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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十幾年來，國際藝術文化組織對於氣候變遷與永續議題的參與度有明顯擴張的現象。在歐洲，著眼氣候變遷更是成了前仆後繼的潮流。追根究柢，是因1990年代起，民間社會在探索環境永續上開始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而近年來，藝術家與文化工作者作為社會改變的催化劑，這樣的角色放在生態環境的脈絡下，便再也自然不過的生根。
從「締約國會議」看藝術的場外力量
另一個現實是，環境議題的全球對話常掌握在政黨、政治與正統意識型態之下。2009年的COP 15（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簡稱；在此指的是1995年起每年舉辦的「氣候變遷框架條約締約國會議」）會議被視為極大的失敗，只見各個強權國家在談判桌上的博弈，不見有效的溝通與共識。反倒是門外有揮舞著「人民的氣候高峰會」旗幟的Klimaforum (註1)，藉著民間組織串接凝聚，推出多場公開辯論與文化活動。藝術與民間社會站在一起，試圖解開國族主義的枷鎖，在確保著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指稱的「個體多樣性」完好的前提下，鼓舞著超國家的團結。
6年後，搶在COP21於巴黎舉辦前，由「法韋爾角」（Cape Farewell）(註2)與COAL(註3)策動了ARTCOP 21，這一場關注氣候變遷的全球文化盛會，串聯了54個國家，推出近六百場藝文活動，讓民眾透過參與，理解氣候變遷是屬於全民的議題。
這幾場隨著COP起舞的嘉年華，依循著輕盈的公眾美學，開闢出龐大規模與影響的廣度。而真的透過藝術批判的擲地有聲的，當屬德國表演團隊「黎米尼報告」（Rimini Protokoll）同年推出的作品〈世界氣候變遷會議〉（The World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觀眾在輝煌的劇院裡化身為196個聯合國氣候高峰會的代表，一會坐在權力的寶座，握著讓人血脈賁張的籌碼，一會又在物理、天文等科學家的帶領下，成為探訪員觀看他國處境，像是非洲的代表們躺在炙熱的強光下，海島國家們則描繪著即將滅頂的家園。最後，觀眾回到劇院，準備投下手中那張可以改變整個世界的一票。Rimini Protokoll表示：「氣候變遷的原因都是關乎事實，但當要討論行動的選項時則是關乎於價值。」(註4)藝術在此做的，不就是把政治協商與環境正義之間，那讓人不忍直視的黑暗溝渠，搬到表演的舞台，然後重重的放下？
由五月訪台的學者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一手操刀的〈協商劇場〉（The Theater of Negotiations (Make it Work)）層次更為不同。被他請上舞台的是兩百多名巴黎政治大學政治藝術學院的學生，在觀眾面前扮演參與COP21的41位代表。這場戲劇意不在於模仿政治角力，而是重在「溝通」的實驗與學習。拉圖爾相信，國際氣候會議的失敗與延遲，問題正出在「代表」—代表一個既有的問題，與既有的聯合國形式（共有的地球議題，卻分國家解決），而「代表」正是戲劇演繹的核心。因此，當這批未來的政治藝術菁英們的協商過程被戲劇化的同時，便也達到去戲劇化的效果了。揉合了政治、外交、科學與藝術創意的向度，這場漫長的攻防，或許終可望找到一個共有之地。
文化在永續發展上的發言權
除了上述回應特定國際事件而生的藝術活動，也有更多出自對環境關懷的藝術家自發性組織，以各具旨趣的精神與做法著眼關注的議題切面，直接付諸行動，並也能在需要時串聯、跨界合作，如聚合物般有機且彈性。而針對源自綠色運動，超越單一環境層面的永續議題在國際上的討論，則引發另一波藝文界的團結。「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詞源於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註5) 這時聰明的人類已經意識到環境的破壞對於經濟與社會發展上的影響。往後的這些年，這四個字除了充斥在各大國際會議中，在我們的生活中也早已成了看的見摸不著的陳腔濫調，又何能想見在這段期間內，文化界竟也加入這場渾沌—多個國際藝文組織奔走提倡文化納入永續發展的討論中 (註6)，爭取文化作為永續發展的第四支柱。
讓我們藉由爬梳歷史再次檢視「永續發展」這個國際政治產物，特別是其中的發展兩個字。二戰後，許多殖民地相繼爭取獨立建國，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型旋即被引入，其中包括或許與該國截然不同的價值系統─大肆開發自然資源、追求個人財富、鼓勵消費購買等等。Ambe J. Njoh在《非洲的傳統、文化與開發》（Traditi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書中指出，1950年代眾多非洲國家陸續獨立，國際導入的開發模式嚴格的限縮在經濟的框架，甚至將當地的文化傳統視為現代化的障礙，這種非A即B的內外對立做法反而導致非洲的「未開發」。
知名的南非劇作家Mike van Graan直截了當指出，是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造就今日的全球環境危機、氣候變遷，以及與自然、社區之關係斷裂，偏偏它藉著輝煌的殖民與現代化的矯飾說服全世界採用。在這個朝向進步的偉大進軍的路途中，柔軟的文化土壤上方被鋪了厚厚一層水泥磚，人道就像自然生態瀕危。(註7) 而在現行的永續脈絡中，人們即便意識到環境、社會與經濟的相互關聯，卻仍陷入發展的狹窄化約思考，欠缺對人類心靈更根源的了解。因此，藝術仍需持續的賣力嘶喊—科學帶動氣候與環境變遷在政治上的討論，藝術卻必須從另一個缺口進入人類的心靈與生活。
回望亞洲與台灣
擁有自省的能力是重要的。亞歐基金會於2011年提出的「Connect2Culture」會議報告中，提及永續的用字與討論，是奠基在西方階級式的分類與進步主義之上，並確立：
未來的討論將著重於「文化」作為永續發展的第四支柱，包括快樂、幸福、和諧與自我價值，這些價值在亞洲的傳統是非常重要的。(註8)
相較於排場總是浩浩蕩蕩的歐洲，亞洲缺少正式的泛亞洲文化網絡，因此，亞洲的文化界較難去推動藝術文化在氣候變遷與永續議題的發展。此外，亞洲團體相較之下多為小型，也較專注在當地的環境議題，與歐洲藝術家叫關注於抽象的全球性大議題有著根本的不同。例如，位於日惹的「永續學習中心」（Bumi Pemuda Rahayu）定期舉辦竹編日常用品工作坊，並致力推動鄰近地區以竹子取代木材、在地飲食等實踐。創辦人都市規劃專家暨建築師馬可‧庫蘇瑪魏賈亞（Marco Kusumawijaya）相信，環境永續的推動必須在社群的社會脈絡中落實，並從社區的小單位逐步擴張。這亦是面對著後殖民的「國家化」與伴隨而來的都市發展與公共財的重新劃分，對本土社區造成的衝擊，從國家與社區單位的雙向思考交換，所發展出的創意共好方案。(註9)
鏡頭最後拉回台灣，彷彿與所有的國際熱門議題隔絕，如同一座化外之島的台灣，錯過了什麼？不屬於聯合國等級組織，無法參與那無數的高峰會、交流與研究活動，無法亦步亦趨的跟隨著這個大議題起舞，我們是否該安於從生活的切身議題著手，將「世界邊緣」的劣勢，轉化為「世外桃源」的優勢？我們如何鋪展自己的舞台，並不只是徒留空響的登高一呼；藝術的能量如何超越短期的政治目的，鼓動長期的（集體）行為改變？面對無論是環境、社會都以加速度朝向災難駛去的世界，這些問題都是身為人類，特別是身為藝術工作者不可迴避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