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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ight in Digital Era: Lee, Po-Ting’s exhibition The Miniature System
數位時代的病識感:李柏廷《具體而微》個展
October 3rd, 2013類型: Image
作者: 鄭文琦 編輯: 鄭文琦
出處: 《典藏今藝術》no.250
本文介紹並探討藝術家李柏廷的個展《具體而微》,透過唯物基礎的科技媒體所呈現的動力裝置;反映出患地中海型貧血的藝術家如何在創作裡超越生理限制,並傳達某種數位時代的集體焦慮。
LEE, Po-Ting, 癱瘓工程 (2013); photo courtesy of Lee, Po-ting

《具體而微》(2013年3月16日~4月22日)是李柏廷在台北數位藝術中心舉辦的首次個人展覽,四件作品〈噪動〉、〈癱瘓工程〉、〈輸送影子〉、〈彼端〉完整地呈現這位患有先天地中海貧血的藝術創作者,對於個體生命和群體網絡併置的焦慮、感性以及精準轉譯。此外,這次的展出也是他繼2011年以XOR團隊的名義獲得數位藝術表演獎(團隊表演作品〈死亡的過程〉)之後,再次從有形的微觀身體或生理現象的描述出發,結合影像動力裝置、3D列印模型等等,透過刻意強調其唯物論基礎的「科技」媒體,矛盾地映照內在細微的身心時間感知以及現代生活制約下的群體勞動異境。

 

科技感知的重新顯像

為什麼要點出李柏廷所依賴科技的唯物論基礎,比方說,作品〈噪動〉裡3D列印技術輸出的多板塊球體,或者作品〈彼端〉裡智慧型手機(iPhone)觸控銀幕模擬的空照車站模型,這些數位「媒材」或現成物被刻意地運用呢?這是因為若參照新媒體藝術的典型評述,我們似乎找不到此處非得運用該種技術的理由,iPhone也可以替換為其他裝置(雖然智慧型手機確實更能有利傳達出網路無所不在的強制同步時間)。

然而我們也必須體認到,藝術家在創作上似乎捨棄更可發揮的科技媒體性、數位性等論述方向,如3D列印讓數據資料加以視覺實體化、手持載具最受稱道的移動性(mobility)與遍在性(ubiquity)等特質;而是僅僅實現這些媒材在物質層次上的隱喻和轉喻功能(馬路履帶,時鐘投影,放大的細胞和縮小的車站等)。

在幽暗的空間裡,我們看見那些沉默滾動的動力履帶、節奏規律的計時指針、緩慢充氣到快脹破的紅色氣球,還有在所有作品裡,如同俯瞰細小如蟻群的眾多黑點擴散所有投影平面/球面的視角—無數黑點其實都是李柏廷擷取自己的監視影像—當這些在不同程度涉入動力控制、又純然無機性的歷時性觀看過程,都一致指向和觀眾共處在的時間框架時,我們的焦點才可以再從高科技的障眼法進入到這些「媒體」所嵌入的時間本質,進而,翻轉高科技命題被要求體現的功能及創作取向,回歸到它們得以貢獻的全體感知裡。如此一來,媒介與承載內容之間的區隔不再疏離,也可以說讓媒體重新顯像的「實體化」。(註1)

 

「準統計官能」的外化

(以作品〈噪動〉為例)李柏廷援引了「過敏」此一身體免疫系統因位外來物侵入人體所產生之過度反應、排斥的概念,主要的裝置物為一個運用3D印刷技術所製作的球狀立體模型,這個球體表面被不定時投影人群的微小影像,彷彿他們是從某個洞穴中爬出來的蟻民…音量的大小造成球體板塊的振動,當到達一定的音量或頻率時,人的黑影便會大量竄出於整個球體表面,待過一陣子才又逐漸消失像是退回按黑裂縫中一般。

XOR, 死亡的過程, 2011數位藝術表演獎首獎; photo courtesy of XOR

吳嘉瑄在她評李柏廷的文章裡,則描述一種生存於城市框架內部的個體之於系統整體的關連方式。她指出這四件作品都有著如出一轍的關係隱喻:在於作為投影背景的動力裝置或物件(背景)和所投影於其上的影像(內容)之間—換句話說,所描述的皆是個體與系統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指一種「生理學式」的關係。於是,就在作者設定的外在架構下,個體在無意識下趨向於同化或受到環境制約(conditioning)的「強制自然」(此為作者用語),便可以視為一種群體的系統調適作用,乃是出於對外在壓力因素或內部基因生理之共同反應。換言之,個體必須設法適應才不至於產生免疫排斥,因此生理規律正是「集體調控」的無形表徵。

但是,當觀眾認知作品是透過內部的生理機制來隱喻外在的環境調控時,群體共處的時間遂與不同個體的意識強制重疊,無論身處在室內或交通工具上,使用科技裝置而網路連結的強制同步報時,或者計時屏幕與履帶輸送的線性流逝,永遠會讓我們在自己體內聽件/看見一組滴答轉動/跳動的時鐘指針或液晶數字。且不管銀幕上的數字如何週而復始,剩下的時間都只會越來越少。於是,觀眾彷彿又在感知李柏廷作品的過程裡,重蹈「在上如在下、在內如在外」這種神秘傳承的數位時代版本—即他運用數位媒體如同一種「準統計官能」(quasi-statistical organ)的外化過程。

 

特殊性/普遍性

李柏廷與其他藝術家的不同之處,在於無法擺脫的病理症狀。但,假如我們非得把個人背景的病理顯影與群體加以連結操作,那麼我們或許還會注意到在這個時代,許多特定的身心症狀興起,如過勞或失眠,研中的焦躁不安、沮喪憂鬱,自律神經失調或其他精神官能異變,更與大眾媒體傾訴的共同焦慮脫不了關係。

在「群體」這個心理、社會學家共同關注的巨觀尺度下,網路時間固然促成此種病態知覺的普及化,但「心理疾病」之於特定個體的獨特意義,卻受到大眾媒體推波助瀾而等同於或外化為時代之病態,彷彿它是種可輕易辨識的分類特徵而被隔離、處理,並和客體加以切割,主流治療觀點的盛行是讓特殊性再次成為一種普遍甚至流行現象的主因。舉例來說,「憂鬱症是心靈上的感冒」的說法無疑是將醫療作為一種將個體常規化的手段,忽略了不同個體出於各別生活背景所反映的真實病灶,更是文明社會對於個別心靈空虛和勞動異化處境的無力調適,集體免疫失調。相形下,李柏廷每個月都被提醒一次的「病理特殊性」卻難以忽略,他對此亦有所感,並藉由作品反映這些觀察。

這裡類似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不致太快正常地接受疾病與創作的關係,在尋找這樣一種出於病識感的創作位置時?媒體實體化(在物質層面上顯像)是藝術家思考之後的提議,也是「物質」具足的意義。與此密切相關的私人經驗是:每個月必須承受輸血的醫療過程,缺乏物質性的存有遑論一切意義。因此「生命意義」的物質基礎,在這裡既是存有的結果,更是維持存有的條件。只有在這種非客體化觀點下,藝術家極其獨特的生命經驗和他掌握的創作機制才得以整合,不再區隔看待。

名為《具體而微》的展覽呈現了置於極端處境的經驗,經年累月與有缺陷的細胞基因共存,無法被常規化的病識感,反讓藝術家思考如何連結自身的主體與客體位階,進而發展出靈敏應變外部制約的現實策略—這也是李柏廷作品得以揭露所處時代病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