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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artb是我從2016年5月13日起在哥打峇魯（Kota Bharu）營業的一家非主流書店，我用「非主流」一詞是因為吉蘭丹已有很多書店，但他們賣書的對象幾乎都是學生。這讓我開始思考哥打峇魯現在還缺什麼。而在書和讀者、書和大眾之間的關係，應該比那樣更親密才對。非主流是表示，我們隨著更多活動一起移動，而這些活動是由大眾所推動。對Kitartb來說，Kalam (註1) 是支援團隊。假如Kitartb是一間房屋，Kalam就是裡面的住戶。表面上來看，我是書店的營運者，Kalam則在背後支持。
請為我們推薦幾本書？
我介紹的第一本書是《交換故事（Titih；根源之意）》。因為它是由我們共同完成，並由「Kitartb Ink」出版。「Kitartb Ink」是我們自己出書的品牌，在Kalam的努力下，我們編了《交換故事》，這是一本非小說。它能很快告訴外地人關於吉蘭丹的事，關於我們的文化、歷史、人物，我們對吉蘭丹的感受，那些是它想強調的東西。
另一本是我很喜歡的書—應該算是兩本書—我找尋一段時間了。我剛回哥打峇魯開書店時，就想要找到這兩本書。沒有它們，作為一個哥打峇魯人是不完整的。它們的作者都是由吉蘭丹的重要人物，也都談到關於他們各自的歷史。
首先是《哥打峇魯茉莉》（Melati Kota Bharu），讀過它就會認識吉蘭丹的1940年代。當時蘇丹和皇室習俗的影響非常強，作者阿布杜卡迪阿達比（Abdul Kadir Adabi）試圖對抗這種矛盾。他拒絕服從宮廷禮俗，內容是關於皇室的後裔，茉莉，愛上一位平民—可能是阿布杜卡迪阿達比。我發現本書所用的語言非常有趣，使我感覺不像在讀1940年代的故事。它非常現代化，我找不到任何難讀的詞，彷彿才剛過去不久。
《哥打峇魯茉莉》的章節是分開寫的。全書在《智慧》（Al-Hikmah）雜誌分篇發表，後來才被《哥打峇鲁人》（Orang Kota Bharu）作者合併在一本裡。《哥打峇鲁人》作者是S.歐特曼吉蘭丹（S. Othman Kelantan）。由於書寫背景設定在1940年代，而《哥打峇鲁人》設定1960到70年代，這段時期正好是政治巨變前。如今吉蘭丹執政黨是馬來西亞伊斯蘭黨（Parti Islam Se-Malaysia，簡稱PAS）。在PAS執政前的1960到70年代，吉蘭丹仍在晦暗期。儘管如此，S.歐特曼吉蘭丹都寫下來了。假如我們想知道它比現在的吉蘭丹更令人振奮的一面，也應該讀《哥打峇鲁人》，那時哥打峇魯什麼都有。
最後是《吉蘭丹馬來人的文化習俗（Adat Resam Melayu Kelantan）》，因為我不用再花二、三十年去了解即使現在不熟悉的習俗。關於接生、建造屋舍的傳統，像樓梯要蓋多少階。當我翻閱它時，它使我感覺自己仍然像個馬來人—即作為一個馬來人應該知道的一切，以上是我的推薦書單。
開這家書店是「天意注定」（takdir tuhan）(註2)？如何賦予它視覺形象？
Takdir指天意，只有在我們做了某事以後才理解它是注定。我在談Kitartb時提到「天意注定」，是因為我相信如此。
我在前公司工作了三年，最後一年，我感覺很虛弱。我力求表現，但薪水沒有起色，老闆還是對我大吼。那一年我更常回哥打峇魯，感覺應該拋下在吉隆坡的自己。直到2015年12月。某天父親坐在長椅上。我們從未彼此親近，我說我想做些新的工作，他問我什麼事？「我想賣書，」答案幾乎自動出現，甚至不假思索脫口。父親問賣書如何生存？但我告訴他會沒事的。離開時，父親傳簡訊要我再想一想。父親擔心賣書不能賺錢支撐家計。但我受不了我的工作了，公司也不需要我，我在24小時內做出決定，寫了辭職信放在老闆桌上，並和每個人道別，騎著機車回到哥打峇魯。
我真的要開一家書店嗎？我沒有足夠的錢，還剩一些薪水當作創業基金。那時候我沒有想到店名，也不知道怎樣賣書、行銷或其他，我只知道要開一家店。命中注定這個空間主人在找人承租，我打一通電話給吉隆坡的朋友，要他們寄給我開店用的一些書。我們先從兩三家出版社開始賣，開店以後再慢慢想。
如何視覺化「神的旨意」？我想店名也已注定好。我以土耳其元素決定這這店名，結合「藝術」（art）而形成「Kitartb」（Kitab意思是「書」），也是天意。名字對我非常重要。我們為一件事物命名後，就不能叫別的名字。你是佛教徒，你有你的書。我的宗教裡也有我的書，它就是我們的指引。當我們感覺失落，就會回歸這些書。我不知道這名字能維持多久，那是天意。事實上你無法將它視覺化。但我知道Kitarb就是天意。假如我對任何事有疑問，答案都在《Luh Mahfuz》這本書。神賜予《Luh Mahfuz》的名字。我不確定作為一本書的實質狀態，但我們稱它《Luh Mahfuz》(註3)。意思是注定好了，寫好了。
在相信必須與書店共存以後，我說服自己，也取信他人。讓我相信的轉機是，當朋友也相信這是哥打峇魯所需的。Kitartb是我們重振閱讀與書寫精神的方法，也是關於如何創造友誼和哥打峇魯的和諧。
「少糖的咖啡牛奶，加糖」和《交換故事》如何作為連結人們的工具？
「咖啡牛奶（Kopi susu）」是我小時候常聽的歌。開店前三個月，我還在想何謂天意。我花了三、四個月定下來，並問自己要怎麼前進？有天我在和一個剛從澳洲回國的朋友聚會結束。她說：「你不能只賣書，你必須吸引大眾上門。你的書店與其他書店有何不同？其他人也賣書。除了賣書以外還有什麼不同？」
朋友建議我辦活動。一首1960年代朗朗上口的歌「咖啡牛奶」闖進我的腦中，「少糖的咖啡牛奶，加糖」。咖啡牛奶已經有糖，為何還要加？這表示你煮的咖啡還少什麼。哥打峇魯就像咖啡牛奶，有自己的生活，但仍少了一些滋味。我們第一次聚會後。我將咖啡時段名為「Diskopi」，強調「少糖的咖啡牛奶，加糖」。變成一個聚會的起點。我們五個人只有阿蒂卡（Atikah）了解我說什麼。或許她在檳城喝過好咖啡，所以她能理解。我們需要活動，也需要一本書來捕捉1940年代後、1990年代直到2000以後，那正是Diskopi的目標。從那以後，透過Diskopi，我也組織了Kalam。
「少糖的咖啡牛奶，加糖」是被遺忘的文化。Kalam談到文化被政治埋沒。《哥打峇鲁人》和卡迪阿達比也提到這點。在1940年代，文化聚焦在皇室，而在1970年代，文化已被政治挾持。仄茜蒂旺根邦（Cik Siti Wan Kembang）(註4) 有一句話：
那時這塊土地沒有竊盜，沒有爭鬥，因為每個人忙著玩陀螺（gasing）和風箏（wau）。
當我在說「必須忙於文化」時，我們就不會涉入其他事。這表示我們不需停止文化。就算領導一個伊斯蘭黨，也不需要中斷地方文化。文化是我們的咖啡，我們不能讓它淡然無味，因為那是我們的生活。
《交換故事》這本小誌和剛剛提到的「牛奶咖啡」一樣命定。我們怎樣讓咖啡再甜起來？需要糖。這不是在商店買的普通的糖，而是加在文化裡的糖。在我們決定用這個詞之前，我們花了三、四個月發想最適合的名稱。在那之前只有做小誌的計劃，當時還不確定我們的目標讀者以及如何開始，於是提了三個吉蘭丹常用的字彙。
自從我到家鄉「根源」（titih）一直在我腦海裡。她是我們想加在這杯咖啡裡的糖。《交換故事》談到文化，假如我要寫小說，會談到所有被政治隱蔽的，失去的文化。但我無法獨自完成，需要更多人。因為別人也想說說他們的文化。這是我們的文章，在歷史、故鄉、村鎮裡不為人們所知的地方主角。當他分享時別人也會認識它。這些會重振吉蘭丹的活力。「棚屋」（wakaf；封面的圖）是老一輩說故事的方法，那時我們多的是棚屋，它通常搭建在某個特定安排的角落，例如靠近一個路口的四角。「我們今晚在哪見面？」「在棚屋碰面吧。」它變成人們的避風港，也是分享故事的場所。「你去麥加朝聖過？」「你剛從學院回來？」事情就像這樣。
我拍了一張棚屋的照片，它使這本書齊全了，我們要呈現它從何處開展。根源的觀念很像棚屋，設計者納奈耶（Nasaie），我要他設計一座棚屋。第一冊偏向歷史。關於我們從哪裡來，因為它是尋找根源的故事。未來或許就不再用這個字。《交換故事》不會談到20、30年後要發生的事，但會發展不同標題、書冊。我們可以再做第二、三冊。通過這種合作，會有一個更和諧的吉蘭丹，讓人們愛上寫和讀。這就是我直到今天在腦海裡想建設的未來。
此時，哥打峇魯是「伊斯蘭城」（Bandar Raya Islam，BRI）。我想讓「BRI」變成「BRL」，一座文學之城（Bandar Raya Literasi），蘊含文學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