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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34 : Hermeneutics of Nusantara
Zikri Rahman: Perceiving Urban Literature
Zikri Rahman選譯—感知都市文學
August 5th, 2017類型: Literature
作者: 茲克里拉曼 , 陳啟耀, 卓慧妮, 張雪兒, 張瑞婷, 陳巧建, 蕭瑋琪 (翻譯), 蘇穎欣 (校潤) 編輯: 鄭文琦
出處: 群島資料庫Nusantara Archive
茲克里拉曼所撰寫的〈繪製吉隆坡文學空間〉與〈感知都市文學〉兩篇,原先為他收錄在2016年吉隆坡「文學之城藝術節」(LiteraCity Festival)節目手冊的專文。在這篇文章裡,他企圖以吉隆坡為例探討都市與文學的關係,並說明何謂文學製圖。如洛伊德.斐南多(Lloyd Fernando)《Green is the Colour》和伊莉娜阿布杜瑪吉(Ellina Abdul Majid)《Perhaps in Paradise》都藉主角描述1969年513衝突,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的詩歌也提供513事件的觀點,成為非正式的歷史紀錄。(中文由陳啟耀、卓慧妮、張雪兒、張瑞婷、陳巧建、蕭瑋琪翻譯,蘇穎欣校潤,並獲作者與「文學之城」授權刊登。)
Photo courtesy of Zikri Rahman

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想像和追尋一個真正的、複雜的社會空間,吉隆坡也將因此繼續活出文學生命,直到永遠。因為,至少有超過110個文學作品提到吉隆坡及其中的事物。

然而,我們通過作品看吉隆坡,並不像別的大城市一樣簡單。在其他大城市如都柏林和開羅,有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都柏林人(Dubliners)》和納圭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的《開羅三部曲(Cairo Trilogy)》,通過文學展現各自城市的「高峰」。他們的作品完整地描繪了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從建築的曲線到城市居民的精神,可以說是權威性著作,也被認為是文學經典。如此一來,以吉隆坡為背景的文學作品,還是有一定的空間讓我們不受負擔和內疚之感,因為吉隆坡這個城市在絕對的意義上,並沒有什麽經典或權威。那麽我們能夠更開放地,從文學作品欣賞吉隆坡。

「文學之城」(LiteraCity Festival)計劃涵蓋有限的文學種類,即以馬來語和英語為媒介發表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劇本、戲劇和詩歌,作品也只是從1970年代到2015年。這些因素雖限制了我們對於吉隆坡文學的理解,但這個計劃是個記錄文學作品的重要嘗試。特別是「文字城市」通過文化製圖(cultural mapping)的方法來進行,實屬少數。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討論都市文學作品的元素,特別是以吉隆坡為背景的。

 

都市文學

都市文學是什麽?什麽時候文學從鄉區轉向城市?為什麽只涵蓋1970年代的文學作品,而不是更早之前?最後,都市文學的美學價值是如何表現的?這可能是我們需要一起來解決的一些問題,我們會以一些文學文本作為討論對象。

文學回應特定城市,因此吉隆坡只要仍有都市化的過程就會繼續有都市文學。一些外在因素,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如新經濟政策(NEP)的存在,這被視為都市化進程的表現,也對文學發展產生直接影響。這樣的經濟政策也以發展之名影響社會構架,使國家在數十年內從農業國到發展成工業國家。

The cover of Kuala Lumpur Kita Punya

儘管如此,文學也有自己的獨立空間,不一定要碰觸現有環境影響的問題。反之,文學在某些層次上走得更前,特別是在想象都市空間的抽象可能性和生活條件等。我們以阿杜拉胡辛(Abdullah Hussain)的小說《我們有吉隆坡(Kuala Lumpur Kita Punya)》為例,裡頭的主角阿德南(Adnan)提出建設一個「愛之花園」(Taman Asmara),讓城市公民表達自己。(註1) 此外,像佐漢嘉化(Johan Jaafar)的劇本如〈我的城市啊!我的城市(Kotaku Oh Kotaku)〉也直接涉入城市所有權的問題,例如通過建造一個「花卉園」(Taman Bunya),討論都市發展過程鏟除貧民窟的問題。

都市文學也書寫社會結構的問題,尤其是制造業和服務業急需人力,使得人口集中於城市,導致從鄉區至城市的劇烈和大型遷移。因此,人口遷移成為吉隆坡文學的主要背景之一。裡頭談及了「異化」的主題,也有階級分化、經濟不公和文化融合等問題。一些空間的存在,如貧民窟和城市貧困群體,是經濟政策無法有效處理這個移民狀況的表現,而都市文學也都記錄下來了。

 

從鄉間到城市

所以,文學何時從鄉區文學過渡到我們認為的都市文學?當然,這不會像經濟政策一樣劇烈地發生。反之,如果我們仔細對比幾個作品,會發現過渡的時刻正漸漸地發生。在之前的都市文學,作品中的角色還沒能完全掌握和呼吸城市的元素,因此就發生了異化的感覺,缺乏歸屬感和社群聯繫感,面對生活在城市的權力問題。

接著,我們漸能夠看到文學作品如何緊繫著對城市的情感,更加扎根於此。這些人物已經不以異化的眼光看城市空間,而是將其融入在自己的生活裡了。如果我們能用作品中的敘述者來區分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話,比如「我」這個敘述者就將自己當作是主體而不單只是個對象,那城市文學就能和鄉區文學區分開來。作品中的人物將城市當作被渴望的對象,借此打開空間,讓不同文化相互接觸、融合和交流。

The cover of Mat Som

對於這一點,如果將Lat的圖畫小說《馬松(Mat Som)》中的角色,和里旺薩伊迪(Ridhwan Saidi)小說《美國(Amerika)》中的Murshid Merican相比,會更加清楚。馬松和Murshid Merican擁有共同點,這兩個角色可被歸類為無業遊民,沒有固定的工作與收入。但在這種異化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馬松與鄉下來的朋友以及家人都親密融洽,藉此得到慰藉。而對Murshid Merican來說,他經歷的異化對他來說是種有意識的享受,這可能是因為他從小就是在城市長大的。無論如何,其實對於一個想要融入社會的人來說,異化還是存在的,就像是在普瑞妲莎瑪薩蘭(Preeta Samarasan)的短篇小說〈鄰里〉(Rukan Tetangga)中的Guna 大叔所經歷的一樣,最後被一些城市人當成奇怪的人。

若從作品描述的以上主觀感受來看,才能看到鄉區文學和都市文學的轉變脈絡。能夠肯定的是,對都市文學的定義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永恒的。這是因為除了鄉間和城市的情況以外,還有另一問題也扮演矛盾和重要的角色:即全球化與後現代主義,讓城鄉之間更親近或者差距更大。如果我們用資本的流動速度來測量都市化的速度,便可以看出以上所說。今天,鄉下和城市不只存在具體的空間感,還有網絡及新文化的誕生與發展。固然地,這會牽涉到現實中的行為、語言和文化如何在城市的日常互動中被形塑,這觸及了性別、階級和城市所有權的問題。

我們緊握著文學,不只是想要記錄它的時代而已,而是看到在這之間的縫隙,文學也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時代。就此而言,「文學之城」關注1970年至今的文學作品,其在國家每個重要時刻,都扮演著打開想象空間的角色,尤其是對吉隆坡這樣的大城市而言。而1970年代實施的國家文化政策,正是要想辦法建議一個單一的國家文化。

在這個時候,馬來西亞的文學競相敘述這些事,而都市文學中,由於吉隆坡肥沃土地上多元而混雜的居民,成了各種敘事的競技場。如洛伊德.斐南多(Lloyd Fernando)的小說《Green is the Colour》和伊莉娜阿布杜瑪吉(Ellina Abdul Majid)的小說《Perhaps in Paradise》,都以書中的主角如何面對1969年513種族衝突為主。事實上,我們也可以通過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的詩歌,找到閱讀513事件的有趣角度。文學於此成為非正式歷史紀錄。(註2)

Usman Awang; 1929~2001

除了提及從鄉村文學過渡至都市文學,我們也須從幾本都市文學著作看到裏面的美學價值。其中包括了城市生活的節奏如何影響作者的寫作風格。如烏斯曼阿旺的短篇小說〈交集(Pertemuan)〉就對時間有不同的理解,人物角色的會面和事件都沒有開頭和結尾。這篇短篇小說反映了這城市裏每天都在上演相遇的可能,以及馬路上千人曾經對上眼,但這些事的發生並不會影響我們的生活。這樣的事情也被沙末伊斯曼(A. Samad Ismail)寫進他的長篇小說〈蘇迪納(Sutinah)〉,當中寫道生活在這來來往往的城市中,短暫而表面的關系和交流。

都市文學的美學價值,便是建立在角色之間對話的語言風格,及其中的即時性(immediateness)。除此之外,由幾種方言參雜而出的城市俚語,也常在都市文學中被使用,尤其是在談及社會問題的時候。此外,這不固定的城市俚語現象會根據未來的移民狀況而改變。這樣下來,優勢語言的用處、使用空間以及其權力關系,其地位正逐漸被削弱。

除此之外,都市文學的美學價值也觸及了建築美學。從祖麗娜哈山(Zurinah Hassan)、T. Alias Taib和范俊登(Fan Yew Teng)的詩歌中,可透過其美學表現看出這座城市的景觀。通過城市空間的描寫,我們看到象徵和隱喻如何形成,而當城市本身成為背景則更明顯。這是因為城市建築本身就是國家權力位置的反映,當中涉及支配和被支配的權力關系。這在里旺薩伊迪小說《美國》中更清楚地被刻畫,當中吉隆坡塔被形容為「好色塔」(menara gatal),偷窺這城市的每個角落和其居民。

在都市文學中,往往故事中都有人物四處漫遊的場景。而作家也和人物角色一樣,一直在城市中走動,例如沙末賽益(A. Samad Said),我們常會在城市的一隅碰到他,如國家回教堂和吉隆坡內的購物中心。這就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我們述說我們的城市、我們處在的城市,只是通過生活在其中,徘徊在其中,觀看其中。(註3) 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漫遊的形象也影響了文學的美學部份,往往留給讀者找出故事中的謎語和零碎情節。

在都市文學中出現的真正市內空間,不僅僅如在歷史或地理書中存在般。反之,那是讓我們如何閱讀和觀看它反映出來的事物。對於一個作家而言,選擇持續書寫一個地方,而且在作品中重覆幾次,這不是一種巧合,而是想要進一步闡釋和呈現。例如,Charlene Rajendran的劇本《祖母的咖哩雞肉(My Grandmother’s Chicken Curry)》,當中出現的五個餐廳是一個大都會精神的想像。此外,費沙德拉尼(Faisal Tehrani)的小說〈枕頭上的吉隆坡(KL di Atas Bantal)〉(註4) 也投射出相同的事。當然,如果我們要看到這些作品中的現實層面,這不意味著它比非現實主義文學更真實。然而,那是說明社會在特定時空和地方下,如何觀看和回應某事物。

 

書寫作為去殖民

在這件事上,我們必須強調吉隆坡是個後殖民城市。文學作品描繪一些地標和地點不只是輕易地描述,而是因為它們可成為批評和討論的媒介,並打開一個終極疑問:我們到底為了什麽理由而加入這場發展競賽?這對今天的第三世界來說並非稀奇景觀,它們擁有各類豐富天然資源來構建大型商場和摩天樓。我們可以了解,這是為了形塑城市的身份認同,尤其是從發展中國家過渡到發達國家的過程。盡管如此,如此沈醉於競爭和打敗其他發達國家,只會讓發展成為幻覺與膚淺的概念,問題仍然是—「發展」到底意味著什麽?

因此,都市文學中的美學價值,遠遠超過身份認同的問題而已。這是一個展現在日常平庸生活,透過城市中的多元行為和社會形態建立的去殖民過程。這裏的去殖民過程,是指公民如何在現代和傳統生活中掙扎求存,也指面對城市日常生活時,如何處理迷信和理性之間的衝突。

總結而言,為了理解這個城市,我們需要持續評估鄉區文學到都市文學的演變過程,以及文學的美學價值如何描述城市生活。要通過城市思考文學的演變,我們或許可以引述《美國》的一句嘲諷:

馬來西亞民族還未能行走,也未有足夠文明來開一輛車。

Footnote
註1. “If I become the Prime Minister, rather than furnishing the city with flowery gardens such as this, I’d rather open have a Garden of Love, where only those with a partner can enter. Everyone entering there has to surrender all their weapons to the police at its entrance”, trans., page 79, Kuala Lumpur Kita Punya, Abdullah Hussein.
註2. 這點是在文學之城與A. Samad Said專訪裡所強調。
註3. Barthes, R,Urban Semiology編輯,Neil Leach(New York:Routledge)。
註4. 這些在〈Zikri Rahman選譯—繪製吉隆坡文學空間〉一文中有關於空間感知的更多討論。
See Also
Zikri Rahman選譯—繪製吉隆坡文學空間 ,Zikri Rah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