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uyen Trinh Thi, Unsubtitled; photo courtesy of artist

2014年一月，我坐著客運，從新柔長堤（Johor-Singapore Causeway）越過柔佛海峽，在兩天內匆匆看完散佈於不同展場的新加坡雙年展。新加坡常年如夏，環海，頂著大太陽從一個場館步行到另一個場館，身體黏稠。那一次新加坡雙年展的主題是《如果世界改變》（If the World Changed），很有野心地集結了27位東南亞策展人和上百名藝術家（大部分來自東南亞區域），試圖「建構一個與眾不同的亞洲身份」（…build a distinctive Asian identity） (註1) 。東南亞諸國異質性強烈卻又仿佛相互牽扯，但在各有脈絡與個性的狀況下，「建構一個與眾不同的亞洲身份」是否可能確實會引起許多的疑問。頂著疑問我走進新加坡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地下室，看見越南藝術家阮純詩（Nguyen Trinh Thi）的作品〈無字幕〉（Unsubtitled）。

2014年12月的冬日，我在台北主持《遠離 . 遠離越南：2014「在左邊的亞洲」影展／EX!T 5台灣國際實驗媒體藝術節》阮純詩作品放映的映後座談。看完主辦單位寄來的試片以後我和阮純詩先行碰了面。那時，Doclab這個機構名稱和〈無字幕〉這件作品，才真正在我的意識裡和「阮純詩」這個名字連接起來。

在河之內

「這是她的家
就在倒鉤鐵鋼絲的薄邊上」

—葛洛莉亞．安卓杜雅（Gloria E. Anzaldua）

「河內」（Hanoi），是越南的首都，位於越南北部，處於紅河與蘇瀝江之間而得名。許多人對於越南的想像，大部分時候可能是來自於電影。西方以影像描繪的越南，好像總是從越戰結束前開始斷裂。電影中的越南，停留在某一個時空段落，上演著循環的命運。如今的越南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南對於電影、藝術等，有著相當嚴厲的文化政策。電影的生產，也是以國營製片廠掛帥。

2007年，阮純詩集合了新聞學與紀錄片製作的學養，從美國返回家鄉，越南的河內。2009年，她在河內創辦了Doclab。

在河之外

Doclab從創立之初的打游擊方式，擴展到如今以常態性實體空間為基地的電影機構。 阮純詩於2007年回到河內以後一直嘗試以獨立紀錄片導演的身份工作，不隸屬於官方單位，拒絕走進國營電影生產的體系。留學期間，她曾在洛杉磯的艾柯公園電影中心（Echo Park Film Center）為青少年而設的電影工作坊擔任自願老師，並曾在該中心放映過自己的作品。阮純詩受艾柯公園電影中心啓發，加上河內電影文化、素質觀眾，以及對於獨立或實驗電影甚至是藝術認知的匱乏，促使阮純詩在回國之初，以打游擊的方式參與不同和培育電影工作者相關的計劃，並在借來的空間組織定期的實驗電影放映會。(註2)

Doclab的發展，主要分成放映、工作坊以及圖書館三個項目，涵蓋了電影的教育、製作、後製、放映以及研究五個甚為完整的範疇。Doclab的圖書館，收藏的DVD包括經典和當代紀錄片、實驗電影以及錄像藝術作品。圖書館同時也收藏電影理論與批評，以及錄像藝術理論等書籍。Doclab圖書館採會員制。只要以一次性會員費用加入，即可免費使用Doclab圖書館的資源。

已故錄像藝術家Harun Farocki在Doclab作品放映會和映後交流

這樣一個看起來發展相當完備的電影機構，其實並沒有得到任何的官方補助。Doclab的實體空間位於河內的歌德學院裡頭。早期由阮純詩獨立經營，後來在歌德學院的協助之下，提供空間和部分經費，讓Doclab得以持續營運至今。目前Doclab除了阮純詩以外，尚有2到3位工讀生協助日常和活動的運作。而工作坊的導師，從世界級大師如已故的法洛基（Harun Farocki）到越南在地電影工作者都有。過去Doclab電影製作工作坊的學員，如今也有部分回流擔任導師的工作。工作坊大部分的學員都不是電影科班出身。他們來自於各個領域，建築、設計、社會科學、經濟學等。這樣的組織架構或許就是持續讓Doclab維持一種異質生命力的原因。同時，阮純詩也積極和東南亞甚至南亞建立實驗電影和紀錄片的交流網絡，讓Doclab學員和河內的獨立實驗電影或紀錄片工作者有一個在國外發表作品的管道。

Doclab's "Super8 Workshop"

「這個國家像間專門上演戰爭與毀滅戲碼的劇院。」這是美籍越南裔學者暨紀錄片導演鄭明河在《他方，在此處：遷居、逃離與邊界記事》(註3) 一書為越南歷史所下的註腳。

Doclab的存在，或許可以說是阮純詩以一個擁有大想法的小機構作為一種抵抗的方法，來抵抗越南主流紀錄片和主流影像生產的大體制。這種抵抗，是另一種形貌的「戰爭」。然而，在沒有政府補助，以及文化活動內容相關審查制度極為嚴苛的狀態下，如此抵抗如何可能？這，和河內的歌德學院脫離不了關係。阮純詩曾經在私人的對話中坦誠，歌德學院成為了Doclab的保護傘，即便歌德學院如今給予Doclab的經費並沒有很多。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Doclab位於河內的歌德學院內。因此，任何活動包括放映的影片內容如何，都不會受到越南文化警察的干擾。Doclab和歌德學院的關係，如果放在更大的架構來檢視的話，不多不少也暗示著當代社會的文化殖民策略。

Doclab的電影燈光工作坊

而像阮純詩這種具備藝術家、策展人、行動者等多重身份的例子，在東南亞國家如印尼、泰國、馬來西亞不在少數。這固然來自於藝術體制的不完整。但也正因為有許多的缺口，異質的生命力得以溢出，創造更多體制之外的可能。另一方面，疊合多重身份的個體如何在各個分身中取得平衡和專注，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容易落得事事蒼白無神，中途退場的案例不在少數。

Doclab的成立、運行以及發展，無疑是2013新加坡雙年展《如果世界改變》的變奏具體實踐，將假設句置換成動詞的積極行動。不同的是，在我看來，Doclab很巧妙地透過和歌德學院之間的權衡拉扯，創造一種互惠於雙方的情境。這種實戰的方式，讓Doclab不至於落入過度理想浪漫化的陷阱當中。

Doclab圖書館包括紀錄片, 實驗電影, 錄像作品DVD和相關理論書籍

或許可以這麼說，Doclab看起來在河之內完成了跨越地理界限的，在河之外的事。因缺口而溢出的生命力聽起來固然讓人振奮，但在體制外從體制內無法完成之事也終究會因為經費等現實問題而有落入迴圈的一天。屆時，更大的挑戰才要到來。要如何跳出迴圈並往前或往外推進，卻又不失往內的自省，是不得不，也必須開始思考，行動的事。要如何實踐而不落入過於理想化的想像，Doclab的實踐方式或許是個參照，但基於地理座標和社會政治情境的不同，如何變通則看各自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