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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35:
Nusantara: Signifier and Its Limitation
群島:能指及其所限
December, 2017 策劃: Rikey Tenn 刊頭: Jeffrey Lim / Kanta Portraits
Dec
2017

Cover [left to right]: 1. Yebek, Nenek Bebe a/p Saman; 2. De Shield Family, Miriam Loh & Christopher Lloyd; 3. Irene Mositoll; 4. Zheng Chi peng; 5. Eden Lee | Photo: Jeffrey Lim / Kanta Portraits)「《數位荒原》駐站與群島資料庫計劃(第一年)」(No Man’s Land Residency & Nusantara Archive Project; the first year )進入2017年尾聲,第一階的最後一位邀請藝術家是來自印尼日惹KUNCI研究中心的Syafiatudina。《數位荒原》作為發起「群島資料庫」(Nusantara Archive)的主辦單位,從2017上半年起就密集透過網路,和KUNCI文化研究中心密集地討論關於「協同創作」和「資料庫」的另類實踐方法。與此同時,透過與Dina的信件而更加了解她對於博物館等機構(或其他類型)的聲音導覽(Audio guide)、廣播劇(Radio play)及社群組織方案的興趣,前者也是她在這次在台執行(並於12月17日在台北呈現)的駐站呈現「聆聽歷史之漏」(Listening through the Cracks of History)的主題,以及先前在荷蘭熱帶美術館(Tropenmuseum)完成的KUNCI RADIO節目內容,其中結合了涵蓋其他成員在內的KUNCI School of Improper Education(SOIE)計劃之精神,共同討論而逐漸成行。

本次專題之所以從《數位荒原》與KUNCI文化研究中心的合作計劃回顧,不但是因為在「群島資料庫」這名稱下的協同創作,與他們在日惹進行中的SOIE學習方案有著方法和資源上的高度近似,而在過去五年以來,《數位荒原》透過協作書寫、社群串連、後設媒體等不同層次進行的自我組織實驗也未曾間斷,並成為以生產者為核心、對外拓展亞際連結的運作模式。然而,即使協作者都清楚這樣的模式,而且我們也不是第一次邀請馬來群島的藝術家來台,我們還是得不斷面對這個問題;那也就是—為什麼台灣要談「群島」?或者說,為什麼「群島」會是我們要思考南進時的關鍵?關於這點,最近讀到Dina書寫的〈馬來群島與去殖民計劃〉("Nusantara and the decolonization Project")一文重複提到的「馬來群島作為我們共享歷史」(Nusantara as our shared history)或許可以作為一臨時性的註腳,而上述問題將來如何回答,則是屬於仍在進行中的書寫過程。

不論過去或現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仍共享許多情感與實際的糾葛等問題。這些問題包括過去在東南亞各區域的社群對國家和民族想像與嚮往,有的社群提出「大馬來由」(Malayu Raya)以泛馬來人為連結共同體,而「大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Raya)或「馬菲印」(Maphilindo)則展現了馬來群島(Nusantara)在地理疆界及空間上的包容與排他。區域空間的概念也再現了以「馬來由」(Melayu;馬來人)、「馬來」(Malay)或「馬來性」(Malayness)為「想像的共同體」的社群身份認同。(《重返馬來亞2.0》)

「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在19世紀的時候,有過許多不同的指示名詞。自然學者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他參與撰稿的1863年《倫敦皇家地理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裡,稱他傾向叫「印—澳群島」(Indo-Australian Archipelago)。1850年,詹姆士.理查森.羅根(James Richardson Logan)寫到他傾向以「印度尼西亞」(Indonesia)一詞指稱地理上的「印度群島」(Indian Islands,或Indian Archipelago),而「印度尼西亞人」就是「印度群島島民」,後來為1949年繼承東印度公司領土而獨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採用。奉行為國語的「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即所謂的「Low Malay」,向來是這一帶海域經商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

然而「Nusantara」一詞裡的「其他」(Antara)也不啻時時提醒著我們一種中心視角的限制,正是在於:它建構的是以爪哇島(Nusa Jawa)為中心的世界觀。雖然這種倡議的初衷是擺脫民族—國家式(Nation-State)的制式東南亞交流框架,而它確實隨著計劃修辭策略而鬆動了,但我們也進一步意識到在這種「認同」想像之下的中心話語危機,正如Syafiatudin在文章裡提醒我們,「群島資料庫」在能指上的限制,也就是說我們在思考「馬來群島」這種「想像共同體」的語境時,可能遭遇到不自覺的中心化危機,這是出於能指的限制;雖然我們仍會帶著這樣的限制小心地前進。透過這樣的反思,我們也將繼續追問:藝術交流在東南亞的限制是什麼?而群島又如何替藝術交流,甚至他者的歷史敘事提供不同的想像?那些誤闖群島的藝術家誤解記事說明了,真實的理解正是從限制之處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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