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危機政治年代，全世界充斥著警報聲：馬爾地夫等諸多海洋小島，是「氣候暖化的礦坑金絲雀」(註1)；而「原住民族作為礦坑金絲雀」則為生態與種族政治惡化提供了領先指標 (註2)；台灣也成為地緣政治熱戰的「礦坑金絲雀」(註3)—礦坑金絲雀（編按：A canary in a coalmine）這則英語媒體在時政寫作上的慣用語，源於金絲雀對瓦斯極為敏感，礦坑工人因此會攜帶金絲雀下坑，為瓦斯洩漏提供早期預警。在礦坑中，金絲雀就是示警媒介。

為了能夠聽見危機的聲音，固然讓礦坑工人有了關注金絲雀的理由，然而，這類示警媒介的樂聲往往以信號聲的方式被聆聽，自然毫無音色和美學鑑賞可言。在礦坑工人與金絲雀的聲音關係中，後者的聲音僅僅是「為他人而存在」（being-for-others），為危機而準備，只有緊急狀態才能讓它發言。

放大來看，危機政治年代的警報聲的生產涉及主流媒體將危機景觀化的再製。同時，學界在近年面對人類世所引發的批判性轉向中，也發展出「相關性知識論」（correlational epistemology）(註4)，藝術家小組Allora與Calzadilla的〈大寂靜〉描繪人類的聆聽技術無法與滅絕中的波多黎各鸚鵡建立一種互動式的聲音關係，便是類似於此的聲音政治探索。(註5)

為了擺脫目前僅以礦坑工人的視角被體現的金絲雀音色困局，我們需要一個離開礦坑工人的視角。這篇短文嘗試分析同樣作為金絲雀的台灣與台灣原住民族兩者的互動，去尋找相互對唱的可能。如此提問，有助於我們繞過英語媒體狹隘的控制論式信號反饋視角，這種視角將金絲雀的音色視為單音。如何重新關注金絲雀複雜的音色，便涉及聆聽技術的討論了。

從礦坑工人（台灣）到金絲雀（原住民族）

2016年，台灣總統府以台灣泰雅族的和解儀式（sbalay）為關鍵字，製作了多族群語言的官方道歉音頻，代表台灣政府就其不公平的待遇，向原住民族道歉。在儀式上，布農巫師胡金娘則以芒草為媒介，向祖靈介紹台灣的總統。後者引用泰雅族道歉的傳統，說明和解與真相（balay）的關係。這次的和解儀式被視為是轉促會推出的開幕儀式，並將和解與真相視為核心議程。(註6)

就在當年稍早，卑南與阿美族出身的歌手巴奈受邀參與總統就職儀式後，很快就發現總統府宣傳的溝通管道並不存在。道歉儀式那天，她隔著拒馬抗議總統讓各部落長老走入總統府接受道歉。巴奈指出，道歉該是肇事者登門求見，地點應在傳統領域，而非讓部落的老人旅行到象徵權力中心的機構接受致歉。在傳統的泰雅和解儀式中，原本會有部落推舉長者舉行的古調（lmuhuw）歌唱 (註7)，在這場總統府主持的和解儀式中並沒有出現。不過，我們仍可以在媒體的紀錄中聽到入場期間，遠方的抗議聲、受邀部落的呼聲、憲兵的致詞聲此起彼落，彷彿替代了古調對唱的儀式。(註8)

另一方面，在抗議期間，巴奈將1990年代的曲子〈流浪記〉重新出版，改名為〈凱道巴奈流浪記〉。她解釋道，這次的抗爭讓她了解，原先她以為自己的流浪經歷是「個人的流浪」，但這次卻發現是「整個族群的」流浪。(註9) 事實上，在一場沒有運用雙方歌唱，也沒有釐清往後該遵循誰的祖訓的和解儀式中，最核心的不僅僅是原住民族群的流浪，而應是他們的古調和祖訓的流浪。

泰雅族的祖訓是如何被官方理解的？目前在網路上，我們可以廣泛看到各種關於泰雅和解儀式的介紹：民進黨籍政治人物，也是長老教會的原宣幹事的歐蜜．偉浪於電視節目介紹了他所理解的和解儀式。(註10) 圖表中，基督教的一神論置換了泛靈論的祖靈（utux），充滿二元對立，等級秩序森嚴。這則將祖訓去歷史化的理解，與官方在和解儀式上對祖訓的不求甚解共構共謀。也許，金絲雀（原住民族）對礦坑工人（台灣政府）吟唱其祖訓不過就是一次對牛彈琴：礦坑工人正面臨生命暴險（precarity），警訊以外的任何聆聽技術都屬多餘。

從金絲雀（台灣）到金絲雀（原住民族）的可能性

在人類學家王梅霞對泰雅族部落的調研中，即便是同一個部落，也可能有多個祖訓。而且祖訓確實也一直在流浪，從「一個部落一個祖訓」，到「一家一個祖訓」(註11)。目前執政者所詮釋的和解儀式則被塑造成為現代治理的修辭。來自執政角度的宣傳，強調和解與真相在泰雅語的詞源學關聯，因為這與以檢討國民黨為主的轉型正義訴求有關，強調當下（民進黨施予的）正義與過去（國民黨施行的）錯誤，而不是對定居資本主義之惡進行總體的評價。

另外，受基督教傳統影響下的原住民族祖訓，其實早已被二元論的觀點重新塑造。性別觀被二元化塑造的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一位太魯閣族作家程廷寫下家人面對子女出櫃的談話，在過去，擁有男性與女性兩種靈魂的「hagay」被視為能與祖靈（utux）溝通，在今天的部落中已經成為「娘娘腔或是更難聽的死娘泡」。現在，部落族人對酷兒子女的觀點是：聖經［可讀作：祖訓］不允許，你不會和我們一起進入應許之地［可讀作：祖靈之地］。(註12)

泰雅世界中解決衝突的儀式本身就有多元的選擇，不僅僅是以歌謠和殺豬為媒介的和解儀式，有讓共同體之間強調具體責任約定的儀式，適合進一步組織社群 (註13)；另外，泰雅族耆老林明福（Watan Tanga）也介紹到一種去武器化的儀式：

當對方有意要認錯和解，為了後代著想，即使可能造成流血的衝突，耆老會考慮用裝飾來替代以子彈的相向⋯原來是要報復的，但經過修飾（qengay），子彈就以耳飾替代。(註14)

在礦坑工人（台灣政府）嘗試聆聽（和解）金絲雀（原住民族）的案例中，目前的結果還是將金絲雀的樂音單音化，亦即，對原住民的處事方式進行單義性的使用，納入自己的現實政治架構中。這則關係，正是礦坑工人將金絲雀的樂聲視為「信號—反饋」的單音權力架構。

如果聆聽金絲雀（原住民族）的祖訓，泰雅族傳統的和解儀式也可以給我們一個聲音關係美學的實踐案例。和解儀式既是政治和法律的儀式，也是一場歌唱活動，舉行的地點在雙方發生衝突的流域，兩方互唱遷移古調。正如法庭上引用法條，兩位歌者以唱歌進行競賽，雙方以他們對古調（法條）的詮釋，對傳統領域的位置與範圍進行論證和斡旋。這種去中心化的歌唱同時牽動美學—法律—財產—自然觀，其行動最終會確立新的共同體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