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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43 : The Interpreters’ Writing I: East Indies & West Indies
The Oral Tradition of the Triangular Slave Trade
奴隸交易三角上的歌謠
January 4th, 2020類型: Opinion
作者: 印卡 編輯: 高森信男
跨大西洋兩岸的奴隸交易是人類歷史最可恥的一章。被恣意販售至美洲各處的西非奴隸不僅構成跨大西洋的非裔文化圈,也為現代資本主義奠下基礎。可惜相關知識及議題於台灣長期被忽視,輕則妨害台灣學術領域的世界圖景,重則導致人民不經意的種族歧視現象。事實上不論西非、美國深南地區(Deep South)、西印度群島或巴西海岸,非裔族群透過自身苦難創造的文學地景,儼然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一支;但臺灣往往獨漏非裔英法語系文學的譯介及出版。本專題特邀印卡透過該短篇,簡介大西洋兩岸的非裔文學地景,希望多少彌補中文評論對此的漠視。
Ouidah, Benin. A road towards the coast locally named “La porte de non retour” (the door of no return)”.

透過塵封的檔案,我們常會讀到早期跨大西洋的奴隸交易,暴力地切斷奴隸原本的社會臍帶。幾年前在傑洛美.S.韓德勒(Jerome S. Handler)發掘出的報導中,描述了一場猶如綁票的人口販賣事件。

這故事是關於一名叫做希貝爾(Sibell)的非裔婦女。希貝爾回憶起那中斷生命的災厄─她突然被關進一處叫「巴拉昆」(barracoon)的長屋,原因卻是荒謬的。某天,她去拜訪心愛的妹妹。在探視期間,她獨自與妹妹的丈夫待在一起。他告訴希貝爾,他將帶她去拜訪其他妻子。經過了許多天,希貝爾突然被帶到了鄰近海岸的區域。她知道不妙了:她受騙了。她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白人,隨著海浪蔓生在空氣中的絕望感,她完全理解妹夫的意圖:他將用老婆的姐姐換取槍跟火藥。即使希貝爾在最後一刻緊緊抓住了他妹夫的手臂,就像一名溺水的人抓著枯木,但一切都來不及了。她必須要跟著一群陌生的非裔人待在長屋中,和過去一樣唱著歌消磨時間,但一切卻不一樣了。希貝爾淚流滿面講著這切斷她生命的經歷,她那時被當作成商品,搭上了前往加勒比海海域巴貝多(Barbados)的船隻。無花果樹是神賜福的象徵,是巴貝多島名字的起源,但對這群被歐洲殖民者當作商品的西非人來說,是他們悲劇的開始。

跨大西洋的奴隸交易歷時長久,從16世紀直到19世紀。1860年,有一艘非法前往美國阿拉巴馬州的奴隸船,為了掩蓋它的真實目的,沉沒於莫比爾河(Mobile River)的死水地區。環大西洋地區長期將非洲人民作為廉價勞動力的沉痛記憶,是跨大西洋的文化記憶。正如在淹沒檔案中,發現了希貝爾的痛苦歷程,以及她原本生活中與土地相連的歌調。在接下來的奴隸交易史中,奴隸船上的詩歌,比起19世紀日本俳人(haijin)為了追求現代化而前往歐洲觀光的內容完全不同。對於非洲奴隸來說,那是唯一與故土相連的身體記憶,同時也是他們身上僅存的語言。

也許在世界文學史中,著名的詩人沃克特(Derek Walcott)的詩歌給了許多和解的藉口,人們談起他不忘談起了他父親為英國屬地巴貝多島(Barbados)的英國後裔,母親則是荷屬地聖馬丁島(St. Martin)的荷蘭後裔。換句話說,他身上混血的事實,以及他本人關於殖民帝國文學資源的肯定,給了不少文學上的和解。但或許沃克特18歲出版的第一本詩作中自稱「唱著無家歌謠的黑孩子」,這首歌才是串連起非洲文學的關鍵詞。從西非到加勒比海海灣上,原本天真無邪的詩歌在400年來註定鑲滿宿命的詛咒。

關於歌謠的傳統,例如非洲奴隸來源的三大群體之一:豪薩語族(Hausa)就有悠長的歷史。豪薩文化通行於今奈及利亞北部和尼日南部,是豪薩帝國殘留在這片大陸上的遺跡。豪薩語作為通用語,於19世紀依舊透過阿拉伯文字與富拉語(Fulfulde)作為書用語,直到英語帝國的文化優勢取代了書寫系統:書寫文化的發達,也使得當地依舊存在著豪薩語出版社推行在地語言的創作。類似印刷民族主義的現象也出現在優魯巴(Yoruba)語族中。於19世紀因為殖民勢力崛起的優魯巴菁英相繼返回獅子山共和國、與拉哥斯(Lagos)地區,標準優魯巴語變成地方通用語,後被傳教士簡化為羅馬文字。並通過《古蘭經》和《聖經》的早期譯本,優魯巴語版本的經典成了在地的權威歷史,並加以流傳。而另一支西非語系伊博語族(Igbo),也有著與豪薩語跟優魯巴語相似的命運。如今我們熟悉的阿布巴卡.伊曼(Al-Haji Abubakar Imam)是豪薩語族人,索因卡(Wole Soyinka)是優魯巴語族人、阿契貝(Chinua Achebe)是伊博語族人。這三個語族在政治上以及文化上構成西非一戰後的文化面貌,同時也是冷戰後期被西方世界肯認的後殖民文學臉孔。

Lomé, Togo. Slaving equipment displayed in Togo’s National Musuem.

歌謠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非洲有相當悠長的口述傳統,通常針對非洲文學的描述會與荷馬史詩相較。對大多數社會而言,文化遺產是通過語言、文字和言語來傳達的,它們的功能和優勢不一定按照時間順序、演化或排斥關係的一部份。就非洲而言,言語無疑是祖先傳承知識的主要傳播者。對非洲來說,今日的口頭文學傳統,除了傳統的歌曲、詩歌,各種形式的傳說、神話外,也包括了現代故事的口語創作。如奈及利亞口語自由詩的代表人物奧桑德(Niyi Osundare)大量使用口述文學傳統做為創作素材。對非洲詩人來說,口述文學本身就能充份地面對當代問題,並做出有意義的批判,奧桑德將此概念實踐在他早期作品《鄉村之聲》(Village Voices1984)與《地球之眼》(The Eye of the Earth,1986)。

至於此一傳統乃是法國非裔文學學者謝弗里(Jacques Chevrier)在《帕拉弗樹》(L’Arbre à palabres,2005)中說的:「各種各樣的專家:吟遊詩人、音樂家、歌手、系譜學家、歷史學家,透過此口語傳統,於其社會中的具體作用至其所屬的功能,皆非常巧妙地從一件事演變到另一件事。」這是相當傳統卻有強大身體性的文學表達:我們可以想像今日歌唱靈歌的身體,或是因書寫中心主義而被貶抑的其他歌唱傳統。非洲馬利作家阿瑪多.漢巴帖.巴(Amadou Hampâté Bâ)在1960年代,就曾將非洲老人的過世比喻成圖書館起火。這種記憶形式也成了追尋認同的強大傳統:返回祖輩記憶原初之地。

奴隸船上的歌曲除自身記憶之外,從歷史來說,也包括令歐洲人印象深刻的部份:前往西非的探險家經常描述非洲人的音樂、舞蹈與歌唱。15世紀葡萄牙的亨利王子(Infante Dom Henrique, o Navegador)曾提到類似的觀察:1445年的官方紀錄曾記載了被抓捕到葡萄牙的非洲人,他們邊哭邊唱,而殘忍的歐洲人僅僅之為文化習俗。1620年,喬布森(Richard Jobson)留下17世紀最早關於非洲音樂的英語記載,他描述西非岡比亞河(Gambia)某部落的喪禮:在酋長的下喪儀式中,以持續數日狂歡的歌唱來紀念逝者、交代新任繼承人。此類描述音樂歌唱的凝視直至18世紀,荷蘭探險家依舊留下為數不少的記載,甚至蘇格蘭探險家蒙戈.帕克(Mungo Park)還發現不少非洲人在曲中加入對西方帝國的批判。唱出該曲的歌者,是一位紡著棉花,並為帕克提供住所的婦女。

非洲歌謠不僅僅是非洲人的自我追尋,也是當時習慣書寫文字的歐洲人眼中奇觀。舞蹈和歌唱在族群節慶活動和公共溝通場合的重要性,即使在奴隸交易時代還是被保留下來。透過歌唱來維繫整個群體的社交網絡,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文化性格。在整個奴隸交易時代,奴隸船上的歌舞發展成可分享訊息並避免蓄奴者監視的特殊手段。在西非故土、在交易的中途、在加勒比海,或在更遙遠的美國及巴西,歌一直唱著,並構成支撐社群的裝置。美國作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中的口語傳唱敘述也源於此。

在當代非裔文學中,交易的「中途旅程」依舊扮演重要的文學主題。如大衛.戴比登(David Dabydeen)的《特納》(Turner,1914)、伊麗莎白.亞歷山大(Elizabeth Alexander)的《第四島》(Islands Number Four,2001)及奧利夫.奧尼爾(Olive Senior)的《膚淺閱讀》(A Superficial Reading)。

著名的非裔詩人索因卡曾在〈民謠歌手〉寫著:

從暴風雨中挑動起詭異的輓歌
月亮的灰燼中篩出稀有的塵土
騎上了黑夜邁向了痛苦的寶座…
太痛苦了,助產士在斷斷續續地哭泣中
安撫宇宙的臍帶
復活的痛苦使人聯想到永恆。

這裡描述的便是這偉大的傳統:在奴隸船上被西方的目光視為奇觀,被奴役的身體作為信號傳遞至今日。無論是非洲所曾經經歷過的,或返回非洲、抑或奴隸記憶。此刻,我想起無花果生命史諷刺的一面:無花果的隱花果中,都有至少一隻為了受粉而犧牲生命的黃蜂。當巴貝多島以「無花果」之名,被賦予聖經意義的同時,許多非洲人正如被犧牲的黃蜂,幫忙熟成了歐洲資本主義初期被摘下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