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Rights of the articles on No Man’s Land are reserved to the original authors or media. No Man’s Land is authorized to reproduce and distribute the articles freely. Users may distribute the articles on No Man’s Land accordingly to the above terms of use, and shall mark the author, and provide a link to the article on No Man’s Land .
「數位荒原」網站上文章之著作權由原發表人或媒體所有,原發表人(媒體)同意授權本站可自由重製及公開散佈該文章。使用者得按此原則自由分享本站收錄之文章,且註明作者姓名、轉載出處「數位荒原」與網頁的直接連結。
Contact
Please fill out your information to contact No Man’s Land .
The information you supply will only be used by No Man’s Land .




Subscribe No Man's Land
Please fill out your email to get the latest from No Man’s Land .
The information you supply will only be used by No Man’s Land .
Unsubscribe No Man’s Land
Collaboration or Social mobilizati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Gotong-Royong and its Politics
自發協作還是社會動員?「Gotong-royong」的歷史語境及其政治
September 3rd, 2022類型: Art Production
作者: krystie Ng吳君儀, 吳君儀、沈慧伶 (Trans.) 編輯: 鄭文琦
出處: 亞際自組木刻版畫串連圖繪
本文原收錄於吳君儀、李俊峰等人共同策劃的《亞際自組木刻版畫串連圖繪》(2019)中、英文雙語小誌。作者吳君儀為馬來西亞獨立策展人、研究員,長期關注亞洲左翼結盟的實踐與連動,2022年7月1日在香港牛棚藝術村「1a空間」策劃了「香港版畫工作室」主辦的木刻版畫展覽:《普遍與特殊:亞洲木刻群像》(𝙐𝙣𝙞𝙫𝙚𝙧𝙨𝙖𝙡𝙞𝙩𝙮 𝙖𝙣𝙙 𝙋𝙖𝙧𝙩𝙞𝙘𝙪𝙡𝙖𝙧𝙞𝙩𝙮: 𝙒𝙤𝙤𝙙𝙘𝙪𝙩 𝙋𝙤𝙧𝙩𝙧𝙖𝙞𝙩𝙨 𝙞𝙣 𝘼𝙨𝙞𝙖),集結她長年來關注亞洲版畫為主的左翼結盟主題。另外,《亞際自組木刻版畫串連圖繪》也收錄陳韋綸、狩野愛、李俊峰、李丁觀察臺灣、日本、香港或印尼等亞洲國家版畫實踐的傳統與現代進路,並持續出版第二集。

前言

「參與」(participation)及「協作」(collaboration)在當代藝術實踐中是一個備受關注的概念,而在馬來西亞的語境裡,這兩個概念體現為一個傳統的號召:「gotong-royong」。「Gotong-royong」的字面意思大致為「幾個人一起搬運東西」,引伸意義為「在共同利益下的互相合作」,其實踐在馬來群島有著久遠的歷史,但是隨著現代發展的影響,它在傳統社會中已日漸式微。

然而,伴隨著馬來西亞民間社會運動的發展,「gotong-royong」近年漸見於一些自發的藝術行動和社區運動中。於此,它既是一種傳統風俗的召喚,同時也顯示其當代語境下的嶄新詮釋。本文透過對「gotong-royong」的歷史梳理探討這概念在不同語境下所產生的政治能動性,及至其實踐如何被體制吸納和利用。

 

何謂 「Gotong-royong」?

「Gotong-royong」在馬來群島有著久遠的歷史,其實踐最早可追溯自公元8世紀到11世紀期間的「馬打蘭王國」(Maratam Kuno)及於13世紀末至15世紀的「滿者伯夷王朝」(Majapahit)(Muryanti 2014:66)。不過,有關「gotong-royong」的文字記載則晚至1920年代才出現在一位荷蘭學者撰寫的農業出版中。在這之前,這詞從未出現在古籍或地方誌裡(Kobayashi 2007:9)。據人類學家John Bowen的考究,「gotong-royong」這詞源自爪哇文的「ngotong」及韻律詞 「royong」, 其字面意思是「幾個人一同搬運東西」,引伸意思為「在共同利益下的互相合作」(Bowen 1986:546)。它常見於馬來群島的傳統社會,至今在鄉郊地區仍有保留一定程度的實踐。此一互惠習俗常見於播種和收割的季節,當農村需要大量勞動力,這時村裡具聲望和地位的人便會以「gotong-royong」作為號召,邀請村民及親友前來幫忙。此外,「gotong-royong」也見於共同籌備節慶儀式,如婚禮、割禮、葬禮,以及掃墓、籌備宴會等。值得注意的是,「gotong-royong」的互惠行為並不限於血緣聯繫,而是由村民的歸屬感及主動性維持。當勞動結束後,農場主人或節慶儀式的主人家通常會以食物、農作物或提供娛樂節目等作為回報,但這過程並不牽涉金錢報酬,其合作亦不涉及契約關係。

因此,正如印尼人類學家Koentjaraningrat所指,「gotong-royong」是「社群間的協作」,通常出自「一種自發的態度…及為共同利益付出的意願」(2009:13) 。美國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則指出這種互惠互助並非因為意識形態的相近,更多是基於地緣上的連結(1965:148) 。對於欠缺社會資本的村民而言,他們相信其付出在未來可帶來回報,如他日當自己有需要時,同伴亦會提供相應的幫助。所以,Bowen以此說明「gotong-royong」為何在農村社會及鄉郊地區比較普遍,因為這些地方普遍存在一種「個人對社群約定俗成的義務感」(1986:545) 。這呼應另一位印尼學者Muryanti則指出「gotong-royong」和「tolong-menolong」(互相幫助)之間的差別,她認為前者的動機源自集體利益,而「tolong-menolong」則較多從個人利益層面考慮(2007:2)。

此外,有論者指出,伊斯蘭教教義在鼓吹「gotong-royong」的互惠精神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攏統來說雖然「gotong-royong」是一個馬來詞彙,但它的應用並不限於穆斯林或馬來社群。事實上,「gotong-royong」被馬來群島的各族人民廣泛使用,如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汶萊,特別是在城市化以前的鄉郊偏遠地區(Chia 2013)。總括而言,雖然「gotong-royong」的指涉範圍相當廣泛,它普遍被理解為一種源自傳統的互惠實踐。

 

義務或強迫?「Gotong-royong」的不同類型

在Koentjaraningrat的田野研究中,他根據村民的動機和態度、參與的方式、參與者和主辦方的交情以及所得到的回報等,整理出七種類型的「gotong-royong」。值得一提的是,每一種「gotong-royong」在當地的語言中都有其專屬的名字,如「tetulung」、「gugur gunung」、「ndjurung」、「rerukunan」、「sambatan」、「grojogan」、「keringan」等,這意味著每一種互惠實踐對於本地人來說都有細微差別,即便他們一般上都被統稱為「gotong-royong」(1961)。

Bowen則將複雜的互惠實踐分為三大種類:(一)個體間的等值「勞動交換」;(二)建立於對家庭或對社群上的義務「互惠行為」;(三)附屬於政治體制下的「社會動員」(1986:547- 548)。在此,第一和第二類的「gotong-royong」是出自個體的意願,並以互惠的形式存在;但第三類則並非出自於自發,而是當權者動員民眾的口號,如在地方官員的強制指令下修建公路,因此Bowen把這種「gotong-royong」比喻為「苦差」(corvée)。

另一邊廂,日本社會學家小林和夫(Kazuo Kobayashi)借用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來說明「gotong-royong」如何被當權者賦予意義並加以制度化,藉以支持和合理化他們的管治(2007)。簡而言之,當「gotong-royong」在地方層級以自發組織的形式進行時,其權力關係比較單純,但當「gotong-royong」成為「由上而下」的政策或強制指令時,它則淪為一種變相的強制勞動。

 

殖民統治下的脈絡

在印尼村落裡,許多的社區建設都是由村民共同完成,例如維修公共設施、修建教堂及學校。這種形式的「gotong-royong」也被稱為「kerdja bakti」(志願工作),它除了被地方領導應用,並於荷蘭殖民時期與日據時代普及起來。

在1830至1870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以「kerdja bakti」之名引進了「強迫種植制度」(Culture System),逼使拖欠荷蘭政府土地稅的農民改種經濟作物,隨後強迫農民以低價出售農產品於「尼德蘭貿易公司」(Nederlandsche Handel-Maatchaappij)進行出口貿易。就這樣一般的農民就此被捲入生產鏈中,為利益階層服務。當時,村民的勞動不一定會得到金錢補償,一些情況是政府以修繕村落的設施作為回報,但往往都是微不足道。

1942年3月,當日軍佔領爪哇後,他們繼承了荷蘭政府的行政制度。當時的印尼是國際糧食供應國,然而在日軍佔領後,印尼的糧食生產量大幅下降,食物短缺的情形令人擔憂,因此日方推行「組制度」(Tonarigumi System),通過設立草根組織來管理及實施中央政策指令,進而達至提高糧食產量及管控食物消耗量的目標(Kobayashi 2007)。

在此,我們不禁疑問,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村民們義務地付出時間與勞動力去建立公共設施,甚至為殖民政權工作。除了歸咎成員為社群服務的意願,Koentjaraningrat試圖將其扣連印尼人對「習慣法」(adat)的信仰來解釋這個現象:

根據傳統「習慣法」的規條,村民有義務進行期段性的「kerdja bakti」,每年大概30至60天之間。當村長召集村民進行各類的社區項目或日常庶務時,包括為村長做事,村民都有義務服從。⋯參與「kerdja bakti」的村民會被賦予土地和受尊敬的地位⋯另外,根據1907年荷蘭人訂下的條例,唯有參與「kerdja bakti」的村民才符合資格參加領導人的投選。

如上所述,社會資本低的農民和村民必須透過參加「kerdja bakti」,來得到認可、尊重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回報,以維持他們與社群間的依附關係。弔詭的是,荷蘭及日本的殖民政權提出的勞役政策,不只侵犯了農民的權利,過程中還蓄意阻擾農民參與決策,把勞動力導向各自的議程中,而勞動者往往無法公平分享其成果。

 

國家獨立後的「Gotong-royong」

在引領國家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印尼總統蘇卡諾(Sukarno)把「建國五大原則」(Pancasila)濃縮為「gotong-royong」,它的目標在於把不同地域、宗教、語言和文化背景的人都團結在一起。隨後在1957年,蘇卡諾更把「gotong-royong」進一步推進為「引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的中心思想。他深信,自由民主制和議會制並不適用於分裂的印尼。他指出,在傳統村落中重要的決策,都是由地方首領帶領村民一同商議以達成共識;這樣的模式可移植到內閣中,即在總統的領導下與各黨派的代表進行商議,「互助人民代表會議」 (Dewan Perwakilan Rakyat Gotong Royong,DPR-GR) 因此誕生。

除了蘇卡諾之外,「gotong-royong」也被其他的印尼政治家所挪用。穆罕默德.納席爾(Mohammad Natsir)在擔任第五任首相時,一再強調「gotong-royong」對剷除封建制度和西方帝國主義的重要性。而蘇哈托(Suharto)在1967年以軍事制度接管印尼後,透過動員「gotong-royong」在舉國上下推行義務勞動。較早前在2001年,蘇卡諾的女兒梅加瓦蒂.蘇加諾普特麗(Megawati Sukarnoputri)被推選為第五任的印尼總理 ,她將其內閣命名為「gotong-royong內閣」(Gotong-Royong Cabinet)。這些政治舉動看似開明甚至具有包容性,並且有利於人民的團結和權利的去中心化,但有別於「gotong-royong」在地方級別採取以商議得出共識的形式,它們都不是人民共同商議的產物。

 

馬來西亞「Gotong-royong」的演變

事實上,印尼的鄰國馬來西亞也存在變質的「gotong-royong」,如「馬來西亞志願者部隊」(Jabatan Sukarelawan Malaysia),即人稱「RELA」(自願)的國家志願者組織便是以「gotong-royong」為核心精神。「RELA」成立於1960年代馬來西亞的緊急狀態時期,其主要目的是防範共產黨組織,讓民眾互相監察,以維護社會安全。這組織隨馬共被邊緣化而衰落,但在1969 年「五一三事件」後又再次復甦。如今,「RELA」被賦予很大的權力,除了擁有與警察相近的地位,有的志願者甚至可擁有槍械。志願者除了獲得免費的培訓、制服和食宿外,其培訓和差事也可獲得酬勞。在此,國家與志願者之間淪為一種僱傭關係,後者需要一定程度聽命於前者,而志願精神卻鮮少被強調。

另外,馬來西亞政府對「gotong-royong」的普遍運用,尤其在城市地區,與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有密不可分的關係。1975 年,東姑阿都拉曼首次成立「睦鄰計畫」(Rukun Tetangga),這個計畫主要的目標不是推廣互助精神,而是鼓勵在地居民組成夜巡隊以確保地區安全。於是,這自發的傳統再次被轉由體制推動。

如今「gotong-royong」在當代社會仍相當普遍,但是部分實踐卻已經喪失其原有的意義。例如當政府通過「睦鄰計畫條例」(Peraturan-peraturan Rukun Tetangga)時,這種源於互助精神的自發性狀態被轉化為一種「由上而下」的國家政策。在地居民或許沒有意願為社區服務,卻因各種原因不得不為之。此外,當政府宣稱「睦鄰計畫」能確保社區安全,並期望藉此減低犯罪率,事實上政府亦能透過這措施減輕其財政負擔。

現時,一般民眾對「gotong-royong」的理解大都屬正面,特別是像印尼和馬來西亞這樣的多元文化與宗教的社會,「gotong-royong」是讓不同背景的人和諧共處的有效方案。然而,若仔細審視背後的權力操作,我們不得不承認它的有限。比如說,雖然蘇卡諾以他的口號成功讓印尼在二戰後迎來獨立,但他的「引導式民主」和其他相關政策,並沒有正視人民之間根本存在的差異。他的政策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實行,即便帶來了短暫的和平,社會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卻未曾被解決,緊隨而來的動亂便證實了該政策的失效。

蘇卡諾的策略與馬哈迪(Mahathir)在擔任第四任首相時所提出的「2020年宏願 」有異曲同工之妙。馬哈迪提出「馬來西亞人」(Bangsa Malaysia)的概念,這是一個專為多元社會打造的包容性政策,但他也漠視各族群之間根深蒂固的矛盾,並強化了族群政策的議程。2018年馬哈迪再次回歸政壇成為第七任首相,令人感到諷刺的是,馬來西亞的族群關係不但沒有被改善,而且更趨惡化。如上所述,我們經常看到「gotong-royong」被當權者用作社會動員,藉以構建民眾的共同價值,成爲應付族群關係和宗教等敏感課題的利器。

事實上,無論是蘇卡諾或是馬哈迪,我們可以明確地從這些領導者身上看見,他們必須建構一個中心思想以團結人民,迴避衝突來打造穩定的社會。這計畫在推動民眾的參與的層面很是有利,但同時也在加速事情惡化的可能,尤其當內在的衝突和懸殊的不平等未被正視,而卻只以口號式的團結及和睦之名粉飾太平。

 

結語

「Gotong-royong」原是來自地方層級、民眾自發的互惠習俗,後來卻為當權者所運用,被轉化成各種形式。當我們回顧殖民時期,殖民者以「gotong-royong」之名強制在印尼偏鄉地區實行「強迫種植制度」和「隣組制度」來作動員號召。很多時候,農民除了聽命於指令外亦別無他擇。

這互惠習俗首先被族長和村長所用,將人力導向建設社區;後來,一套結合傳統制度的現代治理手法被制訂,以促發民眾的自願付出。很多時候,當權者將民眾參與轉化為國家利益,但互助互惠的精神無法化解結構性的矛盾。更甚者,這套制度後來被改造到社會的認同建構工程,政客們以「gotong-royong」來團結民眾的單純意願,同時又是他們達成目標的捷徑。他們把「gotong-royong」從自發性的實踐轉化為官方主導的政策,更別提個別更有實質報酬。

當「gotong-royong」以社會動員口號這形態出現時,檢視這號召背後的權力操作其實非常重要:這到底是單純的自願參與,為了社群的利益,還是當權者的權力遊戲?此外,「gotong-royong」雖提供了義務的滿足感,但社群內固有的矛盾,如族群關係、宗教歧視及階級問題,都不該被忽視。


參考資料

  • Bowen, John R (1986). “O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 Gotong-royong in Indone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5 (3), pp 545-561.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 Chia, Josephine (2013). Kampong Spirit – Gotong Royong: Life in Potong Pasir, 1955 to 1965.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 Geertz, Clifford (1957). “Ritual and Social Change: A Javanese Exampl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9, No. 1, pp 32-54.
  • Geertz, Clifford (1965). The Social History of an Indonesian Town (pp 46).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Kobayashi, Kazuo (2007).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Java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Tonarigumi System and Gotong Royong”.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1. Shiga: African Centre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yukoku University.
  • Koentjaraningrat (2007). “The Village in Indonesia Today”. Koentjaraningrat ed., Villages in Indonesia (386-405). Singapore: Equinox Publishing (Asia). (First published in 1967)
  • Koentjaraningrat (2009). Gotong-Rojong: Some Social-anthrop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Practices in Two Villages of Central Java. (Claire Holt Trans). Singapore: Equinox Publishing (Asia). (First published in 1961)
  • Muryanti (2014). “Revitalisasi Gotong Royong: Penguat Persaudaraan Masyarakat Muslim di Pedesaan”. Jurnal Sosiologi Reflektif, Vol 9(1), pp 6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