種族歧視的受害者：作為歐亞人而非純種白人，她永遠無法真正地獲得歸屬感。

我的提案是立足在當前的維多利亞學院，去拍攝一些多少有些超現實的事物；同時這個學校的命名由來，就是為了紀念殖民者的「榮耀」。一位演員將會飾演艾瑟的幽魂，你所聽見的每一句台詞，將會取字當時寫下的文字記錄：審判手稿、報紙報導，還有殖民當局所保存的通訊刊物。它們將彰顯許多關於「英屬馬來亞」（British Malaya）的殖民心態，但是，我們也會看見後殖民的現實，在此中英語不再是教育的媒介：日不落王國旗也被馬來西亞國旗所取代，諸如此類。

今天「說」這些台詞的人員，可能的話，會是今日學校的學生與老師。很可能它會以一系列的「推論失效」（non sequitur）作結。因為它只是一種「表演」，因此，它也不符合一部傳統紀錄片的資格。我完全不知道這部片會拍成什麼模樣，我想到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的舞台性（staginess）或者阿比查邦《正午顯影》（Mysterious Object at Noon）裡泰國村民的演繹（acting out）。這種過去／現在、殖民／後殖民的並置，或許會創造某些有力的時刻。

馬來西亞的猶太人

每當提到猶太人，某些我們（在這裡指馬來西亞的馬來人）的宗教政治領袖一成不變地用一種歇斯底里的偏執狂形象來餵養馬來西亞的馬來穆斯林族群。在清真寺的喚拜和在電視新聞上，關於「猶太人分化穆斯林的陰謀」的說法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被指控的包含了從抽煙到娛樂產業的一切對象。諷刺的是（或許一點也不為過的），絕大多數的馬來穆斯林終其一生都從未具名地認識一個猶太人。

猶太人成為一個方便開脫的萬惡之源，用來轉移關注領導階層的道德與政治缺陷的悠悠之口。每當以色列慘忍地攻擊巴勒斯坦人，隨即變成另一回合煽動反猶太言論的訊號彈；這種做法不只限於一個政黨。其中一位反猶太最給力的公眾人物，就是前任首相馬哈迪．穆罕默德（Dr. Mahathir Mohamad），然而，那些反對黨派，特別是那些標榜自身的伊斯蘭正統性，往往也是如此。

Elia Sulaiman, Divine Intervention (2001)

反猶太的宣傳品像是《錫安長老會紀要》以及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國際猶太人》在某些主流書店陳列在明顯的位置上，與此同時，反對（純種）錫安主義的猶太思想家卻很少人聽說。

這部紀錄片的提案是組織一群演員，在假日假扮成一票猶太長老。基本上從來沒有人這麼做過，他們會去最保守的馬來穆斯林地區，我們會鏡頭記錄人們的反應。每一名拉比都會配置一台攝錄影機（如同一名熱情的觀光客），用來拍攝他跟路人的互動 。坦白說，這計劃可能有點類似整人節目。但是它可預見的荒謬性，或許反而創造了某種崇高的時刻—就像巴勒斯坦導演伊利亞．蘇萊曼的電影《妙想天開》（Divine Intervention，2001）開場那個耶誕老公公被追趕的一幕。

我並不確定自己會拍上面說的任何一部。就像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名作《十日談》（The Decameron）結局，或許可換成這樣的說法：

「假如你可以做做白日夢，為何要把它拍成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