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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26 : “Don’t Panic”
What Does Art Have to Do with the Public? The Institution
藝術如何與大眾相干?試答藝術館所的兩難
May 10th, 2016類型: Opinion
作者: 王冠婷 編輯: 鄭文琦
本文的藝術主要是指「當代藝術」與「表演藝術」。作者身處公部門資源分配的末端與各方協調的最前線,試圖兼顧集體與個人的美學觀點,思考應該如何在以「數位藝術」為名的策展框架內,達至一套妥協的最佳方案。儘管藝術工作者的無力感來自於環境,而展覽無法真正呈現的藝術營運風險,往往又導向更巨大的黑洞,如藝文環境不健全、政客缺乏素養或公/私部門之間無法協商出一套健全的補助評審機制等。
數位藝術中心為天母地區唯一藝術館所,原址為肉品市場。Photo courtesy of 陳文增

在民主社會裡,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衝突、資源分配的評判,是一個重要課題,而這個衝突,在藝術創作領域清晰地被突顯出來。

藝術創作彷彿是與大眾最不相干的領域,沒有經濟產值、無法創造廣大的就業機會、更沒有娛樂性,也常常被批評為「看不懂」、「不知道作品要表達什麼」,被說成少數藝術家與愛好者的興趣,彷彿離民眾的生活很遙遠。也因為藝術創作沒有明確的經濟產值,無法在商業或娛樂市場中流通,藝文機構與藝術家常常需要仰賴公部門的資源支持,才得以持續營運與創作,這使得公共利益的問題變得尖銳,如果民眾不認為這些展覽與創作與他們的生活有直接關聯,為什麼運用公共資源去支持藝文場所的營運?

 

小確幸的公共困境:無法只是一個人的幸福

當我們只是浮光掠影地看待日常生活時,會覺得一切都只是生活小事,只要有安穩的生活,閒暇之餘可以有自己的娛樂,生活就很美好。我們所期待的,只是「簡單又美好的生活」,「小確幸」(微小而確定的幸福)是最具代表性的概念。

但「小確幸」變成一種集體嚮往的生活狀態,卻正是因為我們必須面對著越來越龐大、複雜的分化社會、國際政治以及難以掌握的未來,個人的無能為力、渺茫與沉重感,使得民主社會中,應該積極參與集體思辨、公共討論的公民,無力地轉向輕盈、愉快的日常生活小確幸。這使得民主社會中的我們都陷入了難解的矛盾處境,儘管我們期望的是簡單微小的幸福,但實際的情況卻是,所有與我們生活相關的公共與社會議題都是複雜的,沒有一件事是簡單的。青貧世代的出現,顯示我們面對的不僅是經濟成長問題,更是「分配正義」的問題;食安問題的爆發,顯示我們面對的不僅是消費問題,而是複雜的公共風險管理與法律問題…。所有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最後都必須要回到公民的生活與生命反思,反思要求知識厚度與思維能力,也要求著對文化、美學關懷 (註1) 、價值的判斷。

 

藝術如何與大眾相干?

當代大眾媒體已成為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最強而有力的機器,比我們的當代藝術系統更加廣泛和有效率地生產大量的影像。我們不斷地被餵食戰爭、恐怖和各種災難的影像,其生產規模是藝術家與其工匠技藝無法匹敵的。…我們常常感嘆,「內容」和「議題」已經被「媒體上的表現」所掩蓋。…但實際上,這些媒體傳播流通的影像,在多元性上是非常侷限的。事實上,為了有效地利用大眾商業傳播的機會,影像必須讓廣大的目標閱聽人很容易辨認,這使得大眾媒體幾乎是同語反覆(tautological)的。在大眾媒體上流通的各種影像的差異性,比起像是美術館所保存、或是當代藝術所生產的影像,其範圍是非常狹隘的。這也是為何要保留美術館,以及一般的藝術機構,使得當代大眾媒體的視覺語彙,能夠被批判性地與前代的藝術遺產相互比較,進而重新發現那些開創了美學平等的藝術遠見與計畫。(註2)

德國藝術理論家葛洛伊斯(Boris Groys)在其著作《藝術力》論述了藝術機構的存在為當代創造了持續追求美學平等與保持差異性的空間。然而,更進一步地說,藝術創作所關涉的也不僅僅是影像生產的問題,包含著更廣泛的社會與人文議題。

 

Hito Steyerl, "Strike" (2010), photo courtesy of artist.(藝術不是鏡子而是敲擊現實的槌子,藝術家史戴爾以「Strike(敲擊/罷工)」方案回應藝術生產面臨的政治經濟處境。

藝術不是一面反映現實的鏡子,而是敲擊現實的槌子。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一件藝術作品,以美學、展演或行動的方式,對現實、對文化、對社會、對歷史、對文明提問,也對人的精神、人的內在與人的慾望提問,嘗試打破被社會結構固著的運作邏輯,也許帶著挑釁、具有破壞力。但是,當大眾媒體已經成為一個創造現實的巨大機器時,這些提問儘管無法直接解決現實問題,卻是文化的活水,滋養著重視人文理念、文化反省的人們。藝術機構的管理者、藝術作品的創作者,或者藝術展覽的策展人,如果必須要回答「藝術與大眾何干?它為誰服務?」這個問題,那麼最天真且直接的回答便在於此。我們服務對文化反思有興趣的人,而這群人,秉持著他們的理念與價值,運用他們的知識與實踐,持續地在各個專業領域,為台灣這塊土地貢獻智慧,當他們將反思重新投入自己所處的實踐場域時,藝術便與大眾相干。

 

藝文舘所的兩難處境:人文價值與績效評估

當我們的政治人物感嘆著台灣缺少生活美學、都市美學,喊出文化優先、文化興國等口號,運用公共資源支持的藝文館所,卻每年都必須在審議預算的質詢台上,經歷著荒腔走板的政治秀,這不僅反映出藝文館所專業性不受重視的問題,甚至也可以說,缺乏吸票效果的文化政策從未被認真看待。

藝文展覽與館所要有廣大的參觀人數,或可以直接轉化成具有產值的「文創產業」,則成為民意代表討好民眾的質詢利劍。要求「參觀人數」與「(參觀)收益」,雖然不能說是錯誤的期待,但著眼的卻是短視又徒勞的利益—與流行和影視產業相比,藝術創作能夠直接提供的娛樂效果與經濟產值或許連錦上添花都稱不上。

從公共政策的視角來看,藝文館所與展覽是以組織化與資源整合的平台角色,創建良好創作環境與生態,而挹注公共資源於藝術創作、藝文館所的前瞻性,在於創造人文價值與社會革新的在地能量。一味地要求藝文館所提高收入、增加參觀人數,使館所喪失應有的專業性與價值,反而造成資源的無效使用,以長遠的文化願景與政策為基礎,建立評判專業藝文館所的適切標準,才是真正讓投注於藝文館所的公共資源發揮效益的關鍵。

 

Footnote
註1. 這裡所論及的美不是單指視覺上的愉悅感受,而是對於客體與世界的判斷與思辨。
註2. 《藝術力》,波里斯.葛洛伊斯(Boris Groys)。2015,台北: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