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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參與」（participation）及「協作」（collaboration）在當代藝術實踐中是一個備受關注的概念，而在馬來西亞的語境裡，這兩個概念體現為一個傳統的號召：「gotong-royong」。「Gotong-royong」的字面意思大致為「幾個人一起搬運東西」，引伸意義為「在共同利益下的互相合作」，其實踐在馬來群島有著久遠的歷史，但是隨著現代發展的影響，它在傳統社會中已日漸式微。
然而，伴隨著馬來西亞民間社會運動的發展，「gotong-royong」近年漸見於一些自發的藝術行動和社區運動中。於此，它既是一種傳統風俗的召喚，同時也顯示其當代語境下的嶄新詮釋。本文透過對「gotong-royong」的歷史梳理探討這概念在不同語境下所產生的政治能動性，及至其實踐如何被體制吸納和利用。
何謂 「Gotong-royong」？
「Gotong-royong」在馬來群島有著久遠的歷史，其實踐最早可追溯自公元8世紀到11世紀期間的「馬打蘭王國」（Mararam Kuno）及於13世紀末至15世紀的「滿者伯夷王朝」（Majapahit）（Muryanti 2014：66）。不過，有關「gotong-royong」的文字記載則晚至1920年代才出現在一位荷蘭學者撰寫的農業出版中。在這之前，這詞從未出現在古籍或地方誌裡（Kobayashi 2007：9）。據人類學家John Bowen的考究，「gotong-royong」這詞源自爪哇文的「ngotong」及韻律詞 「royong」， 其字面意思是「幾個人一同搬運東西」，引伸意思為「在共同利益下的互相合作」（Bowen 1986：546）。它常見於馬來群島的傳統社會，至今在鄉郊地區仍有保留一定程度的實踐。此一互惠習俗常見於播種和收割的季節，當農村需要大量勞動力，這時村裡具聲望和地位的人便會以「gotong-royong」作為號召，邀請村民及親友前來幫忙。此外，「gotong-royong」也見於共同籌備節慶儀式，如婚禮、割禮、葬禮，以及掃墓、籌備宴會等。值得注意的是，「gotong-royong」的互惠行為並不限於血緣聯繫，而是由村民的歸屬感及主動性維持。當勞動結束後，農場主人或節慶儀式的主人家通常會以食物、農作物或提供娛樂節目等作為回報，但這過程並不牽涉金錢報酬，其合作亦不涉及契約關係。
因此，正如印尼人類學家Koentjaraningrat所指，「gotong-royong」是「社群間的協作」，通常出自「一種自發的態度…及為共同利益付出的意願」（2009：13） 。美國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則指出這種互惠互助並非因為意識形態的相近，更多是基於地緣上的連結（1965：148) 。對於欠缺社會資本的村民而言，他們相信其付出在未來可帶來回報，如他日當自己有需要時，同伴亦會提供相應的幫助。所以，Bowen以此說明「gotong-royong」為何在農村社會及鄉郊地區比較普遍，因為這些地方普遍存在一種「個人對社群約定俗成的義務感」（1986：545） 。這呼應另一位印尼學者Muryanti則指出「gotong-royong」和「tolong-menolong」（互相幫助）之間的差別，她認為前者的動機源自集體利益，而「tolong-menolong」則較多從個人利益層面考慮（2007：2）。
此外，有論者指出，伊斯蘭教教義在鼓吹「gotong-royong」的互惠精神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攏統來說雖然「gotong-royong」是一個馬來詞彙，但它的應用並不限於穆斯林或馬來社群。事實上，「gotong-royong」被馬來群島的各族人民廣泛使用，如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汶萊，特別是在城市化以前的鄉郊偏遠地區（Chia 2013）。總括而言，雖然「gotong-royong」的指涉範圍相當廣泛，它普遍被理解為一種源自傳統的互惠實踐。
義務或強迫？「Gotong-royong」的不同類型
在Koentjaraningrat的田野研究中，他根據村民的動機和態度、參與的方式、參與者和主辦方的交情以及所得到的回報等，整理出七種類型的「gotong-royong」。值得一提的是，每一種「gotong-royong」在當地的語言中都有其專屬的名字，如「tetulung」、「gugur gunung」、「ndjurung」、「rerukunan」、「sambatan」、「grojogan」、「keringan」等 (註2)，這意味著每一種互惠實踐對於本地人來說都有細微差別，即便他們一般上都被統稱為「gotong-royong」（1961）。
Bowen則將複雜的互惠實踐分為三大種類：（一）個體間的等值「勞動交換」；（二）建立於對家庭或對社群上的義務「互惠行為」；（三）附屬於政治體制下的「社會動員」（1986：547- 548)。在此，第一和第二類的「gotong-royong」是出自個體的意願，並以互惠的形式存在；但第三類則並非出自於自發，而是當權者動員民眾的口號，如在地方官員的強制指令下修建公路，因此Bowen把這種「gotong-royong」比喻為「苦差」（corvée）。
另一邊廂，日本社會學家小林和夫（Kazuo Kobayashi）借用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來說明「gotong-royong」如何被當權者賦予意義並加以制度化，藉以支持和合理化他們的管治（2007）。簡而言之，當「gotong-royong」在地方層級以自發組織的形式進行時，其權力關係比較單純，但當「gotong-royong」成為「由上而下」的政策或強制指令時，它則淪為一種變相的強制勞動。
殖民統治下的脈絡
在印尼村落裡，許多的社區建設都是由村民共同完成，例如維修公共設施、修建教堂及學校。這種形式的「gotong-royong」也被稱為「kerdja bakti」（志願工作），它除了被地方領導應用，並於荷蘭殖民時期與日據時代普及起來。
在1830至1870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以「kerdja bakti」之名引進了「強迫種植制度」（Culture System），逼使拖欠荷蘭政府土地稅的農民改種經濟作物，隨後強迫農民以低價出售農產品於「尼德蘭貿易公司」（Nederlandsche Handel-Maatchaappij）進行出口貿易。(註3) 就這樣一般的農民就此被捲入生產鏈中，為利益階層服務。當時，村民的勞動不一定會得到金錢補償，一些情況是政府以修繕村落的設施作為回報，但往往都是微不足道。
1942年3月，當日軍佔領爪哇後，他們繼承了荷蘭政府的行政制度。當時的印尼是國際糧食供應國，然而在日軍佔領後，印尼的糧食生產量大幅下降，食物短缺的情形令人擔憂，因此日方推行「組制度」（Tonarigumi System），通過設立草根組織來管理及實施中央政策指令，進而達至提高糧食產量及管控食物消耗量的目標（Kobayashi 2007）。
在此，我們不禁疑問，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村民們義務地付出時間與勞動力去建立公共設施，甚至為殖民政權工作。除了歸咎成員為社群服務的意願，Koentjaraningrat試圖將其扣連印尼人對「習慣法」（adat）的信仰來解釋這個現象：
根據傳統「習慣法」的規條，村民有義務進行期段性的「kerdja bakti」，每年大概30至60天之間。當村長召集村民進行各類的社區項目或日常庶務時，包括為村長做事，村民都有義務服從。⋯參與「kerdja bakti」的村民會被賦予土地和受尊敬的地位⋯另外，根據1907年荷蘭人訂下的條例，唯有參與「kerdja bakti」的村民才符合資格參加領導人的投選。
如上所述，社會資本低的農民和村民必須透過參加「kerdja bakti」，來得到認可、尊重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回報，以維持他們與社群間的依附關係。弔詭的是，荷蘭及日本的殖民政權提出的勞役政策，不只侵犯了農民的權利，過程中還蓄意阻擾農民參與決策，把勞動力導向各自的議程中，而勞動者往往無法公平分享其成果。
國家獨立後的「Gotong-royong」
在引領國家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印尼總統蘇卡諾（Sukarno）把「建國五大原則」（Pancasila）濃縮為「gotong-royong」，它的目標在於把不同地域、宗教、語言和文化背景的人都團結在一起。隨後在1957年，蘇卡諾更把「gotong-royong」進一步推進為「引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的中心思想。他深信，自由民主制和議會制並不適用於分裂的印尼。他指出，在傳統村落中重要的決策，都是由地方首領帶領村民一同商議以達成共識；這樣的模式可移植到內閣中，即在總統的領導下與各黨派的代表進行商議，「互助人民代表會議」 (Dewan Perwakilan Rakyat Gotong Royong，DPR-GR) 因此誕生。
除了蘇卡諾之外，「gotong-royong」也被其他的印尼政治家所挪用。穆罕默德．納席爾（Mohammad Natsir）在擔任第五任首相時，一再強調「gotong-royong」對剷除封建制度和西方帝國主義的重要性。(註4) 而蘇哈托（Suharto）在1967年以軍事制度接管印尼後，透過動員「gotong-royong」在舉國上下推行義務勞動。較早前在2001年，蘇卡諾的女兒梅加瓦蒂．蘇加諾普特麗（Megawati Sukarnoputri）被推選為第五任的印尼總理 ，她將其內閣命名為「gotong-royong內閣」（Gotong-Royong Cabinet）。這些政治舉動看似開明甚至具有包容性，並且有利於人民的團結和權利的去中心化，但有別於「gotong-royong」在地方級別採取以商議得出共識的形式，它們都不是人民共同商議的產物。
馬來西亞「Gotong-royong」的演變
事實上，印尼的鄰國馬來西亞也存在變質的「gotong-royong」，如「馬來西亞志願者部隊」（Jabatan Sukarelawan Malaysia），即人稱「RELA」（自願）的國家志願者組織便是以「gotong-royong」為核心精神。「RELA」成立於1960年代馬來西亞的緊急狀態時期，其主要目的是防範共產黨組織，讓民眾互相監察，以維護社會安全。這組織隨馬共被邊緣化而衰落，但在1969年「五一三事件」後又再次復甦。(註5) 如今，「RELA」被賦予很大的權力，除了擁有與警察相近的地位，有的志願者甚至可擁有槍械。(註6) 志願者除了獲得免費的培訓、制服和食宿外，其培訓和差事也可獲得酬勞。在此，國家與志願者之間淪為一種僱傭關係，後者需要一定程度聽命於前者，而志願精神卻鮮少被強調。
另外，馬來西亞政府對「gotong-royong」的普遍運用，尤其在城市地區，與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有密不可分的關係。1975 年，東姑阿都拉曼首次成立「睦鄰計畫」（Rukun Tetangga）(註7)，這個計畫主要的目標不是推廣互助精神，而是鼓勵在地居民組成夜巡隊以確保地區安全。於是，這自發的傳統再次被轉由體制推動。
如今「gotong-royong」在當代社會仍相當普遍，但是部分實踐卻已經喪失其原有的意義。例如當政府通過「睦鄰計畫條例」（Peraturan-peraturan Rukun Tetangga）時 (註7)，這種源於互助精神的自發性狀態被轉化為一種「由上而下」的國家政策。在地居民或許沒有意願為社區服務，卻因各種原因不得不為之。(註8) 此外，當政府宣稱「睦鄰計畫」能確保社區安全，並期望藉此減低犯罪率，事實上政府亦能透過這措施減輕其財政負擔。(註9)
現時，一般民眾對「gotong-royong」的理解大都屬正面，特別是像印尼和馬來西亞這樣的多元文化與宗教的社會，「gotong-royong」是讓不同背景的人和諧共處的有效方案。然而，若仔細審視背後的權力操作，我們不得不承認它的限制。比如說，雖然蘇卡諾以他的口號成功讓印尼在二戰後迎來獨立，但他的「引導式民主」和其他相關政策，並沒有正視人民之間根本存在的差異。他的政策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實行，即便帶來了短暫的和平，社會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卻未曾被解決，緊隨而來的動亂便證實了該政策的失效。(註10)
蘇卡諾的策略與馬哈迪（Mahathir）在擔任第四任首相時所提出的「2020年宏願 」有異曲同工之妙。馬哈迪提出「馬來西亞人」（Bangsa Malaysia）的概念，這是一個專為多元社會打造的包容性政策，但他也漠視各族群之間根深蒂固的矛盾，並強化了族群政策的議程。2018年馬哈迪再次回歸政壇成為第七任首相，令人感到諷刺的是，馬來西亞的族群關係不但沒有被改善，而且更趨惡化。如上所述，我們經常看到「gotong-royong」被當權者用作社會動員，藉以構建民眾的共同價值，成爲應付族群關係和宗教等敏感課題的利器。
事實上，無論是蘇卡諾或是馬哈迪，我們可以明確地從這些領導者身上看見，他們必須建構一個中心思想以團結人民，迴避衝突來打造穩定的社會。這計畫在推動民眾的參與的層面很是有利，但同時也在加速事情惡化的可能，尤其當內在的衝突和懸殊的不平等未被正視，而卻只以口號式的團結及和睦之名粉飾太平。
結語
「Gotong-royong」原是來自地方層級、民眾自發的互惠習俗，後來卻為當權者所運用，被轉化成各種形式。當我們回顧殖民時期，殖民者以「gotong-royong」之名強制在印尼偏鄉地區實行「強迫種植制度」和「隣組制度」來作動員號召。很多時候，農民除了聽命於指令外亦別無他擇。
這互惠習俗首先被族長和村長所用，將人力導向建設社區；後來，一套結合傳統制度的現代治理手法被制訂，以促發民眾的自願付出。很多時候，當權者將民眾參與轉化為國家利益，但互助互惠的精神無法化解結構性的矛盾。更甚者，這套制度後來被改造到社會的認同建構工程，政客們以「gotong-royong」來團結民眾的單純意願，同時又是他們達成目標的捷徑。他們把「gotong-royong」從自發性的實踐轉化為官方主導的政策，更別提個別更有實質報酬。
當「gotong-royong」以社會動員口號這形態出現時，檢視這號召背後的權力操作其實非常重要：這到底是單純的自願參與，為了社群的利益，還是當權者的權力遊戲？此外，「gotong-royong」雖提供了義務的滿足感，但社群內固有的矛盾，如族群關係、宗教歧視及階級問題，都不該被忽視。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