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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嚴重的邊緣情境是死亡。在目睹他人之死（當然，特別是有意義的他人）以及預期自己的死亡之時，個人不得不深深地懷疑關於他在社會中『正常生活』的特定的認識和規範的有效方法。死亡向社會提出了一個可怕的問題，不僅因為它明顯地威脅人類關係的連續性，而且因為它威脅著關於社會賴以生存之秩序的基本設想。
─柏格（Peter L. Berger），《神聖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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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塞爾卡（Verena Kyselka）的〈我的死亡祕辛〉（Mystery of My Death），將作品聚焦於如何面對死亡的主題上：「我想要如何死去」、「我們如何看待死亡事件」。死亡，一方面是非常私密、個人的事件，是「我」的死亡，另一方面，死亡卻也無時無刻在集體的關注之中，重大、不明、駭俗的死亡事件總是能夠引起集體震驚、關注和議論。死亡被視為是生命的對立面，總是被理解為「消失」與「終止」，是在與不在的斷裂，而拋向自己的死亡撞擊帶來了暈眩與震驚感，自己與他人、世界和未來的關係變得混亂，究竟我們在遭遇死亡的時候，所面對的是什麼？
彼德．柏格在《神聖的帷幕》中，提出人不同於其他動物的關鍵性差異在於：人與世界的關係存在著高度的不確定性，人必須為自己創造一個世界，並在世界中創造自己，為自己創造具有穩定性的生存世界。(註2) 社會世界是一種歷史的沉積，是秩序化的實在，在我們與他人的互動中不斷地被實現，使得我們能與世界維持一種具有確定性的關係。「對話」與「互動」對世界的構成與維持起著關鍵的作用，(註3) 世界藉由我們與（有意義的）他人的對話或是互動而建立在個人的意識中，而一旦這個對話終止了（重要他人的死亡、分離或是離開原有的生活環境），原先不被質疑的穩固世界與秩序，開始動搖。因此，柏格認為死亡是一種最嚴重的「邊緣情境」，除了與他人關係的斷裂外，在與他人對話中所構築出的世界也面臨崩裂的境地。
因而，遭逢死亡時，維持與死者持續對話的空間是至關重要的，無論是在象徵或是實在的意義上。守靈的夜晚，我們持續和死去的親友說話、告別式中的祭文誦讀、墓地的安置都是一種重要的對話空間。泰國藝術家阿拉雅．拉斯迪阿（Araya Rasdjarmearnsook）以屍體為素材創做了一系列的作品，這一系列作品皆展現出儀式般的象徵力量，在〈為屍朗讀〉系列中，一個手持書本的女人，坐在屍體前，對著死者朗讀，而〈課堂，死亡專題討論〉（The Class, Death Seminar），中，藝術家佈置了一個讓屍體成為學生的課堂場景，藝術家站立在黑板前，用平靜且真摯的語調向面前數具平躺著的屍體提出死亡、死亡的場景以及重生的議題，在這裡「提問」的方式將死者重新置於一個可以對話的位置。在這些作品中，「對話」是一個連結生者與死者的一個重要形式，在對話中，我們從死亡的震驚中，一定程度地重新確立或是連結了我們與死者、世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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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身體是需要被管理與支配的對象，我們可以到處都可以看到關於身體管理的健康／醫療論述與技術—例如強調如何使身體更健康，以應付忙碌的社會生活這樣的宣稱，遍及各種商品、報章雜誌、書籍、電視節目與民間課程中—欲望、快感、痛苦、身體的耗損甚至是個人的情感都在被管理的範圍中，有著相應的合理尺度，當個體感到自己超過了這個界線，在範圍之外，會感到自己處於失序（或者羞恥）的狀態，甚至感覺自己是不正常的人。另一方面，除了身體之外，生命也是管理的對象，死亡，則是需要被馴化的對象，我們總是極力希望排除不合理、不可預期的死亡。(註4)
在現代社會分化下，與科學技術的耦合是生命與身體論述開展的核心面向，現代醫療技術與知識很大程度地形構了我們和身體的關係，儘管，醫學知識與技術是為了更加準確地管理身體，但現代醫療技術的介入，卻構造出更加複雜的論述空間。〈我的死亡祕辛〉中向我們拋出了選擇理想死亡的問題，如果現代醫療技術能夠達成理想中的死亡方式，那麼我們是否應被賦予選擇死亡的權利？德國藝術家的〈轉生〉亦透過死刑犯器官移植的議題，提出關於技術、身體、生命與死亡的討論。生命與死亡的關係在當代的醫療技術中，變得可疑、不確定，但這個的不確定性不僅是在醫學的層面上所提出的問題，而是更多地在政治、法律、宗教甚至道德層面上被提出，無法在醫學論述中得到解決，在科技困境中掙扎與拉扯—在這類的爭議中，關乎生命與死亡的議題永遠是最難獲得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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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亞曾在《象徵交換與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中論證，原始社會並不存在生物學意義上的生死分離，而是透過餽贈與反饋贈使得死亡成為可逆的社會關係。儘管在傳統社會中，生命與死亡已經不存在原始社會中的可逆關係，然而，在傳統社會中，生命與死亡不是分離的關係，而具有某種連續性，死亡不代表消失，傳統社會存在「死後的世界」這樣的想像，而人死後將存在於什麼樣的世界，則由在世時的行為所決定。也就是說，在傳統社會中，死亡與生命間存在著連續的關係，只有到了現代意義下的生命與死亡，才被推至絕對的分離中。
我們無法回到原始社會或傳統社會，但關於生命與死亡的關係，我們是否能夠擁有不同於斷裂的想像？土耳其藝術家伊卡（Evrim Kavcar）在作品〈鷓鴣〉中，展出了鷓鴣的身體，但並不是完整的鷓鴣身體，而是以部分的軀體呈現，包含著鳥類屍體的羽毛、顎齒、腿、爪子等部位的，另外也擺置如同標本的的蝴蝶軀體。在這些屍體部位旁，藝術家繪製了與這些軀體物件相關的繪圖，以此做為屍體與世界的對話。無論是羽毛、齒顎骨、鳥的腳與爪，這些物件皆指示著鷓鴣已逝去的事實，部分提醒著整體的缺失，這個整體並非僅指著軀體的完整性，而是指生命整體的缺乏，即死亡。然而，在與物件並置的繪圖中，可以看到鳥的身軀或羽毛覆蓋著女孩或人像，使得鳥的身軀、羽毛與畫中人物的一部分，原先表徵著死亡的物件，在繪圖中，與另一個生命聯繫在一起，或者成為另一個生命的一部分，逝去之物在繪圖中獲得新生。
這裡涉及了生命與死亡交界的模糊問題，也涉及了生命的本體論問題。儘管一個生命體能夠與環境或是其他物質區別開來，意味著每個生命體都具有自身的統一性，然而，沒有任何一個生命體能夠獨自成就自身，我們可以在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千年〉（A Thousand Years）更完整地看見這樣的生命觀念。〈千年〉同樣是展示著動物屍體的作品，玻璃櫃中滲著血的牛頭看來觸目，但卻是滋養蒼蠅生長的養分，隨著牛頭的腐敗，蟲卵孵化、食腐肉、成蛹、蛻變為成蟲，直至死亡。赫斯特在一個玻璃櫃中，展演著屍體、蛆蟲與蒼蠅的生命循環過程，暗示了生命只有在「溢出生命」中才能夠獲得自身的存在，生命事實上是超越個體的形式，存在於與其他事物的關連之中，存在於與環境的關連之中。
在這樣的循環之下，死亡不再是在與不在的斷裂，不再是消失或是終止，相反地，死亡具有締結的意義，成為連結生命與生命之間的狀態，而非排除生命，兩者間存在著不可分離的交互關係。這是在生態圈想像中所構築的生命與死亡，無法直接被認識為是社會中生命與死亡的關係，然而，我們是否能夠在這樣的認識上，在當代生命論述中，創造能夠重新連結死亡與生命、更加具有開放性的論述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