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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自己寫信給一名素未謀面對象的尷尬時刻：我們不知道自己正在跟誰說話，我們承受著揣想與緊張不安的開場白，希望這場溝通得以成功。在這樣一種高度形式與疏離的態勢裡，通常是以「致可能有關者」（英文：To Whom It May Concern）(註1) 展開我們的應對交涉，以實現非自發性的溝通，這點既矛盾也不矛盾；它表示我們還不認識即將要聆聽我們說話的對象。這種措辭呼應著許多和我所棲身的藝術背景之批判性剝奪及對話匱乏有關的層面。一位絕望的作者渴望與她一無所知的潛在讀者溝通，她只能假定他們尚未被指認的存在。只有在面對這種荒絕或陰鬱的感覺時，思考才會變得真正有力量。
去年夏天，在我完成我關於批評實務的獎助研究沒多久，我獲邀為曼谷CITYCITY藝廊寫些什麼，這是由一對計劃每年都會推出非商業與教育性作品的伴侶所經營的空間。我開玩笑地說：「這是那種不會賺錢的計劃的委婉說法。」但所有笑話都多少包含消極的實話，而這裡的實話就是介於（藝術展覽、活動、奇觀一類的）藝術生產和（有關藝術的）知識生產之間的缺口極其巨大。自從我在大學的歲月起，我的思考皆已先入為主地植入如何動員節慶、公共奇觀、俗氣與傲慢菁英以外的藝術生產批判探問，還有如何創造一個盡可能有創造力、嚴肅地思考藝術的平台。我所假想的工作遭遇到了重大的挑戰，並且受到近期的獎助研究所形塑，後者遂成了理念與實務融合同時衝撞的轉捩點。
隨著研究目標及繞路，我體驗到各種關於藝評匱乏的調性與樣態，從純粹的抱怨到公開的呼籲。特別在我所生長的泰國，我發現，關於藝術的見解與批判通常侷限在某種常規的批判性，它並不真正是與知識的脆弱關係，也不調解其失調症狀。一旦涉及公共的概念，它就被採納為先入為主及未經檢驗的觀點。就藝術來說，「公共」毋寧是論證性的，與此相似的，介入（社會／政治）也是修辭上的。在這樣的情境裡，只有高貴的小圈圈被認定為有藝術的討論，至於真正的辯證思考則是緣木求魚，許多因素弱化批判教習法語知識的散播。就算是既有的論述，它們也很少去批判，並且長期反覆使用。由於某些專家和學者太過保護他們自己的特權與領地，他們往往不會跨越科系的侷限，或他們沒有能力這麼嘗試。因此，在表現、再現、權勢和描述之外，只有少數（更）創造性的思考與談論藝術的方法，我的研究目的便是質問先入為主、倍顯僵化的，吝於批判心靈習性的理解方法之限制，並且從這些質問展開重新工作。
讓我們再次想像：藝廊可以是一個思考、相遇、反思，甚至創造的場所，參與者是任何進入其中並願意加入的人們。只有在那時，展覽空間才可以轉化成一個遠離某種展覽複合體、某種奇觀和絕對主義的閘限空間（liminal space）(註2)。一個介於「視覺性」和「未知者」的對角軸線，屆時才獲得理解，而人們也可以填入（或落入）一種不完美或缺陷的表象。我會建議以此作為某種對話實踐得以印證的情境。《致可能有關者》因此是一個（重新）檢視在思考與實作藝術之間複雜交互關係的計劃，藉著通過導入藝術空間的不同方法與實踐，打開環環相扣的觀念與經驗，期望發動批判性對話以及實現教學方法。
我既不是藝術家，也不是策展人。在藝術的世界裡，我書寫—但是一名作者在泰國的藝廊結構裡似乎沒有存在的空間，又或許在任何其他地方的藝廊皆如此（？）。這個計劃鼓勵重置藝術思考與藝術空間之間的交互關係，作為一種情境與經驗的場所，並且（重新）調查它們（重新）發明的能力。我懷疑，如此一來，什麼是一個藝術空間的真實潛能？誰又是我們猜想有關的對象？
推想某種工作的方法，某種從其他事物提煉而來的個體表徵，其意義顯然不如人們和他們一起工作、對話、交流觀念和實踐的對象所滋養的關係；朋友、同事，或對話者—他們的類型可以互相交換。與此相同，學習的過程是隨著我們從生活、練習，和錯誤所學到的事物而漸趨精微—這過程肯定從來不是獨立的。從這點來看，這個計劃也遠離了純粹美學獨特表達的陳腐老調。它相信藝術並非消極地呈現或反映，而是轉化材料並言及某些更深層也更脆弱的事物。通過這個話，我們將在擁抱的同時，也將通過參與和承諾對話而敞開我們的缺陷、掙扎、衝突，和偽裝。而這個包含《致可能有關者》計劃在內的過程，試圖讓（跨）學科機制成為可見與可知的。然而，這個過程要求與閱讀一般份量的耐性，根據尼采的說法，要求我們的行動緩慢如牛更甚於人，只為了學會反芻的藝術。
期望這個計劃成為您所關注的事。
心懷感激，
Judha 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