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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之門半掩半開，蜿蜒成徑。在門的那一邊，勇者對抗著怪物，因恐懼而戰慄著，我會發現什麼？真空？
—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註1)
這個計劃試圖解決空缺（absence）的問題。
在許多方面，東南亞歷史學家—尤其是那些處理前殖民時代，或者試圖講述邊緣者故事的歷史學家—長期以來，在使用權威性的記錄來描繪過去時一直有所掙扎。
通常，在轉向諸如（因政治意圖而引進）殖民人口普查的「可靠」來源、或在涉獵民間傳說故事的領域之間，選擇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後者像是《漢都亞傳》（Hikayat Hang Tuah），和挖掘任何可得的歷史內容。某些作者，例如詹姆斯．沃倫（James Warren）關於 20 世紀早期新加坡性工作者和人力車夫的著作，以極大的創造力和艱苦的決心，重建了我們從非常規來源（如勞工的日記、小販的收據和菜單）理解到的訊息。但終究，這個區域的歷史學家通常要與巨大的沉默鬥爭。那些聲音不是隨著時間過去而失落，毀壞，就是被淹沒了。
但空缺不是一個黑洞，沒有光，沒有看見的可能。沒有燈籠照亮過去，可是我們能從鑰匙孔中窺伺，拼湊出昨日的版本。於是，任務最終在於想像—通過研究、審慎考慮與大量智力勞動而達成的想像—但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想像的行動。這不是要涉入某些來源不再重要的後真相（post-fact）替代現實，而是要體認到人類記憶的不可靠與延展性，並且擁抱歷史書寫（history-making）的技巧。在許多情況下，這項任務需要對歷史採取傾斜的進路，清點官方敘事的邊緣，創意地採用不同來源，也願意承認背景是我們工作的基石。話雖如此，並非所有想像都是被平等地創造：有些是令人信服且極其嚴謹的，而另一些則是怠惰和窒礙難行的。
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歷史憎惡真空（history abhors a vacuum）。在空白之處，敘事被用來倉促地填補真空。以馬六甲為例，那裡有許多人非常渴望崇拜一個光榮的蘇丹國，藉以強調港口城市的中心地位。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某種對自我殖民化的羞恥感所助長的，這種自尊缺陷表現在一種補償性的歷史中，它必須誇大馬六甲有多麼美妙以彌補後幾年的征伐和（無論是真實還是想像的）屈辱。這樣一來，正如馬來西亞歷史教科書中最廣為宣傳的那樣，馬六甲的歷史與現在這個馬來西亞版圖、甚至整個區域的歷史弧線混為一談。當兩者比例如此懸殊時，歷史認同的建構就變得脆弱、微妙。因此，當歷史學家阿末．亞當（Ahmat Adam）斷言無法證明漢都亞這名人物在歷史上真實存在時，會遭到抗議、嘲笑和威脅也就不意外了。
在與馬六甲的歷史搏鬥時，我們也必須與空缺搏鬥。在很多時候，為了填滿那個真空，將馬六甲視為重心是很大的誘惑—視其遺產為榮耀，然後將世界其他地區渲染成隨著港口城市這個太陽運行的天體。畢竟，馬六甲作為馬來西亞認同的基石，已深植於我們的國家敘事底。作為一個深刻爭論和情感注入的場所，它是一個承載著包袱的遺產，因為馬六甲必須承擔前殖民馬來西亞故事的所有重量：馬六甲必須既是馬來人又是「多元文化」，它必須闡述在種族之間的「社會契約」，還必須延伸馬來西亞的道德弧線。簡而言之，馬六甲必須是當代民族國家的正當寓言和存在理由—這是它的負擔，因此，也是它的力量。
我們如何開始想像一個不受這種補償性歷史拖累的馬六甲？事實上，當我們探索馬六甲的許多面貌時，我們無法擺脫已深植於港口城市說詞中的民族主義持份。畢竟，空缺已取得了自己的面孔。但是以此計劃為前提，它也展現出馬六甲的另一面。我們描繪的馬六甲並不堅持其與中心性的相關性，而是關係著以下：水體、內陸、海洋東南亞、貿易路線、風。
不再通過港口、堡壘和宮殿—對應地通過商業、征服和君主制—來定義城市及其歷史。我們於是轉向水體：河流、海峽與海洋。通過將水作為城市的主體，我們尋求使馬六甲擁有多元的視野，超越一座在山丘上自給自足的城市。用歷史學家蘇尼爾．阿姆里斯（Sunil Amrith）的話來說，海洋是等量的地理幅員總和、二維製圖和心理圖，不僅僅通過貿易，更通過電報、信件、債務、旅程和故事聯繫在一起。馬六甲與大海的關係，並不只是商品流通的渠道那麼簡單；相反的，大海鞏固了某種將馬六甲建構為一張關係、地點、意念的流動網絡的方式。
關於馬六甲如何成為一個貿易、戰爭及國王和皇帝之間通信的重要港口，肯定有著各式各樣的記錄。在馬六甲周遭也有豐富的民間傳說，從《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到如夢似幻的史頌（hikayat）。雖然主要是傳說中的素材，但是它們承載著自己對於馬六甲歷史、文化和感知變遷的獨特重要見解。
要是我們把目光轉向更具體的調查對象—像是馬六甲蘇丹國時期的倉庫是如何組織的，或者女性在市場中的角色—之後許多記錄就不存在、或消逝於時光中。另一方面，有許多殖民時期的記錄；畢竟對於許多殖民勢力來說，記載的行動對於行使控制權至關重要。我們一方面要面對真空，另一方面則是單一的觀點。
相反的，我們的計劃是一種對歷史想像的探索，通過其視覺文物去設想一個更寬廣的馬六甲視野。儘管我們參照的多數圖像肯定來自殖民時代，我們的希望是，在文字是明確的、尋求建立權威和控制的地方，我們仍然可能在圖像內部找到可能性的縫隙。這些圖像可能來自帝國主義的時代，但是通過留心的、仔細觀察的行動，它們不一定講述一部帝國的歷史。
我們不是將馬六甲當作中心，而是一個轉運的節點：我們從出島（Deshima）、威尼斯、哈瓦那和默蘇利珀德姆（Masulipatnam）的政治勢力範圍遊歷它的世界；其定居者和旅居者包含從Orang Laut（馬來文「海人」之意）、Sama-Bajau（巴瑤族）和Luçones，到試圖佔領它的荷蘭人、英國人和葡萄牙殖民者。我們閱讀定義馬六甲的文字，但我們專注於經常被忽略為說明性註腳的圖像。而在文字、圖像與世界之間，虛構和真相都糾纏在馬六甲的想像裡。在蘇丹國存在期間，貿易、王權、恩賜與競爭的糾結交織網路，都是它在意料中的模樣。馬六甲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持續協商、不斷流動和變遷的關係中。其存在取決於這樣的關係網，後者正是本次展覽試圖設想的。
歲月流逝，浪潮起伏，江河漲落；海峽窄了又寬，季風來了又走。船舶追逐水道，人們交易貨物，思想傳播變異。當我們暫停下來，把「水」視為歷史的媒介時，我們也擴展了我們對馬六甲的想像。打破文化起源的枷鎖，我們希望召喚一種偶然性的精神，去揣想馬六甲再現了什麼以及它如何被再現的多元形象。
正是基於這樣的精神，我們決定展覽不只是展示（含原始與複製的）歷史版畫，更展示沙巴藝術家Bam Hizal（Pangrok Sulap成員）的三幅原始木刻版畫及阿曼達．蓋爾（Amanda Gayle）的數位拼貼作品。兩者都涉及觀看的行動；小心翼翼地逐一檢視，跨越寬廣如安地列斯群島或摩鹿加群島的地域、從明國至現代的時代、從衣索比亞河流域的卑微船夫到海軍上將與國王等眾生組成的各種圖像。他們的目光脫離了民族國家邊界或博物館預設路徑的現代侷限，就像游牧的海人穿越該這區域的水域，他們的眼睛在共享的視覺語言裡找到聯繫：某一道海浪激起的微小細節、某一座木橋的形狀、另一個世紀在數千哩外的船上重現旗幟上的那抹鮮紅。其結果是某種綜合，歷史的層次、網絡的編織及其對特定形式的吸引力，都沈澱在他們的作品中。在許多方面，他們觀看的過程反映出我們期待觀者擁有的那種體驗—漫遊，編織，懷著一絲奇想。他們的視野在呈現上並未遠離原始文物或複製品（而後者的真實性更未標明在展牆上）。我們將之呈現為一整組圖像的一部份，如同以意想不到方式陷入的、彼此交織的全球關係網上的一部份。
如此一來，我們就不只是單獨關注馬六甲，這座港口、堡壘和宮殿的閃亮城市，而是作為「海洋中的所有陸地」（All the Lands Within the Seas）之一。
我們了解到，要掌握藍色大海，人們必須從事商業和貿易，即使他們的國土一貧如洗…海洋中的所有土地都整合為一體，而眾生萬物都在愛裡孕育生長。在過去幾代的生命，從來沒有像在今天這般的豐碩。
—馬六甲蘇丹滿速沙（Sultan Mansur of Melaka）寫給琉球國王的信，1468年9月1日
(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