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Rights of the articles on No Man’s Land are reserved to the original authors or media. No Man’s Land is authorized to reproduce and distribute the articles freely. Users may distribute the articles on No Man’s Land accordingly to the above terms of use, and shall mark the author, and provide a link to the article on No Man’s Land .
「數位荒原」網站上文章之著作權由原發表人或媒體所有,原發表人(媒體)同意授權本站可自由重製及公開散佈該文章。使用者得按此原則自由分享本站收錄之文章,且註明作者姓名、轉載出處「數位荒原」與網頁的直接連結。
Contact
Please fill out your information to contact No Man’s Land .
The information you supply will only be used by No Man’s Land .




Subscribe No Man's Land
Please fill out your email to get the latest from No Man’s Land .
The information you supply will only be used by No Man’s Land .
Unsubscribe No Man’s Land
ISSUE 39 : Museumizing Imagination
Photography as Ethnographic Method: The Anthropological Photographic Archives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1
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日治臺灣殖民地人類學的寫真檔案(一)
November 30th, 2018類型: Image
作者: 陳偉智 編輯: Tenn, Bun-ki
出處: 《現代美術學報》No.33
日本統治臺灣初始,臺灣原住民作為殖民者理蕃行政的對象,同時也是殖民地人類學的知識建構的對象。在殖民地治理與知識建構的展開過程中,也開始生產了民族誌影像檔案。臺灣原住民寫真檔案的形成,同時是殖民理蕃機構的官方民族誌與近代人類學運用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的產物。日治時期的人類學影像經驗,除了作為原住民治理的紀實攝影記錄外,也是人類學以類型民族學影像,建構族群分類知識的再現紀錄。本文透過殖民統治初期的理蕃機構與人類學家的民族誌影像的分析,討論官方的紀實攝影以及類型影像,並進一步透過人類學家田野日記中記錄的田野攝影經驗,討論影像檔案的生產過程及被拍攝者的反應。
圖1:舌納箏社社長Watanawi與其妻Lemoimaton的半身圖繪;出處:平野秋夫,〈臺灣生蕃視察ノ概況〉,《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15(1895):6-8

原來臺灣的蕃界,尤其是東部的蕃界曾經獲得了「The Darkest Formosa」的稱號,是確實有其由來的。我冒險多次並花費了龐大的費用,前後三次渡臺調查,幸而給黑暗裡的臺灣東部及紅頭嶼帶來了一線光明。(註1)

—鳥居龍藏(Tori Ryuzo),1899

 

一、前言

1896年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受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派遣,到臺灣進行人類學調查。鳥居的台灣調查,是首次日本人類學家在殖民地應用攝影技術,拍攝田野中的調查對象,留下數量龐大的乾版玻璃影像。在當時世界各地的人類學發展下,攝影逐漸成為重要的田野民族誌方法,而鳥居臺灣調查的知識建構也充份運用此一新的視覺技術(visual technology)。(註2) 除了鳥居龍藏,殖民初期在臺灣的人類學家,如伊能嘉矩(Ino kanori)、森丑之助(Mori Usinosuke),皆曾充份利用照片或攝影的視覺技術進行人類學知識建構。(註3) 在日本領臺之際,鼓勵伊能,並派遣鳥居來臺灣的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坪井正五郎(Tsuboi Shōgorō),更是長於利用影像視覺技術,幾乎是與歐美新興學科的人類學研究與知識呈現的發展同步。(註4)

1898年當鳥居龍藏第三次來到臺灣,調查臺東與恆春一帶的原住民時,在田野中寫了一封信給坪井正五郎。信中說明原先「The Darkest Formosa(最黑暗的福爾摩沙)」的臺灣東部與蘭嶼,在經過三次(1896臺東花蓮、1897年紅頭嶼(蘭嶼),1898年臺東恆春)的調查後,已經有了比較詳細的瞭解,「幸而給黑暗裡的臺灣東部及紅頭嶼帶來了一線光明(註5)。鳥居的「最黑暗的福爾摩沙」,或者在更早的1896年第一次調查臺灣東部後發表的文章〈臺灣東部各蕃族及其分布〉(東部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及び其分布)中 (註6) 曾說過的「黑暗的蕃界」,其「黑暗」的用語,一方面是說明在實證上補足民族學調查所缺乏的東部原住民各族群的分佈與文化型態;另一方面,也不乏是作為比喻性表達「帶來一線光明」的鳥居,具體表現在其所攜帶的田野工具:乾板箱式照相機(box camera)。透過光線,東部的臺灣原住民族群在暗箱中留下身影。顯影之後,作為當時人類學科學實證強調到現場的第一手紀錄,並以之為媒介做為辨識體質特徵、擷取文化特質,以便進行比較民族學研究的方法。

日本統治臺灣初始,臺灣原住民是殖民者理蕃行政的對象,同時也是殖民地人類學知識建構的對象。在殖民地治理與知識建構的重層展開過程中,也開始形成民族誌影像檔案。本文透過殖民統治初期的理蕃機構與人類學家的民族誌影像的分析,討論官方的紀實攝影以及類型影像,並進一步透過人類學家田野日記所記錄的田野攝影經驗,分析影像檔案的生產過程,以及被拍攝者的反應。

 

二、總督蕃人會見的影像

1895年8月25日,第一任的臺灣總督樺山資紀(Kabayama Sukenori)發表「綏撫生蕃」訓示之後,從大嵙崁原住民的綏撫開始,之後半年內在全島各地臨接原住民區域展開。(註7) 在綏撫時對於大嵙崁原住民的調查報告,也發表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註8) 此一事件,是總督府理蕃政策的開端外,也是近代日本人類學臺灣研究的起始,殖民地人類學影像也同時登場。(註9)

奉總督「生蕃撫育」之命入山招徠蕃人的陸軍少尉平野秋所發表的〈臺灣生蕃視察概況〉(臺灣生蕃視察ノ概況)是《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一篇關於臺灣原住民的實地調查報告。在這篇臺灣原住民的實察報告中,平野依據「蕃人對我軍隊的感情」、「服裝」、「語言」、「體質特徵」、「教育」、「禮儀」、「嗜好品」等項目,簡要說明參與綏撫儀式的原住民的體質特徵與數項文化特質(cultural traits)。在報告書中,平野並附上舌納箏社社長Watanawi(ワタナウィ)與其妻Lemoimaton(レモィマトン)的半身像繪圖,以及對其服裝、體質特徵的解說。(圖1)

圖2:臺灣生蕃。左為《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中的素描,右為收藏在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伊能嘉矩手稿》檔案的照片。出處:伊能嘉矩,〈大嵙崁(Toa ko kan)地方に於ける生蕃〉及伊能嘉矩,《寫真帳 第五冊》,臺大圖書館《伊能嘉矩手稿》,J127-05-21

平野報告發表後即遭到隨後來臺的東京人類學會會員,同時也是總督府雇員伊能嘉矩的修正。(註10) 伊能嘉矩1896年1月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發表〈大嵙崁地方的生蕃〉(大嵙崁(Toa ko kan)地方に於ける生蕃),回應平野秋夫的報告。(註11) 伊能此篇論文也刊載一張三名當時到總督府參與會面的原住民照片的細筆寫真圖繪,此圖是東京人類學會繪師大野雲外,依據伊能所寄照片繪製。東京人類學會刊出的平野秋夫報告附圖,推測應該也是大野雲外依據照片所繪製。稍後鳥居龍藏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發表第一次臺灣調查論文時所附的原住民體質與文化特徵圖像,也是大野雲外根據鳥居實際拍攝的照片所繪。

環繞著大嵙崁「綏撫生蕃」儀式所引發的平野秋夫與伊能嘉矩之間的討論,是當時《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中出現的殖民地議題。在這個事件中,殖民地人類學所關心的問題(人種分類),以及討論時所使用的理論資源與分析方法,已略具雛形。在討論大嵙崁原住民的體質、語言與文化特質,乃至人種分類的論文中,伊能所使用的照片,是1895年9月10日總督樺山資紀在綏撫生蕃宣示後,於總督府內接見來自角板山社與舌納箏社五位泰雅族原住民時,在府內所拍攝的照片。若比較伊能嘉矩的寫真圖繪與其中伊能文章所根據的實際照片,可以發現東京人類學會的大野雲外將原本照片總督府內的門、階梯與牆面的背景塗掉留白,同時加強原本照片中的原住民身體與服裝的文化特質,但保留了其中一位改穿漢人女子緄邊大襟衫的特徵。

圖3:樺山總督最初的蕃人會見;出處:《征臺軍凱旋紀念帖》,1896(國立台灣圖書館藏)

在綏撫政策進行時,大嵙崁泰雅族原住民曾下山到臺北城內與總督會見,其間至少曾拍攝三張照片(即本文所附攝影),留下殖民地統治最初的原住民影像紀錄。其中一張〈樺山總督最初的蕃人會見〉(圖3),是五名原住民與總督及總督府高級官員們的合照。另一張〈臺灣生蕃〉(圖2),三位原住民在總督府內牆邊的合照是伊能嘉矩發表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的資料。另外,下山來臺北城內與總督見面的原住民,在與總督合照的平台上,也留下一張後來被題名為〈臺北總督府內拍攝的生蕃人風俗〉照片 (圖4)。這張是在與總督合照前後,另外拍攝的只有五位原住民以及一位通譯的照片,其中三位原住民還坐在合照時總督樺山資紀、民政局長水野遵以及海軍局長角田秀松的座椅上,五個人的視線各自看著不同的方向,談笑表情自然。若與總督會見合照比較,一張是呈現以總督樺山資紀為中心,原住民或蹲或站地處在總督與總督府高官們的行列之間,照片中全部人物表情嚴肅,視線焦點都集中地望向左側,或許左側當時有另一台攝影機?(註12) 另一則在相對輕鬆的氣氛下自由奔放,似乎是彼此嬉戲之際,被日本攝影師所捕捉拍攝下來的照片。這張也是難得一見的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影像中,人物帶有笑顏,之後不管是在照相館內或是田野中的原住民,臉上的笑容幾乎很少見。

1895年日本領臺之初總督發佈生蕃綏撫訓示後,九月在總督府內拍攝的〈臺灣生蕃〉、〈樺山總督最初的蕃人會見〉與〈臺北總督府內拍攝的生蕃人風俗〉三張照片,其顯影與使用歷程(careers),似乎預示了之後隨著殖民統治展開,臺灣原住民的影像將會如何的生產與流通。

圖4:臺北總督府內拍攝的生蕃人風俗;出處:《征臺軍凱旋紀念帖》,1896(國立台灣圖書館藏)

「臺灣生蕃」成為殖民地人類學知識生產的材料,透過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與其他人類學家,發展出將原住民影像作為民族誌方法,持續地生產與累積殖民地人類學的原住民影像。〈樺山總督最初的蕃人會見〉與〈臺北總督府內拍攝的生蕃人風俗〉先是收入從軍攝影師遠藤誠編輯的照相冊《征臺軍凱旋紀念帖》中,隨後在各種官方民族誌報告中再製。殖民政府在之後的理蕃行政中依循前例,拍攝、蒐集與出版許多原住民影像。另外,透過官方與民間的寫真館的複製,製作寫真明信片,這些明信片或是寄回殖民母國或是流傳海外。(註13) 透過殖民地人類學、官方機構的民族誌以及寫真明信片,原住民影像資料的生產與流通,逐漸累積出了或許可以稱之為「殖民檔案的原住民影像」(photographs of aborigines as colonial archives)

(編按:本文作者為美國紐約大學NYU歷史學博士候選人、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班)

Footnote
註1. 鳥居龍藏,〈臺灣東南部の人類學的探檢〉,《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55(1899),收入《鳥居龍藏全集》第11卷,(東京:昭日新聞社,1976),頁:464,後略稱《鳥居全集》。中譯參見,〈臺灣東南部的人類學探險〉,《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楊南郡譯註,(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頁280,後略稱《探險臺灣》。
註2. 關於西方人類學發展與攝影之間的關係及其歷史的討論,見:Elizabrth Edwards ed.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92),Elizabrth Edwards,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A Long History of Knowledge and Affect,” Photographies, 8(3)(2015): 235-252. Christopher Morton and Elizabeth Edwards ed. Photography,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Expanding the Frame, (Surrey: Ashgate, 2009) 以及Christopher Pinney, Phot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1).攝影作為一種再現技術與近代性及國家的關係,見John Tagg,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8).
註3. 關於鳥居龍藏民族誌影像與其人類學知識的分析,參見Hyung Il Pai, Capturing Visions of Japan’s Prehistoric Past: Tori Ryuzo’s Field Photographs of ‘Primitive’ Races and Lost Civilizations (1896-1915). Jennifer Purtle and Hans Bjarne Thomson (ed.) Looking Modern: East Asia Visual Culture from Treaty Ports to World War II, 2009. 265-293. Wang Ka F., “Entanglements of Ethnographic Images: Tori Ryuzo’s Photographic Record of Taiwan Aborigines (1896-1900),” Japanese Studies 24(3): 283-299, 2004.謝以萱,〈日治臺灣的田野踏查與攝影術(一):殖民.人類學家.乾版攝影〉,http://www.biosmonthly.com/weekly_news_topic/7736。〈日治臺灣的田野踏查與攝影術(二):背著相機的人類學家—鳥居龍藏 × 森丑之助〉http://www.biosmonthly.com/weekly_news_topic/7737。〈日治臺灣的田野踏查與攝影術(三):田野日誌與圖譜漫談〉,http://www.biosmonthly.com/weekly_news_topic/7738。(檢索日期:2016.09.26)。
註4. 從東京人類學會創會初期,坪井正五郎即充份運用各種影像再現的技術,包括素描、繪圖、以及攝影等,參見Inhye Kang, “Visual Technologies of Imperial Anthropology: Tsuboi Shogoro and Multiethnic Japanese Empire.” Positions 24(4): 761-787, 2016。
註5. 鳥居龍藏,〈臺灣東南部の人類學的探檢〉。此封信是1898年12月,鳥居在田野中寄給東京人類學會坪井正五郎,隨後發表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註6. 鳥居龍藏,〈東部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及び其分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36(1897):378-410。《鳥居全集》第11卷,頁464-485,以及《探險臺灣》,頁140-190。
註7. 此小節部分改寫自筆者先前的研究成果,見陳偉智,《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特別是第二章第一節。
註8. 平野秋夫,〈臺灣生蕃視察ノ概況〉,《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15(1895):6-8。
註9. 本文原則上在一般敘述上改「番」、「蕃」為現在常用之集體自稱「原住民」,但是在某些為求保留原來文意或是呈現當時用語的歷史脈絡時,則以保持原來文獻使用文字為原則。
註10. 1934年逢東京人類學會創立50週年,擔任會長的松村瞭在回顧東京人類學會的業績時提到,隨著日本帝國領土的擴張,臺灣也成為人類學研究的新領地,而平野秋夫的報告則是領臺後的首篇報告。見松村瞭,〈東京人類學會五十年史〉,《人類學雜誌》49(11)(1934):419-460。
註11. 伊能嘉矩,〈大嵙崁(Toa ko kan)地方に於ける生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18(1896):151-154。
註12. 從這張會見照片中人物的視線焦點與照片的拍攝角度來看,現場除了右側的攝影師遠藤誠的照相機外,左側可能還有另一台照相機。
註13.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影像明信片的分析,見Paul Barclay, “Peddling Postcards and Selling Empire: Image-Making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Japanese Studies 30(1)(2010): 81-110.日治時期的臺灣影像明信片中,臺灣原住民往往是主要的題材。至於圖像明信片與日本殖民主義的關係,見張世倫,〈圖像明信片與殖民之眼:一些片段的思考〉,《攝影之聲》12(2014):36-43。
See Also
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日治臺灣殖民地人類學的寫真檔案 (《現代美術學報》No.33) ,陳偉智
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日治臺灣殖民地人類學的寫真檔案 (二)《群島資料庫》 ,陳偉智
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日治臺灣殖民地人類學的寫真檔案 (三)《群島資料庫》 ,陳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