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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帝國的南洋史觀
1941年，日本進軍馬來亞前於國內出版一本名為《南方感覺》的遊記，書封印製海灘椰林的熱帶地景，作者寺下宗孝記述對於南方島域的人文探查，其中包括馬來西亞以及南方各國的自然環境與海域、宗教、⼈文藝術。在太平洋戰爭時期，不乏此類在日本帝國的南向政策下對南方的探查紀錄，從軍手札、電影和⽥野記錄皆隱藏「南⽅想像」與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南方的貿易利益與殖民權力結合的政治合法性欲望。這本以感性筆觸書寫的《南方感覺》也只是其中之⼀。但書名正好標⽰以日本為中心，以南方為概念，從遠方異域到個⼈感知所建⽴的地方感，南方在此也成為重要的政治術語及為帝國書寫的一部份。過往今日的南方從來不只是寄予浪漫幻想的異地，而是在不同政治社會脈絡下塑造的政治地理概念。1979年日本學者矢野暢所寫的《日本の南洋史観》延續1975年的《「南進」の系譜》中，分析日本自明治至大正時期對於南方地理概念的想像、政策及地緣政治的關係，在各個階段配合當下局勢脈絡的定義，進而從「內南洋」擴展至「外南洋」的歷史研究。(註1) 作者所書寫的斷代史正是日本進一步建立自身的殖民論述，將自身帝國與熱帶地域的關係從1880年代的自由貿易到帝國主義的過渡中轉化對於南方慾望的時期。
日本史學評論家及政治家竹越與三郎於《南國記》（1910，明治43年）的第一章〈向南！向南！」（南へ！南へ！）以馬來亞為中心的南國疆域踏查，強調「掌控熱帶就是掌握世界」(註2)、拓展南方政治策略，引起當時日本社會廣大迴響而開啓明治南進的政策討論。地理學者志賀重昂的《南洋時事》（1887，明治21年）、菅沼貞風的《新日本的圖南夢》（新日本の図南の夢）（1888，明治21年）、鈴木經勳的《南洋巡航記》（1893，明治26年）及《南洋風物誌》（1893，明治26年）等相繼鋪陳日本移民論，朝向海外及南方的政治理念；明治論者的思想界定出「南洋」區域，提倡開拓南方海洋作為日本發展和解決當前國際政治格局困境的方向。而在南進論熱潮下關於南洋人文風情的紀錄，透過新聞、書報、圖冊等，對未知南洋的好奇心醞釀遙遠異域的浪漫與獵奇想像，因此區分了他者的形象及其背後西方／資本中心主義的知識結構。
若將明治時期的南進思想置於歷史社會脈絡，面向南洋的殖民和移民，伴隨商業法條的確立及對資源的需求投資：與此同時，南向的航行及遊記等諸多感性體驗的書寫亦觸發學者以南方為思辨的風潮。相較於明治南進論者志賀重昂與竹越與三郎等人賦予南洋異域的浪漫幻想敘述，大正時期的南進論者則以實際利益推動政策的落實執行，「南洋」也成為社會通念。然而，在這些拓展南方的殖民慾望背後，其實回應了1890年代人口過剩和恐慌等諸多問題。(註3) 或許，經常見於1910年到1930年的東南亞研究者之間的用詞，「北人南物」，可以簡要地說明日本將南方視為物資及供給發展地域的主觀地緣視角，而文化、學術、藝術則謂之「北」，也以西方強國之姿構成日本帝國與南方的從屬關係，日本擴張同時所抱持的使命性，也使帝國在1933年到1941年之間開始倡導並具體實踐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建設。
二、「馬來之虎」的融合象徵
「在這批隊伍中，招募聚集各方出色的作家、藝術家及漫畫家等，為了聖戰一同歡喜合作⋯於是文化人士們盡其所長，在宣傳上成功建立起對日本的信心⋯。」(註4)
1942年5月13日發佈的關於日軍文化宣傳建設的一則報導中，一幅由横山隆一和小野佐世男合作在爪哇西蘭的壁畫上寫著「亞洲是一體的」（Bersatoelah Bangsa Asia）。同年正好是日軍攻佔馬來半島時，伴隨著日本詩人北原白秋所寫的戰歌，日軍直取新加坡並在將軍山下奉文的領軍下贏得勝利，日人稱之為「馬來之虎」，宮本三郎的作品《日軍總司令山下與白思華中將會面圖》（山下・パーシバル両司令官会見図，1942）中，描繪英軍將軍白思華（Lieutenant-General Arthur Ernest Percival）與山下會面的投降場景。而「虎」的意象也如同聖戰精神，成為勇猛且守護日本軍人的象徵。隔年，日軍斥資拍攝國策電影《馬來之虎》，將「虎」的意象轉化為馬來人對於日人合作及認同。電影情節啟發自一位在馬來亞登嘉樓（Terengganu）成長的日本人谷豐的真實故事，谷豐由於妹妹在華人抗議日本的暴動中被殺害，對於英國人與華人積怨而受日軍徵召成為蒐集情報的間諜。綽號為「Harimau」（馬來語「老虎」之意）的谷豐，成為當時最為適合宣傳日本國威的人物並被塑造成英雄形象。這部《馬來之虎》不僅將劇組帶至馬來亞實地拍攝，捕捉特定熱帶島嶼地景，海灘和椰林、穆斯林墓園及馬來亞鐵路，製作時也細心挑選音樂，將日文歌詞搭配印尼民謠「皎潔的月光（Terang Bulan；後來被選用為馬來西亞國歌「我的祖國（Negaraku）」）或馬來民謠「疼惜（Rasa Sayang）」而融入背景音樂。
具體再建與敘述南方特定地景的「南方電影」工作有相當精細的政策導向，由「南洋電影協會」在1940年由參謀本部、陸海軍、內閣情報局與松竹東寶和東和商事中華電影共同出資，以向南方宣傳啟蒙為目的所成立，在河內、馬尼拉等地都設置分部（加藤 2003:205）。
1942年九月發表的「南方電影拍攝工作守則」（南方映画工作處理要領）中重整日本國內選送往南方的電影 (註5)，當時名為「對外電影選定委員會」為海外製作的短篇電影和南方各國語言版本的新聞電影等特有機構也在此時設置。在太平洋戰爭時日軍對於電影工業如何製作合適的電影都有明確規範，其中牽涉諸多是否符合國家政策的政治檢查。這些大量的文化治理生產，可以看到如同《夏威夷馬來戰役》（ハワイ・マレー沖海戦，1942）由東寶電影為海軍省制作的國策電影，又或回到初期，如清水登之、小栗虫太郎、中村地平、井伏鱒二、高見順及海音寺潮五郎等人在此階段被派往南洋等地進行繪畫創作、攝影以及寫作等相關文化生產。但像《馬來之虎》的殖民地想像扮演著思想及身份上融合特定南方地域的文化象徵、以塑造新的認同感者仍在少數。
三、背向北方的墓碑
對矢野暢來說的「投入南方」（南方関与）是包含首次經驗南方代表了國家政策下民間商人、性工作者或移往南方庶民所建立起的關係，正當明治時期南進思想起步，初次經驗南方的並非由政府派遣的一流藝術家及作家，而是來自九州或北海道鄉村的庶民，眾多「無告之民」揭開了南進系譜的序幕。1974年的《望鄉》電影原作《山打根八號妓館》（サンダカンの八番娼館－底辺女性史序章，1972）為1970年代南洋史研究（東南亞學）敲響晨鐘，作者山崎朋子從1960年代開始從事在戰前被派往南洋從事性工作的女性史研究。這一批俗稱為「唐行小姐」（からゆきさん）的女性，指日本19世紀後期被送往南方的性工作者，其中大多來自九州等北方地域的貧困農村或漁村，有些為求生存而移住南方，有些則在不完全了解工作性質的狀況下被派往菲律賓或馬來西亞等地。日本新浪潮導演今村昌平在1975年以當時一位被送往馬來西亞的女性，重啓這段被迫離開家鄉來到東南亞的女性歷史電影敘事。隨著鏡頭走訪個人口述裡所經驗的南方地景，山崎較溫情且人道主義式的書寫，在今村那毫不避諱地呈現性工作者如何被國家有計劃地建構成為帝國擴張下、維持國家資本正常運作的卑微角色，而一系列配合現代化的衛生檢查、管制、派遣越洋，也確保女性身體供應衛生、乾淨且經過檢查合格的服務。
自1921年開始，日本內部的重整加上政律更改，也許可以說日本在亞洲初嚐戰勝西方列強的滋味後，國家開始將這群遠在南洋的女性視為恥辱，並極力遣返她們回國，然而其儘管得以返鄉卻備受社會歧視。在諸多文本中，可以發現在派遣或移往南方的沖繩移工和九州底層女性的歷史與南方史有更緊密的關係。從1940年代的歷史檔案、國策電影、⽇記及個人口述，來理解作為相異身份的個體如何經驗所謂的「南方」，及其所記憶的地景是何種樣貌？甚至她們如何置⾝其中、成為地方的⼀部份？在「拓南」作為確⽴帝國擴張版圖的權力、並以各種形式不斷介入國家之於個人主體的過程，如何看見這些被派遣至南方的日本女性⼯作者及隨軍南下的畫家，其角色在彼此交涉、滲透、越境於在歷史時、空裡流動的相互影響遺留的痕跡，重新理解外於國家敘述？
四、小結
本篇對於日本南向的研究契機，來自於我在吉隆坡Lostgens’當代藝術空間進駐期間，閱讀到一份以中文書寫的史料協調地契與空間使用之條例，出自太平洋戰爭日軍佔領馬來亞時期的契約檔案，而揭露該建築物與日軍佔領歷史之間的關係。在這片⼟地上交涉的帝國歷史是複數的，吉隆坡也在同時改變了⾃⾝城市空間與地景政治，今日所須面對的是另一支配的權力樣貌。因此回返⾺來亞日據時期的歷史場景，不僅是重新思考如何感知歷史的問題，以及歷史是否能⼜如何折射、回應前總理馬哈地（Mahathir Mohamad）時期，及他所推動的「向東學習政策」（Look East Policy）於1980、1990年代的當代馬來西亞的轉變。同時也是身為前往南方的「觀察者」、「研究者」，自身應該如何放置在何種脈絡直視當下的亞洲處境。
在這些個⼈經驗的空間與時間意識的描圖，以及身份在此種複雜政治脈絡的曖昧、尷尬及隨著歷史時間齒輪不斷滾動的心理狀態。如同在資料蒐集的同時閱讀二戰時自願加入軍隊成為隨軍澳洲畫家道格拉斯．沃森（Douglas Watson）在1945年被派遣至婆羅洲西北部所繪製的素描作品中，那些日本第一戰俘營的日本軍人肖像畫流露難以言傳的神情，或多次自殺未遂的日本士兵脖子上的傷痕，又或許同樣兼具「派遣者」身份的我們應當回看今村昌平在1970年代，如何描繪南方那批戰後選擇改宗為回教徒、居留於南方各地或已經失去母語表達能力的日本士兵，那些奉行軍國主義的身體如何經歷不同語境轉變為更複雜的辯證狀態，才能在歷史書寫以非各主體的研究來進行，而是以彼此互相對照；透過多方不同的時間秩序並行、交織來直視⽭盾而複雜的社會實態。
參考書目：
1.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
2.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
3.相川春喜，《文化映畫論》，東京：霞ケ關書房，1944。
4.市川彩，《亞洲電影的創造及建設》(アジア映画の創造及建設)，東京：國際映畫通信社出版部，1941。
5.竹越與三郎，《南國記》，東京：二酉社，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