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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與歷史學者陳偉智的對話聚焦在殖民史料應如何再現歷史現場。日治時期的博物學家透過攝影作為田野方法，在當時，影像技術如同治理工具，研究則多以有用性作為目標。假設在一個架空時空中，存在著一份不代表著治理者觀點的檔案，以不同的方式記錄著當下的人種、物種及其生活環境，那麼，我們該如何閱讀史料與歷史現場的關係，並想像是否存在著不具「殖民目的」的檔案？
您在〈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2017）中提到，總督府對於原住民的綏撫是射擊與攝影（shooting）同時進行的。我們好奇在目的性導向的研究情境下，你覺得日治時期的博物學家是如何在田野中拿捏任務實踐與標準的學術方法？
陳偉智：早期的文獻來自於旅行者的紀錄，因為每個人的感受與記錄方式不同，漸漸地開始有比較系統化的規則，即所謂的問題單。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國透過《觀察與詢問》（Notes and Queries）所進行的調查方式，主要是給在海外的傳教士、旅行者及船員們使用，當他們在南美洲、北美洲、東亞旅行時有固定的訪問題目與紀錄方式。甚至是語言的調查中，基礎的語料⋯等必要的問題。待這些資料收集並形成基準後，透過比較，體系就會逐漸形成。這些方式從19世紀中葉開始逐漸成熟，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説，除了去熟悉體系之外，自己成為採集者、調查者時，反而給予了他們學術上的自信心。如同伊能嘉矩（Inō Kanori）來臺灣之前的宣言一樣 (註1)，期待自家的學問，成於自家之手。
不僅當時的日本人類學家如此，植物學家矢田部良吉也有同樣的想法 (註2)，當時這種實用性調查的方法是從西方建構起來。不完全是標準的研究方式，但已逐漸形成學術上可依循參照的工作方法。像是語言調查的項目，有一個固定的問題單，這樣不同人調查出來的資料就可以相互比對，研究者不需要再跑一次已經調查過的田野地。像來臺灣的伊能嘉矩、田代安定與其他研究者，除了自己調查的地方跟人群外，當他們在語言比較時，也會使用別人所調查的語料，在伊能跟田代的手稿裡，都可以看到他們所製作的語料比較表。其實不是每個地方他們都去過。比如說，他們那時很感興趣臺灣原住民與馬來民族的關係，這些人裡面大概只有田代安定去過，那其他人怎麼辦？包含田代安定自己，都會去看阿佛雷德．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馬來群島》（The Malay Archipelago），書中有一份兩百多組的語料表，這就是在西方人已經過做過的基礎上做比較。
在植物學、動物學也是，在早期，即便在日本採集到的標本，鑑定也必須要透過倫敦的邱園（Kew Gardens），或是聖彼得堡的皇家植物園（Botanical Gardens of Peter the Great），做東亞植物的鑑定。到了19世紀後半葉，這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植物學家們很想要建立的工作，希望不需要拿標本去請外國人來鑑定，讓日本本地就可以鑑定，除了需要國外的圖錄之外，還需要建立自己的標本室、資料庫。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內就有這種採集活動。在日本統治臺灣後的第二年，就派遣很多東京大學各個學門的學者來臺灣進行調查，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有些學者甚至來了很多次。當然有一部分是純粹學術上的興趣，但也不是沒有帶著民族主義的情感。為了想要在自己國內可以鑑定標本，而這些東京大學的學者們來台時，必須要靠在地人的協作，這部分總督府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早期總督府參與了很多植物採集的合作計畫，除了知識之外，主要想了解的就是臺灣有到底有多少資源。這是帶有實際政策目的的。但當時的調查方式，相較於目的，某種程度可以說是滿有具有職人（或者Geek）的感覺。
同樣以臺灣作為田野，為何森丑之助會對於伊能嘉矩的方法有所批評？
陳 ：這是一個無法比較（counterfactual）的問題，因為他們都已經不在了。我想，如果可能的話，伊能也願意在山裡面待得跟森丑之助一樣久，可是他是一個總督府的約聘雇員，而森丑之助則是受到殖產局或博物館委託到山裡採集標本，本來就可以到處跑。如果他跟伊能一樣在總督府文書課，整天需要收發公文、整理資料，大概也只能作為總督府藏書的書蟲（笑）。其實跟他們的職位是有關的，但田野方法還是不太一樣，伊能做田野的時候其實通常不是一個人，從他的日記也可以看到每天都去一個以上的地點，而且是很快速的調查，這跟他們在殖民早期需要快速了解臺灣的情況有關。但到了森丑之助的時候，他就比較屬於沉浸式的學習。所以他的語言就比鳥居龍藏、伊能嘉矩還熟練，懂得原住民不同族群的語言。去山上很長時間是自己一個人，當然主要是透過原住民的接納跟協助，雖然森丑之助已經逐漸探問起臺灣原住民的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質與功能，我們看到他後來的文章中有在談及功能論的問題，意思是說當地族群的社會制度跟文化信仰、經濟行為之間的內在連結。
滿有趣的是，不清楚他有沒有閱讀過同時期的歐美的人類學家作品，因為大概同個時間（1920年代），歐美的人類學家也開始探究同族群裡的社會組織或文化系統的功能。可以看出有一個相同方向但平行發展的可能，相對來說他前期的工作方式倒是像伊能嘉矩，都是屬於19世紀維多利亞式的演化論人類學，透過文化特質的記錄做不同族群的比較，去區別不同的族群的遠近關係。
殖民時期的歷史研究作為後來能夠重現歷史的重要資料，但這些研究往往產生於治理需要與有用性的目標，彷彿所有的紀錄都帶有政治性的目的，那我們該如何去重構過往的面貌？
陳 ：應該說那種知識框架多少都有，只是自己有沒有意識到、知覺到。所以要提醒當代的我們，再重新閱讀史料的時候不要只關注他們所見的東西，他們所見的是當時問題意識下使他們注意的部分，當時還有很多東西並沒有被記錄下來。但回過頭來説，當時的人也充滿了好奇心，看到什麼東西都記，即使最終沒有變成他們報告書的內容。像我們可以從田代安定的筆記裡知道1896年調查、1900年出版的《臺東殖民地預察報文》中，他花了很多的時間在調查當地的產業、土地利用的情況、人口比例及族群分佈，漢人村落或原住民村落⋯等，因為那次調查的目的主要就是要找出可以容納並建立移民村的地點、需要多少土地來容納移民，以及這地方可能發展的產業。所以在調查的同時，也特別注意到當地的氣候條件、物產。
但他在這個過程裡也同時問了很多跟移民沒有關係的問題，像是阿美族的神話傳說、從每個部落蒐集來的語料，縱使可能還是有點關係，因為他需要了解這些人群，而這些資料越蒐集越多成為了人類學的研究材料，因為後來這些內容並沒有成為報告書的正式內容。更不用說還有很多對當地野生植物相的紀錄，他看到什麼植物都記錄下來。因此就從調查時間的9月一直到12月，等於是紀錄了從年中到下半年間臺灣東部平地自然環境的樣貌。
在老師的研究中，是否曾經看過非殖民史料的案例存在？是否也會因此影響著檔案的建檔方式？
陳：多少都會有。檔案在資料庫中都有固定的分類，我們的工作方式就是後設詮釋資料，盡量把檔案丟進分類中。有一些不變的就是他原本的題名，即便覺得有一點不太合理但還是要用。可是漸漸的會發現有些資料不容易歸納，所以我們可以自己再新增分類或是說用再新增的關鍵字的方式處理。 比方說，大家都不知道田代安定一天到晚都在寫漢詩，從年輕時就寫，一直寫到他死前的一個月。他1928年三月過世，二月時還在筆記裡寫了一首詩。他的詩很少一次寫完，有時候寫一句，想想再寫一句。不論是四言絕句或是律詩、古詩那類比較長的文體，他寫作時中間可能會空好幾段，再慢慢發展完成。但如果你把他當作一個博物學家、植物學家，我們就不會去看這些文字，或是直接跳過。
我們整理的時候發現，怎麼那麼多漢詩，另外也發現他也寫和歌、徘句，後來就新增了文學類的分類。當然其中最有趣的，是跟田代有關係，但也跟田代完全沒有關係，因為他自己的日記本當然都放在家裡面，他的兒子、女兒小時候很無聊，就把他的日記本拿來塗鴉，會畫出彩色的圖畫一看就知道不是田代自己畫的，因為就是小孩子的筆法。他到晚年過世的時最小的兒子才六歲，他女兒就會在筆記薄後面畫那時候的美少女漫畫。這跟田代一點關係都沒有，但也跟田代有關，因為達爾文的女兒也是在他的筆記薄後面畫蝴蝶。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們一開始就預設他是什麼樣的人的話，這些東西反而都會被略過，假使現在整理出來，以後如果有想到可以做什麼事情，不管研究也好，或者寫一個故事也都是可以的。
從總督府對於大嵙崁原住民的綏撫上，看到彷彿影像技術發展跟應用的迭代現場，當時透過乾版攝影留下了許多影像紀錄。我們試想，總督府在大嵙崁樟樹資源的掌控上，或許，奠定了日後在樟腦產業上的發展，透過樟腦—賽璐璐的生產，進而推進了膠卷與新影像技術的成熟。好奇當時的研究者如何看待他們的影像工具？以及影像技術與歷史現場的關係？
陳 ：不太清楚日本什麼時候開始生產自己的膠卷，早期很多還是從國外進口。但因為臺灣樟腦原料生產量大，甚至一度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二。我曾經看過一個說法：如果臺灣當時再多一點原住民出草事件，卓別林就沒有辦法拍電影了。不過技術和物質層面的改變確實改變了攝影，乾版攝影有一個限制就是需要較長的曝光時間，相對來説膠捲所使用的相機就比較不那麼麻煩。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去蘭嶼去作調查時他們是帶著兩種相機，你從留下的照片來看，玻璃底片的內容比較清楚，通常是用來大合照，照片裡的人都會乖乖的站好擺拍。所以會看得出照相的性質、內容不同。當時有很多紀錄原住民的影像是擺拍，比如說紡織，室內昏暗是很難拍的得起來的。最明顯就是狩獵，大多只是擺一個動作而已。但到了1930年代後，就越來越多使用膠捲的輕便相機，你從進口的數量就可以看到，拍照也越來越成為大家可以負擔得起的活動，當時的中產階級， 比如臺灣的醫生階層多人都有照相機，像吳新榮就有一台到處拍，臺灣文化協會的參與者也都是， 他們會叫寫真館的人來拍照，或有些就自己拍。
剛好那時是攝影技術的轉捩點，甚至包括原住民自己也開始拍照。他們不再是被拍攝的人，開始有自己的主體性，而且主體性是以家族作為單位，不再像以前，個別的原住民影像被當作一個群體、族群的代表。不曉得他們是自己拍的還是請寫真館來拍攝，但他們已經有意識要把自己以及家族的相片都收在一起。像幾個1930年代後出現的原住民領導人都有留下類似的攝影集。我們知道的林瑞昌、高一生都是因為白色恐怖的緣由，在後來平反之後，有些人幫他們把家族相簿拿出來整理、出版，這些影像才有辦法被大家看見。另外，還有像台東的南志信、陸森寶，他們都留有許多以自己跟家族為主的相片，影像的使用習慣跟以前被拍攝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陳偉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2020年11月～），專長為臺灣近代史、殖民地人類學史、族群關係史、社會文化史、歷史與社會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