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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新書發表會
一個初夏的午後，我走出大橋頭地鐵站，沿著涼州街前往「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aipei Contemporary Art Center；TCAC）參加《臺北當代藝術策展20年》的新書發表會。經過一處廟口前，樹蔭濃密的榕樹下都是「佛跳牆」、「黑白切」、「米粉湯」等台式小吃的招牌，座上的人們喝著啤酒，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此情此景不免讓人感受到老台北的庶民情調；是的，TCAC新址正是在台北城最早發展的大稻埕，作為一處公共空間，它的屬性更和隔兩條街的磚造長老教會（1885年重建的「枋隙禮拜堂」）形成強烈對比。
距離重新開幕還不到半個月；玻璃門內的狹小空間擠滿聽眾，或許是基於對這個「新基地」的嚮往吧。主持新書發表會的呂佩怡是TCAC常務理事 (註1)，由她所指導的研究小組成員王慧如、蕭雅云、張翡倩、洪培馨、張品杰、馮馨，正輪流說明這個本土策展研究的研究方法、訪談對象和挑選十大策展的書寫依據。(註2) 對於這群以「策展學」為命題的作者來說，如何針對「同時代」台灣策展群形成一套客觀的評量方法（特別是在一個向度仍在變動中的「當代藝術策展」）就成為首要說服群眾的關鍵。
街坊鄰居在攤販前一坐就是半天的景象，完全不同於TCAC之前所在的安東街。如此悠閒的場景勾起我許多遐想，畢竟大道埕曾是本島最活躍的市街，如果我們從上個階段回溯於城中區成立的起點，那這次搬家的象徵性就不只是「當代藝術」與「老城」之間的對比，更彰顯面對現實挑戰之際，堅持初衷又不得不妥協的階段演變。
TCAC成立於2010年初，前身是楊俊在2008年台北雙年展的計劃《一個當代藝術中心，台北（提案）》。在本地社群協助下，他以北美館公園的閒置空間為據點，將提案化為臨時交流平台，廣邀各界討論台北為何需要一個當代藝術中心。後來市政府展開「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施工整地，楊俊沒有獲得協商的機會，作品就先被拆除了。有媒體指出「這次的事件清楚顯示了專業藝文人士在文化生產關係中的弱勢。」隔年以徐文瑞、楊俊為首的30多名當代藝術工作者，在一次充份探討「台北需要怎樣的當代藝術中心」的「一個週末聚會」後，發起臺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註3) 之後，TCAC才從一個計劃轉成實體組織，並獲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支持，取得當時隸待改建的城中區腹地。
TCAC成立到2012年底都位於西門町旁的雙棟建築，不但週末常有活動，雙年展期間也策劃「論壇雙年展」（2010）和「未來事件交易所」（2012）。蔡佳葳以TCAC為題的《Lovely Daze特刊：臺北當代藝術中心》就是在「未來事件交易所」展出，詳細回顧「一個週末論壇」的成立過程與鄭美雅文章。這時它可說是熱鬧空前，不但集募款、聚會、講座、展覽等功能於一，與隔壁棟的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豪華朗機工、台灣攝影博物館及城中咖啡也合稱「城中藝術街區」。創始成員的名氣更讓它成為國際人士交流的首選。2011年底身體氣象館主辦的台灣國際行為藝術節第三期（TIPAF-Theater Piece III）更為台灣引進張盛泉（大同大張，1955-2000）和其他中國藝術家，並罕見地串聯以表演為主的牯嶺街小劇場。這樣的優勢也延續至2013、2014年鄭美雅擔任理事長的第二階段。
以「協會」名義運作的TCAC，會員皆來自藝文圈。早期定下經費自籌的方針，在2012年搬離城中區後證明無法持續。第一階段成功的基礎為建設公司的空間贊助，藝術家贊助作品募款則是另一個主要管道。關於那次搬家，理事長余政達表示，搬離城中區是TCAC能不能維繫的轉捩點。最後協會仍決定前兩年已打開許多國際連結，勢必設法另謀生路。於是透過會員募款加政府空間補助，選擇安東街落腳（考量到它作為「聚會場所」的便捷性）。雖然這裡無法舉辦大型展覽，卻足以吸引大家在此駐足、交流。大約也在這時候組織大幅換血。創始成員徐文瑞已退出，非本國籍的楊俊只能列名顧問。余政達、高俊宏、周育正、方彥翔、王柏偉等年輕一輩藝術工作者進入理事會。同時期的立方計劃空間經營出色，打開—當代繼台泰交流又有新空間，幾個非商業空間的蓬勃發聲，這個階段的TCAC命題早已非「台北要不要一個當代藝術中心」，而是如何維持組織的發聲，它又該呈現何種面貌？更迫切的疑問是：它為何比其他機構更能代表「公眾」？又能為藝術大眾帶來何種不同視野？
一種公眾的想像
若說「眾人之事」即政治之事，那就不得不提到2014年三月聲勢驚人的社會總動員。在當時理事長鄭美雅調度下，辦公室遷到群眾佔據的立法院旁並播放高俊宏、陳界仁等人作品，每次都吸引許多觀眾，遠遠超過在安東街辦活動的效益。成員不禁感嘆：「如果每次我們辦活動，都有這麼多人想參加就好了。」然而這樣的感嘆正好凸顯了藝術圈與「現場」的距離，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2014年安東街租約到期，2015舊曆年後遷至大稻埕，並籌劃開幕事宜。
如今TCAC是否清楚了「公眾性」指向何者？更重要的是，它是否有能力評估藝術圈的「公眾」期待，和社會的集體認知存在什麼落差，又如何拉近兩者？太陽花運動翻轉了臺北政壇，當初粗暴對待藝術圈的政客下台了，然而「當代藝術圈」仍是社會上的「少數」。當我們再問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為何成立時，它肯定不是要滿足少數人對「臺北需要一個當代藝術中心」的想像，而是如何努力去協商藝術圈與社會參與的現實落差，並在過程中再肯定「參與」的理想性（不只是對內、更是對外的參與）。
思緒又回到滔滔不絕的年輕講者身上，我不禁懷疑，他們是否記得七年前的提案與週末聚會，居然延燒至今日格局？榕樹下依然酒酣耳熱，隔壁鄰居好奇地朝門內張望黃博志的檸檬樹。見怪不怪是老臺北人的氣度，同樣令人動容的則是洋溢著熱情的年輕眼神。就在這樣奇異的時空交會裡，我對新、舊有了相對的理解，也相信再造之後的TCAC，將在回顧台灣當代策展20餘年的今天過後，為城市再寫新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