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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36 : Be Queer, Be Positive
Queer (Documents of Contemporary Arts): Queer Intolerability and its Attachments (Excerpt)
《酷異(當代藝術文件)》導讀:酷異不容忍及其附加(節錄)
March 22nd, 2018類型: Translation
作者: David J. Getsy, 鄭文琦 (翻譯) 編輯: 鄭文琦
出處: Queer (Documents of Contemporary Art), Whitechapel Gallery and MIT Press
本文為芝加哥藝術學院藝術史Goldabelle McComb Finn教授,David J. Getsy所編輯的《酷異(當代藝術文件)》(Whitechapel Gallery與麻省理工學院出版之「當代藝術文件」系列)一書撰寫的導讀〈酷異不容忍及其附加〉一文的節錄內容。翻譯範圍涵蓋關於「酷異」一詞的歷史背景與流通,自我任命酷異立場的表述及其配置,乃至於本書如何呈現不同(裂解)自我表述的酷異藝術家及其美學實踐,同時設法成為一具有意義的整體。面對藝術之於政治的構成主題,未收錄的部份為該書選文與藝術家的構成說明。

於法不容的感受性、自訂親緣、人擇系譜、烏托邦未來性、放逐的承諾,以及對於規訓正常界線的體制之怒—這些都是組成「酷異」於其當代應用中的幾種態度。「酷異」行動主義立場被發展成一種抵抗對性少數的迫害與抹滅的方式。但重點在於,它同時被安置在對許多渴望變「正常」的男女同社群所提倡的某種同化主義(assimilationism)的反抗位置上。自從「酷異(queer;原譯為「酷兒」)」一詞在1980年代的愛滋危機熱鍋裡鑄成後,便體現不斷在政治與文化上觸發藝術家與思想家的流通指標。它標誌對主流的揚棄,與對差異、獨特與自決的擁抱。「酷異」的定義屬性放在今日的LGBTI政治與文化裡,其反抗獨尊(或重視)常態的舉措仍引發許多爭辯。在藝術實踐裡酷異戰略和態度也激勵藝術家創作嘲弄「常」理的作品,後者使私人事務公共化、政治化,並以莽撞擁抱破壞為一種策略。

就在「酷異」一詞的挪用在1980年代接合時,許多人早在「酷異」成為口號之前,已理解這類反同化主義的迫切性。這是一種因應規訓差異與反之流放的權力運作、而一再湧現的敵對態度。我自己對於這種慣例的意識,也早在我知道它有某種命名(或結盟)之前就浮現了。它對我的認同首次激發的腳動,是與我在青少年時對尚.考克多(Jean Cocteau)某本書的迷戀緊密地連起來。在先於網路書店的年代裡,有更多是依賴機運的邂逅。我會跑到從小長大的小鎮附近城區,花幾小時在那些地方的某家二手書店裡。我最喜歡紐約州賓漢頓市(Binghamton)的「平裝小屋」(paperback shack),從地板堆到天花板的窄小書架上堆滿低俗小說、無名教科書和被拋棄的文學作品。有天,我找到一本城市之光書店重印豔名遠播的《白書》(White Book)復刻版,尚考克多的匿名創作。我必須承認正是他筋肉勃發而筆觸纏綿的素描,讓我將它塞進當天結帳的一堆書裡,而讀這本書更改變了我。這本書伴隨著衝突的情感與激情,在主流媒體對於1980年代酷異生命報導的輕視、沈默與偏見之中,至少提供了某方面的可能性。

讓我深深介懷的,特別是最後的字語,確實,它也成為當我轉向酷異行動主義或後幾年的酷異學術領域時期的指導原則。書中主要角色用這幾句話來總結他的故事:「然而,我不同意被人們所容忍。這危及我對於愛與自由的熱愛。But I will not agree to be tolerated. This damages my love of love and of liberty.)」對我來說,這句話仍然是酷異反抗(queer defiance)的核心。差異應當是艱難的。它不應該只是被勉為其難地認可並擱置,也不應該在某類擴大且更包容的「正常」幻想中消失。作為不可容忍,正是要求正常、自然,和普通的一方受到挑戰。這麼做不是要求包容,反而是拒絕接受任何構成常規與強迫施加普同性的排除與扼殺舉措。當然,我在本書也收錄考克多的文字。我能不這麼做嗎?(註1) 但更重要的,這些字句闡明了貫穿本書的關鍵主題,以及收錄於本書中的眾多不同藝術家的特質。目標不是被正常所認可,而是去質疑它分類的中心性,以及它不停被無情地落實的隱密途徑。在這本書裡收錄的所有藝術家都,曾在不同的程度或不同的時刻,為了他們需要被見證的信念而主張不容忍。

或許理解這種自我任命酷異立場的最佳方式,是在根本上,視之為形容詞。它並不單獨運作。反之,在將自身附屬於某些名詞後,刻意扭轉被它附加於前的事物。它是一種策略性修飾—「酷異」這個名詞—引發對後者的逆轉裡的權力與適用關係。這就是說,其發聲為它帶來兩種操作。首先,它挪用並影響如今被描述為(酷異⋯什麼?)的事物,其次,這種「酷異」之於某個名詞的附加,引證了它被針對的標準和假設(它所揚棄的預設「正常」)。

將「酷異」配置為一種污點,是啟動一種洗禮的機具。被提名為「酷異」的事物,如今遭到曲意看待,挾著侵略性的猜疑。同理,假設已有種關於「正常」的認同,也通過這種出於其背離的呼喊而得以被再授予為沈默的威權。這種言說行動在嚴格意義上是操演性(performative)的,它藉著提出差異與分歧的絕無僅有可能性,而冷酷地更動個人或事物。(註2) 這就是它做為貫穿20世紀某種指控的歷史權力,它被用以暗示反常(abnomality)、異己(outsiderness)與差異。將某物命名為可疑的、不同的,和非本然的,正是製造一種效果—不論真實為何。該物或該名人士,因而在見證該誹謗的目光中成了實際上正是可疑的、不同的,和非本然的。(註3) 其他人蒐集證據以確認使他們受到翻攪的最新疑惑。從這時候起,其人、事物、文字或圖像就會,確實受到詳盡地審核,直到它符合或失去正常資格為止。驅動它的恐懼則是,差異仍隱而未見、且不受控管。這也就是為何在歷史上,由這種指控的目標所發動的防禦工事,如此頻繁在指控者的否定上、轉為攻擊性或強制性。這就是對那些被羅織(或僅僅被謠傳)為「酷兒」之人身上的,真實而有力的語義暴力之回應。

從1980年代起(特別是在像美國和英國這類的英語系國家),負面言論行動被那些它一直用來中傷的對象所挪用。它變成大規模文化和政治運動的基礎,而擁抱為一種榮譽的標記。渴望變回正常(也因此沒沒無聞)的想法遭到否定,於是「酷異」變成一種自我宣稱和政治的立場。這樣一種酷異與反同化主義行動戰略的粗野且集體的擁抱,使權力的運轉獲得徵召,突顯出人們將自己從正常中放逐的「正常」規訓作用。我們於是不意外,這種策略會在「沈默等於死亡(silence=death)」的時刻登場;正是政府對愛滋危機的無所作為,還有在媒體上恣意貶抑它如某種私人而非公眾事務的態度,籲請了某種殘酷而響亮的回應,在於實際現身及其拒絕被抹除個體差異的聲明上。

這些行動主義者理解到,某人自我宣稱「酷異」不亞於一種言說的行動。它無疑是認可到,對於「非」正常的恐懼也是一種力量的來源。這樣挑釁的自我命名撤除那些試圖用這個詞來羞辱和消音的力道。酷異的形容詞機制被向外翻轉成,不是聚焦在差異的隱藏身份上,而是政治性與論辯性的,呼籲且鎖定權力與常規性(normativity)的偽裝運作上。同理,對於那些擁抱此種姿態的人們而言,此種將事物、文本或行徑視為酷異的體驗,不但製造了猜疑更製造了情感。只要這種操演性的酷異力量被接納為自傲與不服從,強加其上的常規表面便將破裂。抵抗、反彈、異議與激越的場所,將處處可見造反,串連與團結的可能性浮現。酷異藝術家足可闡明這點,他們看待差異與異議的經驗彷彿充滿能量,他們將「另一面」(otherwise)具象化為一種重視其經驗的方法;我用「另一面」一詞來指稱對於那些人們安置酷異姿態的無限疏遠位置。這個詞彙積極地標誌出差異性作為一種重審(re-view)假定「正常」的場所。「另一面」是指,酷異態度和行動試圖抵禦的、宣稱、傳播的事物。酷異藝術家的作品,不只是與重要的政治挑戰與批判綁在一起的重要作品,同時也是另一面得以成形和寄居的作品。

當「酷異」從非常規、男同、女同和雙性戀社群的歷史汲取政治與情感的力量時,酷異並不等於這些類別,更不是一種認同。更確切地說,它提供一種削減認同穩定性與權力分配的策略,並隱蔽被指派的分類與命名。確實,它被發展成為一種文化權威得以異議的基本公共顯像與政治態度。

作為一種被認可的酷異政治整合,美學位居要津。由於「酷異」的形容詞裝置與操演性,在許多意義上 (註4),就其根本,它是關於外表。也就是說,某些事情要如何看待,它又是在何種情境下現身於文化場域。以至於,當行動者開始對抗政府於愛滋危機前幾年的誤導政策與蓄意忽略時,可視性(visibility)策略首當其中。「可視性政治」要求再現與究責,他們也通過激進操作的現身反對常規的強加。政治宣傳(agitprop)、街頭行為與游擊藝術發展出對視而不見與沈默的對抗策略。重要的還有記得,在1980年代以前,諸如挑釁的差異聲明也標誌早期運動的特徵,但愛滋危機要求的是一種更高層級的全球性可視性與集體性。在同個十年裡,正面現身(in-your-face)策略以及聚焦憤怒,更被擴大成一種對「性自決」(sexual self-determination)、對另類親緣、對向權力發聲奪權所繫的差異所在,更廣泛、更不辯解的主張工具。緊跟這些行動主義者的進展,學院開始談論「酷異」的反同化主義姿態,以及它拒絕分類提示、將文化威權差異理論化的穩定性。在這種態度上,在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出現一種流傳廣泛的學院運動,這種運動也餵養藝術實踐。

今天自我認同為酷異實踐的藝術家,召喚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替代選項至尋常事物裡,採納於法不容的姿態,擁抱罪行與不透明性,並鍛造史無前例的親緣、親密關係、愛情與社群。許多這些實踐的能量都衍生於對那些性取向或性別不容於常態的壓抑與偏見。為了回應,生存與壯大的策略湧現為21世紀酷異文化生產的根本特質,而這種自我定義不需辯解的需求,正是酷異藝術實踐得以如此大行其道,於過去數年之間再度湧現的原因之一。

本書蒐集眾多藝術家的「酷異」形容性裂解之部署。它列出概念如何可能作為一種政治與體制批判的場所,作為一種發展新家族與歷史的框架,作為一種行動的板機,以及作為一種宣稱非同化差異的基礎。我稍早決定,這冊書必須突破那種「當代藝術文件」系列傳統之單一觀點,並幾乎完全聚焦在藝術家自己的發聲上。在第一單元裡只有一些微小例外,這本書是那些從造就自身視角說話之作者的集合。我保留一邊是出自酷異研究學門的諸多理論文字;如果說這是一本酷異學者或批評的選集,許多其他作者仍可找到一席之地。理論家與歷史家則刻意避免,這是為了留更多空間給藝術家自身打造的「酷異」樣貌。(不過,某些隸屬於兩種分類的重要文字則可見於參考書目裡。)相似的是,許多自身也有酷異實踐的藝術作者並未收錄,這是為了留更多空間給本書所蒐集的75位以上藝術家。還有許多曾由其他作者或動人、或論辯陳述的酷異藝術家,我選擇了放棄讓本書成為一本第三者酷異藝術紀錄的選集,而是偏好第一人紀錄的藝術實踐與動機理念。我尋找提供觀眾進入藝術家思考酷異實踐方法的文字;我想要展現藝術家如何涉入與他者對話—關於協商差異與集體性。最終,我的希望是集結可以證明對他人有用、激勵或催化的聲音,對於那些正努力闡述自身的酷異立場。這是說,與其說本書是提供藝術家酷異理論,它更是一本藝術家的酷異策略與感染觀念的書籍。

本書系列是沒有圖說的,因此字語必須獨立運作。有鑑於此,許多缺乏自身書寫實踐的藝術家雖然影響並啟發其他人,在此沒有收錄。與此相同,許多藝術家利用酷異經驗為資源、卻沒有視其為最核心的藝術訊息或使命予以凸顯,也沒有收錄在本書裡,後者秉持對抗性的反同化主義為統攝原則。不過,書寫藝術家與酷異政治和理論協商的文學已很豐富,對我來說,它能夠變化與利用的潛力也很明確,呈現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酷異藝術家則不然,後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宣稱他們的存在、反同化、不容忍與承諾。這是一本關於藝術家談論自己而非被人談論的書籍,我也希望讀者在考慮其收錄範圍時能理解。我的核心目標是通過本書所提供的歷史軌跡,提供酷異藝術實踐於全球顯現的擴充記述。我自己希望它會為已熟悉近幾十年藝術史的讀者們引進新的藝術家,其中某些文字也是第一次翻譯成英文。在這些努力中,我也受到世界各地許多歷史學者與藝術評論的協助,提供建議與指導,我對許多幫助這本選集聚焦的人們善心也深深感激。

關於本書所呈現的地理範疇,重要的是記住在美國與英國登場的活躍反同化主義立場,不管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相同的流通指標或可能視域。所以,我們看見以1980、1990年代的拉丁美洲與亞洲來說,有極其迥異的酷異性展現與衍生方式。要說這些實踐比他們(往往與酷兒藝術概念異常密切的)美洲當代夥伴更不活躍或更吝於介入,這恐怕是誤解。在這其他政治、宗教與國家脈絡裡,酷異性扣連(articulation)與差異聲明,是以只偶爾類似那些英語系國家的複雜和迥異方式運作著。在拉丁美洲、亞洲、東歐和非洲的藝術家關於「性」和另類親緣模式的參與,無法與那些在某國內較少被呈現的議題分開討論;像是政治革命、獨裁政權、國家認同與宗教的互相依賴、對英語世界的後殖民態度,以及階級意識。基於這個原因,某些藝術家提及酷異立場的方式,比起1980和1990年代美國藝術的「正面現身」意識形態,首先可能顯得遮遮掩掩。然而,重要的是記住,用以在此脈絡下生產其立場的那些表達方式與勇氣。

(…)在呈現本專冊之際,我理解到我在嘗試轉述這些酷異實踐時,也正冒著馴化它們的風險。我的每一步,都遭遇公平對待個別酷異實踐的激進與榮耀特殊性的難處,儘管,同時也努力讓它們成為一意義的整體。本書主題是藝術之於政治及世界化的構成,我希望它不是讓讀者欣然享用何謂「酷異」的理解。倒不如說,我希望它所激發的命題、籲請、衝動與目標,也將照看製造怪異、擱置常規和要求有能力反抗、自決,和單純走出自己道路的力量。

Footnote
註1. 一旦我看見它的重要性也被其他酷兒主題的藝術文選所登錄,就進而更大膽地這麼做了,正如克里斯多佛.李德的《藝術與同性戀》(Christopher Reed's Art and Homosexuality);劍橋大學出版社(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年),頁139。
註2. 更多關於酷異操演性的書寫,可參見E. Patrick Johnson,〈「Quare」研究,或(幾乎)我所知關於酷兒研究的一切都是跟我阿嬤學的〉('Quare' Studies, or (Almost) Everything I Know About Queer Studies I Learned from my Grandmother),於E. Patrick Johnson和Mae G. Henderson編輯,《黑人酷異研究:一本批判文選》(Black Queer Studies: A Critical Anthology;Durham,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年,頁124~57;Eve Kosofsky Sedgwick,《傾向》(Tendencies;Durham,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年);以及《觸動感覺:情感,教習,操演性》(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Durham,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年。

註3. 關於以何種(已聞或未聞的)對待方法生產情感和效果的入門材料,可參見 Brian Massumi,〈情感事實之未來誕生:政治本體學〉(The Future Birth of the Affective Fact: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Threat),於Melissa Gregg和Gregory Seigworth編輯,《情感論讀本》(The Affect Theory Reader;Durham,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年),52~70頁。 

註4. 我在一篇發表訪談裡更進一步地討論到這些議題,David J. Getsy, ‘Appearing Differently: Abstraction’s Transgender and Queer Capacities’,見William J. Simmons採訪,收錄於Christiane Erharter、Dietmar Schwärzler、Ruby Sircar、Hans Scheirl編著之《Pink Labour on Golden Streets. Queer Art Practices》(Berlin: Sternberg Press, 2015),頁3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