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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29 : THE OTHER DOCUMENTS
10 Years after “Familiar Digits For an Unknown Telephone”
用十年談一件1分31秒的事
November 1st, 2016類型: Opinion
作者: 林怡秀 編輯: Tenn, Bun-ki
Note: "The interview Rendezvous with Bus Man a Decade Hence" is published in December 20, 2015 (Ming Pao Dail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Pak Sheung Chuen undertook an in-depth self-criticism of artistic practice, which enabled him to re-examine previous projects. The re-visitation of art projects allowed him and participants to establish a reflexive organic relationship through archiving, making it possible for us to undertake direct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 ever-chang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individuals in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artistic practice is no longer simply dependent on the marketplace and ideologies: re-visitation has become an extension.
〈熟悉的數字,陌生的電話〉這原載於《明報》的作品是始於2005年的某處巴士站牌上的數字。十年多後作品以文件櫃方式展出於關渡美術館,而原本白雙全與「巴士先生」的1分31秒通話內容,則在十年之間被各種蛛網般的細微線索往巴士站外銜接,由物理性的地理位置轉為時間和記憶、回溯香港歷史,甚至指著現在仍不清晰的「未來」。在這十年間,雨傘運動改變藝術家和社會的關係,也催促著他重新思考藝術的意義。
2005/6/19日刊於香港《明報》的作品〈熟悉的數字,陌生的電話〉;photo courtesy of artist

91 91 92 96

2005-5-16,我在西貢騰龍臺的巴士站見到幾個巴士號碼:91 91M 92 96R,看上去像電話號碼:9191-9296。我站在巴士站下試圖打出,另一邊有一個陌生的男人接聽,他和我談了1分31秒的電話。2005-6-19,我把電話的對話內容筆錄下來,連同一張巴士站的照片刊登在星期日《明報》。

〈熟悉的數字,陌生的電話〉這件刊載於星期日《明報》上的作品開始於2005年,或許應該這麼說:一切開始自一處巴士站牌上的一串數字。十年多後,這件作品以文件櫃的方式展出於關渡美術館,藝術家在當年的剪報旁留下一張說明的小紙片,而原本關於當時白雙全與「巴士先生」的1分31秒通話內容,則在十年之間被各種蛛網般的細微線索往巴士站外銜接,由物理性的地理位置轉為時間和記憶,往前指向香港的歷史,往後則指著現在仍看不清晰、暫且稱為「未來」的某個方向。

 

藝術無用

2014年9月,一場為爭取真普選的公民運動由一把把雨傘撐起,在香港金鐘、添馬艦、中環、灣仔、銅鑼灣、旺角及尖沙咀各地發生,運動期間,上班族、菜販、學生、教授、藝術家皆成佔領者、爭取公民權利之人,但是,在激烈的現實場景中「藝術還有什麼用?」這不僅僅是香港藝術家面對的問題,也是在此不久前台灣318學運時,台灣藝術家們不斷自問的問題:「為什麼創作?面對現實時,藝術能有什麼用?

實體的運動在警力壓制與各種官方發言、談判中落幕,但當時與其他人一起在佔中前線的白雙全,原本一直持續的創作卻在此之後停滯了一年左右,他說:

我覺得我以前做的東西,面對佔中的時候都沒辦法用、沒辦法延續下去,因為在前線的時候不需要這種東西,藝術在當下並沒有產生能力,如果有用也只是一種泡泡,用來鼓吹人的情緒這樣的效果,這種東西除非他運動領袖的身份才會有效果,如果只是藝術家去做,它所帶來的結果也只是把注意力關注到藝術家個人身上,我覺得這也不適合。尤其現在藝術的狀況太過商業化,藝術似乎在美術館的系統中才會產生意義跟效果,對於面對一個激烈的政治情況時,當下真的找不到一種想法,所以在運動之後我一直想,覺得藝術好像沒什麼用,所以在後來的作品裡,我想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它是否有在影響我。

 

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白雙全的筆記素描; photo courtesy of artist

佔中前線是一記棒喝,運動之後,白雙全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整理自己的混亂狀態,他的方式是將所有東西攤開,嘗試用客觀的角度去看,試著找到某種意義去進行連結,對他而言,做為「客體」本身便具有一種意義。

大概一年左右我都沒有什麼創作欲望,直到有一天覺得不能再這樣了才開始找事情做。最一開始就是去香港區域法院聽審判,因為太太的娘家在法院旁,每星期帶孩子回去時我就到法院吹冷氣,我發現那個空間很適合思考,黑白的裝潢、樓很高、冷氣很強,在很亂的時候就會覺得這裡很清淨。我慢慢發現,法院對一件事的看法跟平常人不一樣,一個15秒的動作也許會談一整天,但這15秒怎麼變成一整天來談呢?整個審判內容就是細節的放大,去處理不同的角度、每個人的心理狀態、時間、背景,用很多方法去分析。

白雙全通過旁聽審判去處理自己的情緒,處理「藝術做為社會功能」的思考。他在法院中挑選與佔中相關的案件旁聽,發現同樣的一個動作在電視前看、用當事人角度看、退後很多步不帶太多情緒去看,每種方式的結果都有不同,他談起一個案例:

每件事在這裡都被用一種很慢的動作、方式去探討,每個人可以各自主觀的角度,這其實像是一種意志,運動的時候所有東西都在瞬間發生,幾乎沒有思考的可能,這一瞬間的背後有很多事情被決定了,但這些都不是你當下能想的。例如一個案件裡,一個警察拿棍子打佔中的男生,男生用手拿下棍子,棍子掉到地上。這樁審民眾打警察的案子裡,即便是同一個時間發生的同一件事,每個人的角度都不同,當大家通過這根棍黏在一起的時候,這種狀態並不是要你更混亂,而是要你更清晰。

這種幾乎以逐格拆解的方式分析事件的緩慢動作,使白雙全開始可以退後一步去分析事情,並慢慢從運動的混亂中恢復。而他在法院中做的另一件事,便是以他長期隨身攜帶的素描簿,在聽審現場進行自動書寫,而這些筆下自動產生的圖騰,慢慢成為他近期創作的方法,這使他在描述關於香港的狀態時,得以有更大的想像空間。對此,白雙全說:

它解放了我的思想,我可以用荒謬的方向去處理政治現實上的強烈需求,在法院素描是處理自己情緒狀態。每次回家後,我會將這些素描掃瞄、放大,去看筆怎麼動,也再度觀察自己的情緒,像是用放大鏡看自己,也像是從夢裡面走出來去分析它。

 

2015/12/20日刊於香港《明報》的訪問〈與巴士先生十年後的約會〉;photo courtesy of artist

綿延十年的1分31秒

如果他們可以用一整天談持棍的15秒,那麼我要怎麼看我和巴士先生那通1分31秒的電話?如果用佔中來看,這其實像是一種意志,運動時所有事情都在瞬間發生,幾乎沒有思考的可能,這一瞬間的背後很多事情就已經決定了,但這些都不是你當下能想的。

佔中過後的2015年,星期日《明報》再度找白雙全寫專欄,編輯問他有沒有想做的事,他想起十年前的巴士先生,似乎是時候和巴士先生見面了,他這麼想著。透過記者,他們聯繫到「當年聽電話的陌生人」,相約在12月12日一起回到巴士站。電話兩端、相隔十年的陌生人約在當天上午的九龍塘地鐵站C出口碰面,這也是白雙全2006年作品〈等一個朋友〉的創作地點,這次的會面像是白雙全的其他作品,在遠遠的這一點輕輕扯動著關於過去的某一個點。下午,他們回到巴士站附近進行了1小時30分的訪問,巴士先生給出兩張名片,一張是紅外線工程顧問Nigel,另一張是薄扶林文化保育小組成員。而第二張名片,也成為〈熟悉的數字,陌生的電話〉一作十年後的線索和起點。

薄扶林村,在香港島上比「香港」還要古老的村落,Nigel一家四代人於此生根。2015年底,白雙全前往薄扶林村拜訪Nigel,今年7月讀完了《薄扶林村》一書後,再度前去村中參訪伯大尼修院、買回另一本《伯大尼與納匝肋》,裡頭寫著巴黎外方傳教會在亞洲的傳教歷史。而在閱讀之中,他發現這座一百年來接待過來自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約6000位患病傳教士的伯大尼修院(療養院),又與香港的歷史與形象有著奇異的連結:1880年左右,伯大尼修院首任院長白德禮神父發現新品種植物,他將此植物命名為洋紫荊(Bauhinia x blakeana)並移植到伯大尼,隨後再折枝送予港府與廣州天主堂。1965年,洋紫荊成為香港市花,1997年成為香港區的象徵,被印製在區旗與錢幣上。但在政府文件中,「洋」字被刻意摘去,改為(其實是另一種植物的)為紫荊、艷紫荊、香港蘭。

洋紫荊,一種能夠開出大而豔麗卻不育的花朵,花朵無法結果,只能採用無性繁殖的方式繁衍。為了生存,必須不斷由母體折枝、扦插繁殖,這是否意味著一種可能:現在香港所見的洋紫荊的前世,可能都來自伯大尼、白德禮神父的手?母體留下的傷口繁衍成為無數子株,而它們來自同一個遙遠的源頭?

 

《失調的和諧》展場照;photo courtesy of Lin Yi-hsiu

顫動的另外一頭

修會的土地在1975年便賣給了發展公司,而原本葬於該地的101位傳教士之墓則移往柴灣天主教墳場。7月,白雙全在墳場中發現一座空墳,移走了生長在墳上的一株植物,種在自家陽台,以此聯繫死去的傳教士與自己的信仰。

我覺得一定有什麼在這個空墳裡,它也不斷出現在我的腦中,在家裡照顧植物時,像是又跟這裡產生了連結,我通過這樣的東西把所有事情的結構連結起來。

過去白雙全的作品一直圍繞著關係或某種不在預期之中的偶遇 ,像是早先的〈遇上Google地圖上的路人甲乙丙〉、〈回家計劃〉、〈等一個朋友〉等等。此次在關渡的展出則關於「瞬間訂下的事情」,櫃子中的文件指向時間、記憶甚至香港歷史,所有線索來自2005年那通1分31秒的短暫通話。

我的作品本身是一個instant到另一個instant,我想給你看的是「之間」的這些時間。有些事其實當下已經解決了,所以我的東西是在將來,起步點在當下會一直產生出來,某方面是我對世界的感覺,對於香港,我也是從作品裡去直接反映出來。

作品怎麼用1分31秒談十年,甚至古老的香港?這讓我不禁想起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她用了一整本書的篇幅描寫戴洛維夫人從清晨開始,為準備一場宴會外出買花直到宴會行將結束的一天,而書中這一天的長度也許就是一生。而在我的筆記本上,寫著一段忘了來源的書摘,在看到作品時便在我腦中浮了出來,像是早早為了遇到雙全的作品而準備好的:

「過去與現在,」他暗想,「是由連綿不斷、前後呼應的一長串事件聯繫在一起的。」他覺得他剛才似乎看見這條鏈子的兩頭:只要碰碰這一頭,那一頭就會顫動。

See Also
Discodant Harm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