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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最近正在進行的創作計畫為何？
W：實驗電影的企畫保留很大的實驗空間，一種開放的空間；所以很多評審看到一份實驗電影企畫，通常不確定你到底要說什麼、也難以想像最後成品的樣貌。長久以來，我一直都很難得到任何官方補助（笑）。當初如果我拿到補助的話，本來想把這個系列，也就是這兩、三年來的構想全部做完；原本這部作品的構想和影像規模是很龐大的。
這是一件關於我一位死去朋友的作品。他也是一個實驗電影導演，他留下了他的一部實驗電影作品《入侵聖城》的16釐米拷貝在我這。我很喜歡他的作品。這次的計畫是把他遺留下來的膠卷重新拼貼，把他的作品、我的作品，以及正在成形中的作品交錯在一起。這個系列是從「久遠的記憶」開始發想的。不管是影像本身或我所使用的素材，都是一些生活中被遺忘、遺棄的東西，包括小時候的舊照片，一些用過的膠卷、我過去十年來拍攝所留下來的膠卷。在創作的過程中我使用了很多膠卷，其中很多最後沒有用上，但是我都把這些東西保留下來；這些東西是一些快要被遺忘的東西，但我沒有遺棄它們，而是保存下來。這些東西和素材構成了《歐洲甦醒》最主要的視覺元素，我想把這些已經被遺忘、遺棄的影像素材，透過我的手工方式，重新加工、再創造。從我這位死去朋友留給我的拷貝出發，我想把這個拷貝重新拼貼在一個新的形式裡，讓創作的精神可以轉換、延續下去，或說重生、活過來。這個概念跟我之前的《（男孩）轉世》（2003）很像，「轉世」、「輪迴」對我來講都是一種隱喻：就是把一些舊的、我們不要的東西（對我而言也是舊的、廢棄的電影膠卷）轉換成新的形式。
Q：畢業後回到台灣、再加上這幾年在台灣創作與教學的經驗，你對於台灣目前的電影生態、實驗片的環境、影像教育的現況⋯有什麼樣的看法？
W：先談金穗獎。從以前到現在，我都覺得金穗獎十分微妙。在台灣整個電影發展過程之中，它的屬性和定位一直有爭議：它到底是鼓勵學生製作？還是也鼓勵非學生的獨立電影？或者主流電影也可以競賽？一直有很多這類討論，很有趣。但對我而言，它的重要性在於一路走來，它是唯一仍然持續開放給實驗電影跟實驗精神的場域。2008台北電影節拿掉「實驗片」獎項，我是頗不以為然。我自己持續創作也擔任教學，學生讓我感覺到多元創作的潛能，無論是膠卷或數位都充滿實驗性的探索。新生代的創作者很多，他們都是學生，但創作出來的作品在台灣沒有什麼管道可發表。於是就產生一個現象：這些實驗片沒辦法在台灣放，我們把它們寄出去，入圍很多國際影展，變成和國際影壇接軌。有點像是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新電影上得了國際檯面，但在台灣票房很慘。台灣的實驗片一直都在國外展，沒有機會在台灣放。所以我覺得金穗獎實驗片獎項就很重要。尤其它是競賽，除了成為台灣實驗片發表的空間，競賽機制也能夠刺激、鼓勵新生代的實驗片創作者。
Q： 你剛才提到台北電影節把實驗電影拿掉，在其他影展也有類似傾向。比如紀錄片雙年展，十年來也有一種逐漸「主流化」的趨勢，生產多又快，但多半還是以基本語言談「人文關懷」作為主軸，大者拍一個特定社會議題、小者拍自己或家人。你和王派彰曾策畫過二屆，引入很多不像紀錄片的紀錄片，會不會覺得頭幾屆加入的實驗性格沒有被延續，就像實驗片獎項被台北電影節拿掉一樣？
W：「人文關懷」一直是台灣紀錄片的主流。從吳乙峰的「全景」到台南藝術大學的音像紀錄所，都是以人文關懷為主。人道關懷還是很重要，因為它很重視拍攝者跟被拍者之間的倫常，這是情感之間的建立與交流，就是搏感情。台灣的影展生態很有趣，因為整個國際影展的運作模式，影展裡的「節目總監」或「選片人」其實是一位「節目策畫」。大約在2000年初，台灣受到整個當代藝術的「策展」概念影響太大了，所以把影展的節目策畫人改成「策展人」。事實上「策展」這個辭彙的運用，其實是當代藝術的。台灣影展這幾年延用這個東西，我們忽然覺得策展人似乎比節目策畫有更強的主導性、節目規畫更專業、更有獨立思考的地位；選片人跟節目策畫顯得比較像是行政工作。但事實上不然，西方國際影展還是只有「選片」，沒有「策展」這個詞，可是我們卻這樣用。這是台灣電影圈特有的生態，亞洲其他國家也沒有在影展中引入策展人一詞。我覺得沿用藝術的概念也好，前幾年我和王派彰在辦影展時，這個詞就出現了，2002年已經被廣泛運用在影展上。大家開始有一種印象：影展與節目的整體取向都是由策展人決定。所以這幾年影展的新樣貌或取向，我覺得和「策展人」的引入有關，是策展人的思維、規畫。不可否認影展跟官方政策脫不了關係，近年影展還包括不少政治宣傳跟官方形象的東西，這幾年這種現象特別凸顯，我很驚訝。
Q：你可不可以舉出幾個例子？
W：首先，近年許多電影節的影展節目並不好，觀影品質或行政工作也做不好。可是我們逐漸有一種「這是台北市政府辦的影展」的總體印象，這件事被凸顯出來，有一種「台北電影節是官方品牌」的印象。有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2000到2008年台北市是藍的、台北縣是綠的，台北縣綠色執政時，你不會看過台北電影節有「市縣合作」。並不是像以前國民黨那樣政治主導電影內容，而是在運作層次、形象品牌上有官方印記。其實我覺得當今所謂的文化產業，把經費投入文化資產是很好。可是若太凸顯官方，就帶有政治宣傳色彩。另一個更明顯的例子：紀錄片雙年展移至台中舉辦，影展企劃「大台中紀事」單元。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政治宣傳。我並不覺得它限制參加者的創意，但我覺得整個背後還是政治運作。
不過政治運作本來一直都是台灣電影史的命脈。我的青春期是在1980年代初，新電影的時代，當時我是高中生，高中之前的台灣電影經驗完全是「政策電影」的時代。我們在成長過程中，無論是看看電影也好，或者了解、認識台灣電影也好，全都在官方思維架構底下、由官方掌控的一個電影史觀中。所以，我覺得要當一個電影人、要做創作，你要有非常高度的自覺。
Q：據你觀察，實驗片這種既是電影又是當代藝術的形式，在當下台灣的位置和困境為何？
W：台灣的「當代藝術」跟「電影圈」二者之間，長久以來還是處於「互不往來」的狀態，而且很明顯。這樣子的影像生態有兩個重要原因持續在發生影響。第一個當然是「學校教育」。在我們的美術領域中如果把電影帶進來，特別是電影膠卷的創作，這個長久的框框就有打破的機會。我們的電影可以有很多當代藝術，因為我的課都在講這個。我的課開在廣電系，現在電影領域的學生漸漸可以接受。反觀台灣電影圈，電影教育還是以劇情片為主，而且帶有一種「職前訓練」框架，怕學生畢業無法進入業界；它並不是要去培養藝術家，而是以培養電影技術人員為主。
當然在這套訓練下，還是有很多創意，但是基礎教育還是以職場技術為主。我覺得這套會漸漸開放，這也是整個數位發展的影響，個人品牌、數位創作或個人的思維會凸顯，所以會產生種種影響。以前你必須想像電影非得「群體」不可，但現在「個人特質」突顯，這也是數位工具的輕便、經濟帶來的觀念改變。當然這也和台灣社會的改變有關。電影可以讓當代藝術進去，反觀台灣的美術領域，雖然有人在談電影，卻幾乎沒人用電影膠卷教學與創作。
Q：如果說影像教育是上游，那下游呢？
W：除了影像、藝術教育之外，另一個原因是「展演空間」。譬如，影展跟美術展在台灣一直互不往來。但是，比方說2006年台北雙年展策展人王俊傑就想結合美術展和影展，他想做類似B級電影史或「午夜電影院」的東西，全部放禁忌的東西，因為那屆的主題是「限制級瑜珈」，最後還是受限於官方承辦的制度。不過，我覺得2008年北雙展很好。我相信他們也有意識到「展場」這個問題。今年他們提出一個很大膽的企畫，就是「現地製作」，在台北很多場域空間裡，直接去做作品，而不是在美術館之內。所以無論是電影或美術，這兩個生態各自都想突破某些東西；只是我們比較沒有看到二者之間的直接互動。我覺得，這種互不往來、缺乏互動，還是會影響到創作者。更年輕的創作者如何思考：他的創作究竟該進去哪裡？美術館或影展？或者兩個地方都可以去嗎？我自己就一直想要二者都去，可是我不覺得生態可以接受。
Q：你對已舉辦好幾屆的「城市游牧影展」有什麼看法？
W：我很喜歡這個影展，也長期有合作。它雖然是兩個外國人辦的，擺脫既有影展的一些限制，因為它不拿官方的前，而且本身就是一種異國觀點，兩個白人的觀點。所以城市游牧很巧妙地補足現有台灣影展生態所欠缺的東西。它很大膽，敢放地下的、另類的、不受影展體制或官方管理的東西，有很多充滿實驗性質的片子。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亞洲的社會政治發展感興趣，所以他們放了很多關於亞洲國家政治、文化、經濟議題的片子。本土的實驗片管道，基本上只剩下金穗獎。縱然它有很多爭議，某種程度上我還是肯定，它多年來一直有所變化，但仍然能夠保留實驗片這個獎項，是實驗片展演管道迄今還能存在的一個地方。城市游牧基本上是一種補強功能，但除此之外實驗片幾乎就沒有管道了。雖然女性影展有實驗片單元，金馬影展有時候也會選一些實驗片，但都是觀摩性質而非競賽性質。影展的競賽單元，基本上是鼓勵年輕創作者的機制，讓年輕人被肯定、進入這個創作領域。我曾做過金馬數位短片競賽的評審，但2008年這獎項改成「數位動畫短片競賽」，以前範圍較大，但今年範圍卻縮限了。
我覺得在節目選片上，一個影展有適度的偏見是好的，因為你必須有品味、有特殊的取向。但是創作形式上的排除，這是很深的偏見—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不是因為我在做實驗電影才如此呼籲，我自己也一直看很多劇情片、紀錄片，我到現在每個禮拜都還是會進戲院看好萊塢電影。
Q：你對於台灣實驗片的未來，態度是樂觀還是憂心呢？
W：樂觀啊！我剛剛說一定要跟國際接軌。既然台灣沒給你這樣的空間和機會，那就去國外。其次，我覺得台灣有很多的可能性，是很「空降式」的，包括創作者、研究者，他們帶進一些新思潮之後，可能立刻著手去做。我相信大家都很急迫，想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史觀，可是「史觀」不可能一、兩個月就做出來，你需要很大的資金、時間去累積，做出屬於台灣的實驗片傳統和史觀。我覺得既然沒有實驗片的影展，我們就自己辦好了！我們自己創造！就像當初「影像－運動電影協會」小組和一系列活動，也是我回國之後和王俊雄、王派彰創立和推動。所以台灣實驗電影的未來，必定是樂觀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