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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條件都是一樣的，包括被丟棄的美術史，吸大麻旁的馬桶，我們需要的只是勇氣。面對那徘徊不止的聲音，或是夜晚的不安。面對那赤足相對的人群，或是唱歌追逐。
─1995年，吳中煒創作手稿
等待放晴
四月，北部進入梅雨的盛季。幾乎從三月底開始，每日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手機查看未來一週天氣，仔細估算降雨機率的轉變，明確訂定在三重重新橋旁拍攝高空吉他演出的日子，否則，吊車、威牙師傅、防摔氣墊、空拍攝影機、吉他手、音箱、收音師一旦出動，就是十幾萬花費。這半年以來，我們到三重的重新橋下場勘多次，現在的河岸自行車道和1990年代的相關影像紀錄已有很大差距─詳細規劃的自行車道、停車場、棒球場、計程車休憩站，還有橋下繽紛俗豔的標語、牆面彩繪，以及荒涼的兩間招商鋪：漢堡王、萊爾富。大多數的時候，這裡人並不多，除了偶爾舉辦棒球賽，就可見到一車又一車的年輕選手被送來打球。每日早晨，橋下照例會舉辦早市，各樣的攤位販賣零售的五金商品，其中穿插著奇怪的、來路不明的破舊物件，像是贓物、陪葬物。早市旁的停車場，平日則堆滿了廢棄車輛、商鋪貨櫃作為攤販的倉庫。
開拍日，在早市人潮好奇的眼光下，吊車駛入定點位置，發電機轟隆作響地充出一個近兩層樓高的防摔氣墊，吉他手與威牙師傅協調懸吊細節，音箱與無線導線對著吉他接收頻率，空拍機飛手衡量風向與距離。近中午時，突然又起風又刮雨，所有人躲入橋下，只能吃便當、看望著淡水河出海方向的天邊那一抹陽光，禱告著下午烏雲散去。不敢想像這部片子是否就要這樣毀於一旦，反覆向熟悉橋邊天候的攤商問：這雨，下午應該會停吧？心裡想著，開拍前到廟裡祈求好天氣，老天爺不會這麼狠心吧…
這是一場20多年前，原本預定要在重新橋上演的場景，出自吳中煒的「空中破裂節」企劃書。我第一次看見吳中煒的手稿，是多年前在還台北讀大學的時候。那是一張又一張字跡潦草的隨筆，其中一頁手稿，描寫關於酒醉年輕男女一起歌唱、哭泣，又或者徹夜不睡，在天快亮的時候騎上機車一直到最北的海岸邊，文字瀰漫著迷惘頹靡的氣氛；直到很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專屬於1990年代的一場宿醉，並且那酒氣彷彿遲遲未曾散去，三年前，我在林鉅的個展裡，仍可以看見他在木板上刻寫著哪些酒醉之人的迷離與曖昧。
關於吳中煒，已經是20多年前的事：甜蜜蜜咖啡店、後工業藝術節、破爛生活節、空中破裂節、酒廠、龜山工廠、寶藏巖。隨著進入千禧年的倒數槍聲響起，有的人漸漸一醉不醒，有的人自行結束賭局，像鳥獸一哄而散。而今，這名字更像是某種精神符號，關於那些神秘的習癖、始亂終棄的愛戀、迷幻的身體祭典，在密教式的同好會中，口耳相傳。更精確一點地說，知道他是誰的人已經越來越少。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八○後」且即將邁入30歲的青年而言，如果不是因為大學時代也曾在羅斯福路、汀洲路一帶的巷弄打滾，沾染過一些文青酒肉氣，恐怕也不會對吳中煒和「甜蜜蜜」咖啡屋代表的歷史有太多瞭解；這些事蹟介於逐漸被後輩遺忘和將要進入歷史論述之間，半懸著，怕來不及新，就一切都舊了。
2016年末，我接到許哲瑜的訊息，他說策展人游崴和在地實驗的葉杏柔邀請他參與一項策展提案，從在地實驗多年來累積的檔案資料出發，針對1990年代的小劇場運動、地下文化場景等進行探查和創作；在許哲瑜前往在地實驗翻找大量剪報、文宣、舊照片之後，對於吳中煒的「空中破裂節」企劃書及人形氣球手稿很感興趣，尤其是氣球升空失敗而爆裂的場景；根據當時的新聞簡報，人型氣球並未如原訂計劃持續盤旋於重新橋上空，而是提前自行爆裂。對許哲瑜而言，這場失敗的行動像是想要突圍卻自己毀滅了，有著許多意味不明的解釋。他決定繼續發想作品，也找我一起參與這項計劃。
以10年作為斷代的歷史爬梳，是歸納、統整史觀最直接的方法，像是1960年代的西方前衛轉譯《劇場》雜誌，1970年代回歸鄉土聲浪在文學、藝術的表現，1980年代黨外運動狂飆所帶動電影、攝影、小劇場、藝術的張力…攤開這張不算太長的戰後台灣歷史地圖，每個十年都有幾組特屬的關鍵字，相較之下，1990年代雖然是解嚴後藝術界探索主體性與認同的關鍵階段，但是大量地下藝術和另類文化的發展，反倒像是個還待定論的無人沼澤。話雖如此，在與吳中煒有關的事件裡，卻也始終難逃一個主要的框架，即是他身為一位甜蜜蜜咖啡店的店主，所帶起後續一連串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藝術節、空間佔領等。例如1995年吳中煒、林其蔚、李疾一起策劃的「破爛生活節─國際後工業藝術祭」，邀請來自英美、日本及台灣本地的噪音、後工業樂團演出，演出名單中也可見林其蔚、劉行一、劉柏利組成的「零與聲音解放組織」─第一個台灣噪音樂團。
我想起過去幾年活躍於台北音樂場景的旃陀羅公社，其主事者張又升在某次訪談中，曾經反問：「『後工業藝術祭』」是台灣解嚴後重要的聲音場景，許多人將它定位為社會潛意識渴望集體解放的象徵，但是，很少人針對當時的演出團體進行後續討論。例如日本噪音團C.C.C.C.，他們的噪音很特別，屬於朦朧派，當時，是否有人的創作因此受到影響？或地下音樂圈某些人因此改變了聆聽習慣？(註1)」這樣的提問對於一個投身當下聲音場景的團體而言，勢必是重要且深刻的，面對20年前已具有時代符號的事件，不能僅仰望之，甚至有時候得要拋棄、忽視事件經過歷史詮釋後的固定意義。對我們而言，重新回顧吳中煒的「台北空中破裂節」，也帶有一點這樣的意味。
一些重新拾起的片段
在與吳中煒有關的剪報中，有一則發表於「國際後工業藝術祭」隔日的演出報導，而今看來特別有趣，以「造反」、「惡搞、「噁心」等詞彙，針對表演者強吻觀眾、對觀眾潑餿水的行為展開批評，其中，王墨林更以日本表演者的「恍惚」與台灣表演者的「歇斯底里」相互對照，指稱這一票人正在搞的並不是前衛。(註2) 1990年代，台灣剛解嚴不久，經濟快速起飛，規範尚未確立，這樁惡名昭彰的演出卻也因此註定留名。面對這支精神伏流裡的安那其主義公社精神，而今仍可以在公館的半路咖啡社群、台南的能盛興工廠、東部的海或市集、紙寮坑藝術農工場等看見一些影子，跟青年社會運動的發展脈絡結合，從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野草莓學運開始一點一滴地匯流、交聚，甚至到佔領立法院行動裡的「賤民解放區」等。在另一篇2009年的訪談裡，林其蔚將吳中煒描述為「藐視現代規範的創造者」，更進一步說：
吳中煒，是不好消化的補品，他亟求美麗男女們以強健的胃部來消化。我期待偉大的受事者，一如我期待偉大的成事者。(註3)
2017年，我們成為名正言順的受事者。與其說被指定一份回家作業，更讓我們懷疑這算不算是一份出錯題目的試卷？參與這項委託製作的創作計劃，並引用了「台北空中破裂節」，在美術館展出，不得不說這其中是有些諷刺的；當年的癲狂紀事，是否就要被所謂「當代藝術」的語彙瓦解、抵消？另一個弔詭的面向在於，我們如何重新思考吳中煒所代表的1990年代頹廢身影，至今看來究竟還存有幾分作用力？首先，他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創作，這段空白的年表應該如何理解？此外，許多見證過1990年代地下文化和另類藝術社群的人，總不經意地提及1990年代的龐克精神與D.I.Y.實踐，縱使這些迷幻事跡引人遐想，但對於缺席歷史、且僅能活在當下我們而言，若是冀望過去，結果恐怕只是荒謬的。於是，我們花費許多心力找到吳中煒，他的現身，或許能為歷史除魅，在作品的劇本寫作之外，拜訪吳中煒的過程以一篇文章形式詳實記錄於展覽的出版專書。
拜訪吳中煒的計劃並不順利。起先，我們得到一個手機號碼，據說能聯絡到住在東部的吳中煒，事實卻是這組電話號碼從未打通，總是在話筒的另一端發出奇怪的機械頻率聲，然後一片安靜。而後，經過四方打探的結果，我們得知吳中煒並非如人們所說仍居於東部，而是回到台北的老家。因此，我們得以縮小搜索範圍，透過最陽春的網路肉搜法，找到吳中煒老家的眷村社區。那是一個已逝雕塑家吳二曲的紀念網站，在他的生命年表裡，寫著：「1969年，二兒子吳中煒出生」，細看這位已逝雕塑家的創作經歷，我們發現他不僅是中正紀念堂啟用儀式裡被邀請繪製政治肖像畫的創作者，也是「小人國主題樂園」裡小型塑像的製作者。對於中正紀念堂裡的蔣公像、宋美齡像，以及「小人國主題樂園」這兩個視覺記憶和經驗，突然像是一個破口，帶我們從1990年代那些破敗生猛的地下文化場景離開，回到那個當年我們只是個國小學生，尚不知什麼是解嚴，亦不明白野百合學運為何物的無知童年。一名政治畫畫師，創造整個時代的政治領袖記憶，卻也參與遊樂園製作，設計一幅幅存留在每個平凡家庭相本一角的模型圖景。或許，相較於台北空中破裂節，這些都可能使我輩更加熟悉。
關於親切感，許哲瑜在這個創作計劃之初，便反覆提及一場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辯論會，當年參與辯論的市長候選人有三位：趙少康、陳水扁、黃大洲。相較於小人國主題樂園，許哲瑜則是對於小時候在電視上看到的這一場辯論會印像深刻，與其說是政治意識啟蒙，或者更該說當時的政治權謀就像是武俠小說，而他則是個湊熱鬧的書迷。首任民選總統李登輝上任以來，本土意識漸高漲所造成的省籍隔閡，成為這場辯論會的主要命題，其中，新黨代表的趙少康便在辯論過程中多次將當時具有濃烈暴力形象的「全民計程車隊」與陳水扁所代表的民進黨畫上等號，也揚言若是當選台北市長，必會將全民計程車這群法外之徒就地正法，在攻防辯術中多番影射民進黨就是操弄暴力的幕後黑手。
那場辯論會，除了為當時的政治新星陳水扁建築了舞台，也成為難得一見、在候選人公開辯論會中，統派與獨派如此劍拔弩張的交鋒，這是1990年代的特殊時空，還沒有所謂「天然獨」世代的原初場景。而就在許哲瑜針對1995年台北空中破裂節舉辦地點─三重重新橋—進行歷史探勘時，意外發現同一年在重新橋下發生了全民計程車與台北市其他車行的大型械鬥事件，這樁械鬥事件背後牽涉了本省派與外省派的角頭勢力拉鋸，搭配著當時李登輝身邊風雨不斷的黑金交易傳言，讓香港電影產業也聞風而來，將這個政治謀略與地方黑幫的題材翻拍為電影，即是麥當傑執導的《情義之西西里島》（又名「黑金」）。
吳中煒的父親吳二曲先生與全民計程車隊的形象，共享著某種我們回望1990年代時，交集於個人回憶與公眾敘事的感覺結構，他們甚至讓1990年代削弱了一點英雄主義的成份，不再以是藝術狂才或政治明星為書寫紀錄的主要關鍵字。
在眾多關於台北空中破裂節的檔案照片中，有一張照片是當年重新橋下臨時搭建的聚落，磚紅色的木板牆面像是對聯一般，寫著：「疏洪二重道」、「藝術又一村」，中央擺設一面鏡子，在鏡面之前，是一尊正襟危坐的蔣中正雕塑，肩膀上掛著一個紅色鈴鼓、對鏡面壁，鏡面上疑似寫著「媽媽我錯了」的字樣。蔣中正銅像也曾是吳中煒的台北空中破裂節計劃裡，預計被懸吊空中，連同其他物件一併摔下毀壞之物。巧合地，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我們在拍賣網站上看見了吳二曲製作的蔣經國塑像，背面的一角還仔細地刻寫著「吳二曲 敬塑」。當年預計被損毀的雕塑，而今完整的立在展場角落，為了讓吳二曲的名字能夠被看見，甚至打上了優美的燈光。
遲到20年的吉他手
捧著便當看雨，吃不下半口。許哲瑜正與我討論，如果下午雨沒停，是否就讓吉他手穿著雨衣繼續拍攝，我們心有不甘，遲遲無法作出決定。負責操作空拍機的飛手，拿出他的天候與風向偵測器，告訴我們，下午的天氣狀況恐怕不妙，於是，我們才開始和吉他手協調冒雨演出的可能性，為了不讓吉他泡水，也在橋下的攤販四處找，覓得一把破吉他後，立刻買下，做好準備；暫時不敢去想，若是真的冒雨拍攝，效果會有多麼糟糕。午後，隨著一股停滯的悶熱空氣慢慢退去，橋下也漸冷清，早市徹底解散了，只剩下我們。一兩道陽光出現，雨停了。搶著時間，吉他手穿上裝備與樂器，懸吊上升至七層樓高的位置，刷出了第一道吉他聲。
橋下除了協助拍片的工作人員，沒有其他觀眾，遠遠悖離了當初台北空中破裂節手稿計劃裡的想像。噪音吉他聲從借來的老舊音箱裡傳出，迴盪在無人的午後橋墩。像是溫德斯的《慾望之翼》裡那隻沉默天使，這項重演行動裡，吉他手擁有最全知的觀點─雖然這全知，也是我們強加予他的，彷彿參觀小人國主題樂園時，我們總也能一一指認眼前建築和過往歷史。
那日下午的演出，持續了數個小時，直到最後，一名無家者站上重新橋的行人道，扛著一帶行囊，仰望吉他手的演出，被攝影機錄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