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某項「主義（-ism）」之其中一位發起者對該主義進行了真實性驗證。

不是每位藝術家所屬的世代，都能幸運的處於見證新科技誕生時間點，而此新科技更有著使這個世界與其通訊方式、經濟、政治和藝術產生重大變革的潛力。1990年代初期，理解到即將發生改變的年輕藝術家，別無選擇的投入使用新科技的藝術創作，溜進現代網路連結的兔子洞內，將表層的電腦螢幕拋在腦後，這些藝術家在操作程式符碼和通訊協定之中，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奇妙的新領域，他們藝術作品的真實和美感在此新領域中，有很大一部份是虛構的；這個圈內盛行的乖張氛圍吸引了不少志同道合的開拓者，幾年之內，網路藝術的整體生態系統便進駐了10年前科幻小說作家所謂的「網路空間（cyberspace）」，對此棲息地而言，網路藝術是全新的事物，其脫離物質世界─包含事物實體─限制的（顯著）能力，驅使女性藝術家嘗試建立新的女性主義烏托邦，並對使用數位網路的新策略進行試驗，這些第一波網路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和數位網路媒體之間有某種內在的親緣性，而開始藉由新科技相互串連以改變父權體制。

Screen capture from Janine Sack, "Processing Cyberfeminism 1999" http://www.obn.org/obn_pro/video/content.html; courtesy of the OBN archive

詞源

我於1998年撰寫的第一篇關於網路女性主義的文章〈網路女性主義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Cyberfeminism），以該句做為結尾：「創造屬於你的網路女性主義，你會發現其真相。」（Create your own Cyberfeminism, and you will find out the truth about it.）老男孩網絡（Old Boys Network，OBN）為1997年創立的網路女性主義聯盟，成立初期的聯盟主旨便採用此說法，試圖避免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促使人們以自己的想法，即「主義（-ism）」能夠是何種走向、應該是何種走向，來填補該詞的意義。

這項由當時為人熟悉並談論的概念（「女性主義，feminism」），與某種相對模糊的概念（「網路／賽伯，cyber」）所構成的組合是具有策略性的：該詞彙試圖使某些人感到惱怒並喚起其好奇心，因此開啟了思考與行動的新空間；兩者的結合也將「女性主義」由其嚴格的政治理念中解放，使其能夠自由的與如模控學（cybernetics）等的觀念，以及其他相關的概念，主要是網路空間和網路龐克（cyberpunk）字面上的概念相連結─這些概念在當時皆不必然或不被認為與性別議題有所關聯（雖然網路龐克有性別刻板印象之特質和美學的傾向）。網路女性主義試圖召喚具有逾越性的網路建構、前衛但無包袱之政治，以及最重要的，女性對數位科技的挪用─以及此種傾向的適當性。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網路女性主義」一詞為許多不同的提倡者所用，有時理念上也有諸多矛盾；沒有單一的定義可涵蓋網路女性主義一詞所有的用法，而這些用法也無法應用於具明確目標或代表性美學風格的共同政治理念，但這正是該詞之優點：只要我們能使專有名詞的意義開放且多元，便能在女性主義政治、藝術和科技的前緣創造實驗性的新領域。我認為「網路女性主義」不是已經存在的事物，而是需要被創造的事物，它提供了我們的藝術創作實驗室動能，並使我們能夠在網路的時代重新思考女性主義，而不是毫無主張。

然而，在我們的團體─由一群女性鬆散組成的老男孩網絡─能開始藉由這項具生產性的觀念中應用該名詞前，必須自該詞表面上的發明者之處挪用該詞：即澳洲的藝術團體VNS Matrix和英國的文化理論家莎迪‧普蘭特（Sadie Plant），普蘭特是在其著作《零與一：數位女性和新科技文化（Zeros and Ones – Digital Women and the New Technoculture，1997）》中使用該詞。我們在此將不會詳細回顧雙方使用該詞的方法；VNS 母體和普蘭特的共同之處是，很大程度上為科技決定論的觀點，認為數位網路科技的基本特性和「女性」有特殊的連結；普蘭特所闡述的是本質論的方法，其認為藉由點擊滑鼠，新的社會便將實質上出現，而VNS 母體所噴湧出關於女性身體和女性身體與網路空間之連結性的詩意創作，則顯然如玩笑般不正經。然而雙方所做的努力卻將數位社會女性化了；VNS企圖以血、黏液、陰部和瘋狂─令人恐懼的象徵性介入，汙染屬於男性的科技，此種介入運用了混亂的力量，褻瀆新科技是「男孩玩具」的神話；相對的，普蘭特的書寫則側重於將女性銘刻於科技歷史之中。當然，許多女性同時受到普蘭特和VNS 母體觀念的啟發：雙方皆提供了不同於傳統意識形態─將科技歸類為男性，自然歸類為女性─的另類觀點。由此觀之，早期網路女性主義的轉向具有賦予後來者力量的影響，但其本質論的傾向則限制了自身藝術和政治的潛力。

我最初從事網路女性主義相關的創作，主要的興趣是藉由「網路女性主義」一詞的模糊性，甚至其解放出的矛盾關聯性，對該詞能夠活化人群的特定潛能進行實驗。我特別受到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著作，《賽伯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985）》的啟發，這位生物學家和科學理論家所採取的是反本質論的態度，不再使用二分法的分類，如男人／女人、人類／機械，以及形而下／形而上等的區別，將賽伯格（cyborg）的形體做為概念上的工具，重新思考技術性科學時代之女性主義社會主義政治。「賽伯格」是「模控有機體（cybernetic organism）」一詞在英文中的簡稱，意指具有人造物之肉身存在，該詞同時也暴露出主體性的集體性質─以及內在相互連結性的政治。賽伯格既不屬於自然也不屬於機械，既非個人也非集體，既非男性也非女性，因此，如同卡琳‧哈拉瑟爾（Karin Harrasser）於2011年所提出的觀點：賽伯格的存在超過身體所有部分的總和，能夠產生社會與政治實踐的新形式。賽伯格促成了早期在網路條件下對主體性的重新思考，並可視為如分散的自我（the distributed self），或格拉爾德‧勞尼赫（Gerald Raunig）近來談論的「可分割的人（Dividuum）」等概念的先河。

哈洛威不試圖重建一些20世紀的女性主義行動團體所擁抱的，患有科技恐懼症的烏托邦典範，而是主張先天能動性的流通，藉此在網路連結、資訊化、微型化和生命政治與資訊政治交織的典範中，重新創造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政治。賽伯格以革命性的方式，引領這類利用具反抗性的另類潛能所進行的批判性探索：拒絕否定被視為是純粹父權、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力量，最終注定會摧毀地球，剝削和異化人類的科技。賽伯格的隱喻雖已產生不少後人類的觀點，但對老男孩網絡而言，在我們對超越諸多傳統女性主義意識形態之新組織形式和新能動性形式所做的實驗上，它提供了相當重要的參照點。

“the mode is the message- the code is the collective”
「模式即訊息─符碼即共同體」

老男孩網絡

老男孩網絡的活躍時期為1997年至2001年間，是第一個國際網路女性主義聯盟，其為混雜而自我組織之結構─介於具連繫網絡之藝術團體與虛構共同體之間的某種組合。OBN安排網路與非網路的通訊機會，提供網路上多種關於性別的不同方法論與論述基礎結構，我們的任務是運用「網路女性主義」一詞的潛能，喚起來自不同職業、社會背景和世代，以及具有不同政治、藝術和科技傾向的女性參與其中。為達到這個目的，OBN創造了個別概念與實踐可相遇和相互討論的環境，形成一種建構中的脈絡；我們舉辦了三場國際研討會─兩場在德國，一場在荷蘭─並出版了內容包含眾多OBN成員發表之論文的會議論文集，透過這些活動，老男孩網絡涵納了180位女性，她們皆為積極參與者，每位各自有對網路女性主義的詮釋，以及對網路女性主義能夠為何種走向、應該為何種走向提出之建議。

老男孩網絡所持概念之基礎，為網路女性主義意圖使人惱怒和難以掌握的策略。其網絡可視為某種政治動員的原動力、自立自強的團體、科技狂熱者提供的／提供科技狂熱者的服務、女性主義的工作小組或藝術計畫、哲學的沉思或一部小說；聯盟曖昧不明的特質實際上則成為其力量，促使人們進行沉思，並創造了吸引潛在參與者的神話，而這些參與者則能夠將自己個人的企圖心，投射在OBN可能的走向上。其所產生的包容性賦予了OBN某種觀念，即OBN將會成為涵納真正差異性的所在，而不幸的是，這個目標難以持續，在不同派系爭取支配權的野心下，各個派系努力的消除計畫刻意維持的複雜性，迫使單一概念化的網路女性主義產生。五年後，我們為對應這種情況執行了緊急計畫─共同中止OBN的系統，以保全其核心概念。

做為計畫的共同創辦者，該計畫刺激我創造出「真實」和虛構的空間與情境，我可以在其中檢驗實驗性的反本質論政治，並對傳統和另類體制進行批判。OBN做為差異政治和反組織建構之專業人士的實驗室，有處理（甚至是鼓勵）矛盾的義務。新科技和對於新科技的狂喜不但激發了對新女性主義的追尋，也提供了建立像OBN這類混雜結構體的機會與平台。

OBN的口號，「模式即訊息─符碼即共同體」，表明了我們在計畫過程中所著重的部份，以及我們對權力結構的警覺。我們的機構歸屬是暫時性且寄居的，我們的生產方式是共同且自發的，參與者依據個人自身的倡議參與計畫，而計畫則歡迎每位稱自己為女人的人參與。在這層概念上，我所從事之創作的架構和體現，構成了我對網路女性主義在藝術上的貢獻，也反映出了我自身版本的網路女性主義，亦即，使網路女性主義結構的形成，以及該結構的共同建立與維持能夠實現，並予以支持。

「後網路（post-Internet）」藝術家以幻滅做為起點。他們對科技在形式上的創新不感興趣，同樣的，批判性與政治性的思考也似乎已退流行。

“post-Internet” artists take disillusionment as a starting point. Technology-based formal innovations are of no interest to them; likewise, crit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seem to have gone out of fashion.
「後網路」藝術家以幻滅做為起點。他們對科技在形式上的創新不感興趣，同樣的，批判性與政治性的思考也似乎已退流行。

「後網路」

礙於篇幅，本文無法由2015年這個時間的制高點上，完整評價網路女性主義的成就、OBN之理想的有效性、實驗性女性主義政治中，網路的歷史意義與後續扮演的角色，或是可供目前正興起之女性藝術家世代使用的策略，但還是能概述可能對後續討論有所助益的一些說法。

數位網路科技無疑釋放了一場革命，而現在一切都與1990年代早期有所不同：政治、經濟、通訊和文化生產皆根本上的改變了。但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環境並非大部份網路文化之開拓者所想像的，網際網路成為新自由主義治理的主要代理人，並藉由進行鋪天蓋地的監視，將難以想像的力量賦予企業之控管與國家之情報活動。由於科技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其背後的力量，批判的嘗試─因無法發展替代性的方法─瀰漫著徒勞無益的氛圍；2013年於雪梨舉辦之國際電子藝術研討會（ISEA）的格言，挪用了星際爭霸戰（Star Trek）博格人（Borg）的話：「反抗是徒勞無益的（Resistance is futile）」，具挑釁意味的反映了這項時代精神。每天餵養我們大腦的政治敘述即沒有替代性的方法。而這又對批判藝術和文化生產有何意義呢？

被歸類於「後網路」旗幟下的新一代藝術家顯然在反烏托邦中怡然自得，以後人類的策略，如諷刺和過於肯定的方式進行回應。不像網路藝術的開拓者─受到好奇心、科技的獨創性，以及某些程度的烏托邦主義政治思維對體制之批判所驅使─「後網路」藝術家以幻滅做為起點。他們對科技在形式上的創新不感興趣，同樣的，批判性與政治性的思考也似乎已退流行。無所不在的網路所孕育出的文化現象取而代之，成為傳統藝術作品以外其他形式藝術的內容與材料，無論是二維藝術或雕塑藝術、裝置藝術、錄像藝術或表演藝術。總是被數位文化技術，以及其與市場需求間之矛盾所煩惱的藝術界，開始正面評價此種藝術走向，並獲得這些藝術家的熱切回應。

除了利用與濫用網路做為集中累積經濟與政治實力的工具外，無所不在的網路科技也產生大規模的文化技術實踐，這類實踐事實上與網路所促成的經濟化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化發展並不一致。如維基百科（Wikipedia）之類的計畫與免費軟體之類的現象，體現了數位網路科技的解放性潛能，這些計畫與現象強調合作與分享，將其視為掌握社會與政治創新關鍵的文化實踐復興。集體生產和集體資源管理的「共享物（commons）」觀念日益流行，使得自決和永續生活的新烏托邦興起─在網路上或網路以外。當代女性主義政治和藝術生產可藉由思考此種轉變重新定位自身。

維基解密（Wikileaks）和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指標性的活動，也說明了使用科技的技巧在從事革命性活動上是至關重要的，他們的活動說明科技自身可被操控的脆弱性，也強調在監視和新自由主義政治目的的背後，相同的科技恰恰有推動反抗行動的能力；即使是最草率的真實性驗證也顯示，通訊科技領域中的女性主義和解放運動絕對不會是累贅。持續干擾科技發展的性別問題仍有待大力解決，數據顯示從事IT和軟體開發的女性比例，實際上自1980年代便開始減少，免費軟體、駭客和開放資源內容─包括維基百科─等計畫的積極參與者中，女性的比例據估計降低至2%與8%之間，這些統計數據表示，第一代網路女性主義者鼓勵女性對科技進行的挪用並未發生；近年來圍繞性別歧視和厭女主義的爭議在電玩文化（misogyny）中層出不窮，在對女性主義媒體研究學者，安妮塔‧薩奇西恩（Anita Sarkeesian）的嚴厲攻擊中達到頂點，進一步證明了這項令人難過的事實。早期網路女性主義的理想雖在「後網路」的脈絡中或許已顯過時，但這些理想在現在比以往更為重要；網路女性主義做為專有名詞和共同體，確實留下少量遺產：它提供了女性在政治和批判概念上的模範，將科技能力做為自身解放策略之一部分，也因此對女性培力有實際上的貢獻。近年來網路女性主義研究協會，深度實驗室（Deep Lab）所從事的工作為持續培養早期網路女性主義所種下的種子：其倡議聚集了藝術家、資訊設計師、數據科學家、工程師、駭客等，共同批判性地評核數據聚合（data aggregation）的用途與文化。可以確定的是，對個人事業或科技理解能力的追求是不夠的：網路女性主義做為專有名詞和共同體，能夠並必須使女性聯合起來，激發與發展具創意和批判性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