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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13:
Project Glocal: The Residency
城市串流:駐村
January, 2014 策劃: 鄭文琦 刊頭: 林文藻
Jan
2014

你終於來到了駐村地,脫離了旅行文學的魔咒,站在陌生的土地上,儘管你還無法預見之後會發生什麼,你曉得這些都只是一步之遙了。你看著眼前這座遺世獨立之地,心想,你即將有一個專屬工作室、完善的設備、創作費,以及美好的異國友誼(我打賭在你下機場時就開始想像了)。這一切都是為了藝術家而存在,一如多數人相信的,偉大的創作誕生於近乎隔絕的專注中,一種屬於現代生活的奢侈品。(徐建宇,〈駐村:楔子〉)

2013年10月底,自詡東南亞當代藝術平台的第四屆新加坡雙年展《假如世界改變了》(If The World Changed)盛大舉行。數十位東南亞國策展人的龐大名單,看在國際藝術媒體眼裡顯然比參展藝術家的國籍分配更有政治性。就在不到一週時間內,由日本交流基金會所贊助的《媒體/藝術廚房》(Media/Art Kitchen)亞洲媒體藝術展(少了中、台、澳、印等)也透過口耳相傳、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媒體宣告即將在馬尼拉、吉隆坡、曼谷等東南亞大都會舉行。一時之間,東南亞各地機場彷彿都是絡繹不絕的藝術家旅人,搭乘廉價航空穿梭在中南半島上空重疊又開闊的空中走廊上。

然而,東南亞藝術家與日本交流基金會之間的友善交流,比起較勁意味十足的雙年展舞台,同樣是另一種政治。而「台灣」這兩個字,在前者或後者,同樣是完全看不見的。

曾經,還在學校的你一股腦地相信,「駐村(藝術進駐)」這件事應該像上面那段描寫的情景一樣,具有一種旅行文學式的異國情調。且這情調往往又夾帶了如自我實現—或文化啟蒙的意圖與想像(至少高森信男是這麼說的;見見高森信男,〈關於旅行者的三場論辯:當代藝術旅行者的源起〉)。然而,當接觸過現實洗禮的藝術家在談到駐村,或以駐村所延伸的文化交流時,某種依附地緣政治隱而不顯的交流體系,總是預設性地塑造了交流的層級與權力系譜,權力與現實條件交相影響並不斷鞏固當代亞洲的文化地景。這樣的塑造,固然不是本地與國際這樣單純的二元對立可囊括的,對身在台灣的我們而言,也不再是一種可以被量化的「國際化」程度指標足堪測定。但在面對如此複雜又難解的現實時,除了「世界改變了」這種囈語似的嗟嘆,或奢望以「例外」之姿奮勇突圍,藝術家還能如何有所作為?

自從2011到2012年以來,台灣與東南亞部份國家之間的交流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命題上被突顯。而且無論從任何方面來看,奧塞德工廠與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所做的駐村或交流意義顯然都不同於以往。首先,它與過去我們比較熟悉的那種個人主義式、單打獨鬥的畫家或行為藝術家前進當時仍被他們視為未知之境的「南洋」不同(此處的「南洋」一詞不免有以中國為主體的視角嫌疑),這些大多為八零後出生的藝術行動者,採取集體的決策和組織,即使執行起來各自為政或散漫,但在行動策略上,則整合了第一線的藝術家,背後操盤的策展人和學者,甚至來自文史學者,社運工作者等不同單位的個人與團隊支援。

再者,同樣被描述為「(交換)駐村」或者「交流」,這些團體/組織的脈絡顯然與過去藝術圈的印象大不相同。在奧塞德工廠最新的北越少數民族駐村計劃裡,黃博志、張恩滿、林正蔚等年輕藝術家,不再是被派到巴黎或紐約般光鮮亮麗的已開發場景,而是被丟到越南河內以北的山林,必須克服困難的天候地理和貧乏的基礎建設,胼手胝足地自己親手勞動。假如說「駐村」尚且不見得悠閒自由,那麼「交流」認知必須歸零便不難想像,更不必說連續兩年推動台灣與泰國交流的打開-當代,展出成果仍然必須在「我們」還是「我/你」的論述位置上搖擺不定。當然了,除了這些改變外,藝術家也不可忘卻社交媒體與廉價航空,才是這個年代行動與組織的特有利器。

藝術實務確實會隨各種現實條件的改變而產生不同變遷,作為藝術家或第一線的生產者,如何在生產過程中釐清藝術與政治糾結難解的關係,探測政治、文化、宗教,乃至各種幽微的意識形態邊界,如同幽靈一般無所不在;這或許非人們自始關心的重點。然而,假如我們必須承認那些多重的政治與文化滲透,早已在台灣社會的各個階層發生了,那麼在現實層面的生產條件被改變後,我們又該如何重新自我組織及行動,如何將自我轉化成為一種更具有能動性的「臨時藝術社群」(參見許家維語),進而重新書寫藝術生產與交流的意義?

2014年3月的《Project Glocal亞洲城市串流》(與策展人Dayang Yraola合作)將是數位荒原的初次駐村計劃,這也將是我們第一個啟動與東南亞藝術現場連線的交流實驗,我們將邀請您來參與並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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