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ft: 台灣地形地質礦產圖, 1910, 182.5×119cm,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礦物課出版, 京都大學綜合博物館收藏; right: 1/200,000海軍省編 台灣油田地質概查圖, 1928, 226×116cm, 海軍省, 京都大學綜合博物館收藏; photo courtesy of Museum Association of Kyoto

20世紀初的京都帝大學生如何看見台灣？

或許可以從日治時期最熱衷台灣研究的日本人—森丑之助（Mori Ushinosuke, 1877-1926）(註1) 談起。森氏出身京都，但自幼嚮往浪跡天涯，畢業自長崎商業學校，未曾就讀或任職於京都大學。1895年後從軍來台，先後任職於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博物館、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總督府「藩務本署」調查課等機構及單位。身體瘦弱的他走遍了台灣全島及外島蘭嶼等地，上山下海造訪部落，與多位頭目結為摯友，並在1900年成為第一個登上玉山主峰的日本人！

森丑之助的調查報告觀察入微，攝影圖像因頗得被攝者信賴而生動活潑，研究成果與範圍亦超過同期研究台灣原住民的伊能嘉矩和鳥居龍藏，鳥居龍藏盛讚他是「台灣蕃界調查第一人」。基於30年的深度的理解與研究，他嚴正反對總督府對台灣原住民的高壓手段，向政府建議、抗議皆不受重視，乾脆自主奔走建設原住民自治區，期間卻不幸遇上地震大火燒毀大半研究資料。

1926年7月4日，心力交瘁的森丑之助搭商船笠戶丸返回日本，卻自此消失於從基隆開往神戶的航線上，官方判定為投海自盡。

森氏過世之後，日本治台政策持續走向高壓，發生無可計數的憾事。現今回顧文獻，當年的「集團移住」、「隘勇線」等制令以及蕃產交易所中發生的不合理交易等等，都對原住民族群的人權與文化保存造成深深的傷害。也因為這些歷史事實，曾於日治初期投入研究、傾向溫和政策的日本國內機構或學者（及其後人），對於當時的研究與資料常採保留而低調的態度。

台灣實驗林施業案2附錄地圖”, 1931, 京都帝國大學附屬演習林 (編成者: 沼田大學教授), 京都大學田野調查科學教育研究中心收藏; photo courtesy of Museum Association of Kyoto

將台灣縮尺1/200,000

這次京都．大學博物館聯盟在北師美術館舉辦的《京都好博學！》展覽，難得匯集各大學博物館珍藏的台灣藏品，讓曾經低調的歷史發聲。透過這些流轉在國界的文物，我們也得以窺見流轉在台日之間的觀點。

1910年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材中，出現了詳盡的台灣地圖，包含行政區、地形、地質、海岸線等資訊，條理分明地匯集在適用於多人課程的掛圖，圖面的左下角補充著寰宇圖，並以紅色標示大日本帝國的範圍。1927年由海軍省編制的《台灣油田地質蓋查圖》也成為參考資料，從此兩張掛圖的屬性，可看出調查與探勘配合治理政策如火如荼的進行，並迅速地轉化為教學與說明資料，促進更多調查與應用。

1909至1945年間，日本帝國的領土涵蓋台灣、朝鮮、樺太（庫頁島），京都帝國大學在這些土地上經營「海外演習林」（實驗林），研究天然林的生態、試驗人工林的栽培與產值。在京都大學田野調查科學教育研究中心收藏的「台灣實驗林施業案2附錄地圖」，我們可以清楚看見1931京都帝國大學附屬演習林的圖說。

在台灣的山稜線間遊走

此時期之研究史料現存於京都大學田野調查科學教育研究中心，內容經精細掃描後公開於京都大學數位檔案系，資料形式包含相簿、施業報告以及約百張紀錄照片。

“自見付駐在所向鳳崗山東方斜面眺望” (見附駐在所より鳳崗山東方斜面を望む), 1930年代京都大學台灣演習林玻璃乾版影像資料, 京都大學田野調查科學教育研究中心收藏; photo courtesy of Museum Association of Kyoto

瀏覽這批1930年代台灣南部鄉野的史料：數據、山稜線、植被、植物特徵、風土人文，能協助讀者構築調查班的足跡，以及政策與學術研究的趨勢。

蕃產交易所

回溯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的發展，1906至1919年為文科大學期（各領域自成單科大學），1919至1949年為舊制文學部時期，這兩時期該校地理學的研究與教學活動曾涉足日治台灣，調查當地的地形、地質、人文，並於警察系統控制的「蕃產交易所」購買原住民之工藝品做為資料，帶回京都帝國大學繼續進行分析與教學。

木雕拼板舟模型模型; photo courtesy of Museum Association of Kyoto

在蕃產交易所的平台上，有些品項為生活器具或飾品轉賣，而蘭嶼則因被保留為文化觀光區衍生了「紀念品」製作與販賣活動，例如「木雕拼板舟模型」這類紀念品，甚至曾被日本政府攜至世界博覽會參展。

從台灣購買的工藝品在1950年代後，逐漸沉寂於京都大學學術資料庫房。2015年京都大學在與台灣成功大學的交流活動中，結識了成大博物館原住民研究學者郭美芳副研究員，進而邀請郭副研究員至京都協助調查文物、重新建立檔案，並於2018年12月於北師美術館開幕的《京都好博學！》京都．大學博物館聯盟特展首次展出。

兩名泰雅族男子明信片正面; photo courtesy of Museum Association of Kyoto

這批原住民工藝品究竟是由單一或多位學者收藏？具體研究目的為何？目前館藏資料中除了物件本身與交易所價格吊牌，目前並無其他文獻資料佐以參考，尚無法準確釐清，只能暫且就目前物件的功能與特徵做歸納推測。

在京都大學博物館收藏的台灣原住民文物中，有一張以兩名泰雅族男子為主題的明信片。畫面中的男子們似乎被安排蹲踞於圍籬前，以側面姿態清楚呈現服裝特色、配件樣式及部落建材。而《京都好博學！》展覽藏品中，有一網袋恰與此畫面中著白麻布長衣男子肩背之物同款，亦有該男子腰間配刀之類似收藏。

泰雅族的彎刀相當有特色, 刀背厚而鞘如魚身, 柄則以籐篾編織纏繞增加持握性, 泰雅男子外出都佩刀; photo courtesy of Museum Association of Kyoto

由此推測，當時的研究者可能曾試圖蒐集與紙本影像互相映襯的文物資料。

台灣原住民部落常與其他族群或東南亞民族以物易物，而這些物件可能已經過多番轉手與改造，而到了新主人的手上可能又發展出全新的應用方式。在京都大學收藏的台灣原住民文物中，就發現有不少具有東南亞特徵或是具有特殊細節的工藝品。（像是泰雅族貝珠銅鈴項飾中，發現錫（或銅）製「雙喜」鈕扣，此一元素推測為與漢族交易而得或者為通婚嫁妝禮品。）

泰雅族貝珠銅鈴項飾; photo courtesy of Museum Association of Kyoto

綜上所述，日本在台時期認識台灣的方式大抵有四：「地圖」以最精鍊正確的圖表彙整龐大而複雜的數據，「山稜線」是區域分界與重要的觀測站，「奎寧藥」是大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中的必備藥材，「蕃產交易所」是控制手段卻也是大學教授蒐集資料的場合。

二次大戰終戰將邁入75年，京都大學博物館與成功大學博物館、北師美術館合作，提出於帝國主義時期進行的相關研究資料。藉由重新串聯、思考這些隱藏在大學博物館收藏中的關鍵字與線索，能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近代學術研究的方法與背景，而在這檢視的過程中發現的黑暗與空白，將繼續成為當代大學的研究主題。

參考資料：

—王瑞閔，2018，《看不見的雨林—福爾摩沙雨林植物誌：漂洋來台的雨林植物，如何扎根台灣，建構你我的歷史文明、生活日常》，台北：麥浩斯。

—京都大學研究資源檔案-京都大學數位檔案系統網站

—首選珍藏 : 日治時期在台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