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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36 : Be Queer, Be Positive
Cruising As
Moira Hille選譯:以巡弋為—
March 22nd, 2018類型: Translation
作者: Moira Hille, 戚育瑄(翻譯), 林書全(校訂)
出處: Spaces of Commoning: Artistic Practices, the Making of Urban Commons and Visions of Change" Project
(由WWTF與奧地利維也納藝術學院「Spaces of Commoning: Artistic Practices, the Making of Urban Commons and Visions of Change」研究計劃委託執行。)「Cruising」(巡弋)一字的詞源帶有穿渡和交匯之意,從原本17世紀於海洋上「橫跨」發展到20世紀的男同志尋找性愛對象的借代詞—釣人,或釣場(cruising area)。伴隨疾病而來的危機,安全性行為世代透過反性與恐同監控轉譯這些實踐空間。作者莫伊拉.希爾(Moira HIlle)在本文裡徵引酷兒巡弋為方法,試圖在共造(Commoning)的脈絡裡建構一種重新連動歷史場景、連動關係,甚至跨渡邊緣化秩序的知識生成方法。

海洋

有許多故事和詩歌以海洋為題,海洋孕育生命,是神秘有力量且充滿資源,「然而,這一切都在枯竭、面臨了消亡的危機,因為海洋已成為世界垃圾的儲藏室 (註1)」。始於1970年代的南印漁工運動開始捍衛海洋資源的使用權,將海洋稱為生命的源頭,要求有限制的取用以保證魚類不會枯竭、保護以漁業為生的社群。與其他面向相比,對於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從古至今都是人類強調的重點,受關注的程度遠高過海洋保育與維護。海洋覆蓋整個世界約2/3的面積被,土地延展入海的深度遠高過山聳入天的程度,海是神秘莫測、晦暗不明與迷濛無形的,吞得下船隻、飛機與一噸又一噸的垃圾,當海吐出吞下的某些東西,科學家會追隨洋流找源頭;有時,海洋會被描述為全球水源共享的身體,可以相對自由的互相改變,但在其他的描述中,會把海洋分為許多不同的海,常是用海作邊界或將海冠以邊界之名,因為海洋擁有流動的物質性,人類總說需要地圖來為這種流動性的順序命名,並將邊界投射在海洋身上。實體的邊界是無法建築在海洋之上,是船舶與軍艦在其身體之上展演邊界,2014年,約有六百萬的歐洲旅人乘著遊船移動 (註2);2015年,約一百萬人在不經過護照查核機制下跨過歐亞非各處之邊界,愛琴海附近的邊界常為首選,在本文書寫期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簡稱北約)在希臘列島與土耳其海岸部署軍用艦艇。(註3)

 

巡弋

Cruising一字的詞源帶有穿渡和交匯之意,字源似乎與17世紀荷蘭語中使用的「橫跨」有關,17世紀也正是荷蘭造船業與殖民交易的興盛時期。從16世紀到17世紀中的大航海時代(The Age of Sail),野心勃勃的歐洲國家靠著海上勢力擴張其領地,當時,海不僅是交易發生地也是戰場,歐洲殖民者執行了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將觸角伸到世界各地。當時講到Cruising則是用來描述一種特定的動作—獨立探勘、突襲圍捕或貿易保護 (註4)—尚與船艦無關;直到19世紀才有船艦為此特定的目的所打造出來,後世稱巡洋艦(cruisers)。首程非職務性的航行始於1822年,以遊樂為旅程宗旨的生意造就了遊輪(cruise ships)(註5),使用遊輪的旅程中,運輸不是主要目的,這樣的旅程也被稱為「航向無目的」與「無標的之旅」。再一次,行為與目的區分了巡弋與遠洋船(ocean liners),後者提供以運輸為導向的「有航線的旅程」;離開旅遊業,cruiser和cruise則是用來解釋各種透過船或其他水上艦艇的旅遊形式的詞彙。在1950年代,巡弋成為流行用語,來稱呼按著「巡遊路徑」,在小鎮中緩慢地開車兜風的休閒娛樂,這多為一種漫無目的、著重車內或與其他汽車駕駛的社交互動,並成為「巡遊之夜」的藝文活動的一環,後來以復古懷舊之名延續並存在現今的文化活動之中。

巡弋常與在運動狀態的封閉物體有關,米歇爾.傅科(Michel Foucault)將船稱為最優秀的異托邦(heterotopia),因為船是:

浮流在海上,是個外於空間的空間、自成一格、在自我圈限的同時也向海洋的無窮無盡開展;人們在航程中經歷的每一個港口、航道上的順風逆風,泊岸後流連的不同妓院,遠渡重洋以殖民地為目標的追尋藏在當地花園裡的珍寶,以這個角度來看,你們便會明白自16世紀以降,船隻對於人類文明而言不只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同時一直是想像力最大的儲物倉。(註6)

船隻是殖民這個世界的巨大武器,既夢幻又暴力的機器,想像了可以任遊的開展空間,這種助長殖民主義的機器以單純的好奇心來掩蓋過度的慾望(註7),在類似或不同的敘事中,由海盜與不法之徒所操縱的舟艇船艦,從過去到現在,都有一席之地。

到了20世紀初,Cruising成了男同志找尋性對象的借代詞—釣人。釣場(Cruising areas)將在同志社群中熟知的公共場域轉化為找尋性伴侶的空間,其中包括公廁或公園,既公共又掩藏(註8)。伴隨愛滋病(毒)而來的危機,可能是改變了公共性(Public sex)的形式與區域的最主要原因,緊接而來的安全性行為世代,透過反性與恐同的監控來轉譯這些酷異的實踐與空間;然而,在同志社群中仍環繞著對於可以自由獲取性愉悅之時刻的懷舊情感,慕紐茲(José Esteban Muñoz)藉展示愛滋病大流行期間,以男同志之間的不安全性行為為旨的藝術作品來解釋此懷舊感,其回顧的行為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酷異的巡弋,在不同時期中穿梭,循著特定路線,回顧那些烏托邦景象,那些讓「我們批判現世,不將眼界困在現世之『現實』(what is),將眼界放遠至充滿政治可能(political possibility)或具有各種潛在性(what might be)的不同世界」的烏托邦。(註9)

 

巡弋共造(Cruising Commoning)

我們希望將巡弋視為去中心的集體創作、在城市中佔領與共造(commoning)特定空間的實踐,是種共同行動的模式,卻不會在行動中同化相異的主體慾望;我們期望能從巡弋中學習,並將其作為工具來理解與批評在都市場域中共造的識別與群體組成之過程。(註10)

當許多的共有財(common goods),如知識、土地、水源、語言和各種集體產出,逐漸私有化,公共財(the commons)成為了以集體性來思考抵抗私有化的共有工具;女性主義對於公共財的論述擴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區域,也延展至「對於創造新社群模範的實踐需求 (註11)」,藉由公共財的概念,西爾維亞.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提出一系列有所助益的問題,如:「從政治潛力的觀點來考量,這些公共財都是在同一個平面上嗎?彼此相容嗎?我們又要如何確定他們並非待建構的群體之投射呢?(註12) 循著費德里奇的提問,我提出將公共財/共造與巡弋連結,作為一種酷兒運動 (註13):不帶目標並遵循社會關係與際遇之路徑的巡弋共造,而非定義與分類那些關係。酷兒式的巡弋本是立基於共同產生的時空之概念上,作為協商的規則但並非依附現存的法律。勞倫.柏蘭特(Lauren Berlant)以「疲憊不堪的」來形容酷兒生活的總體,「因為你某種程度上必須持續不斷地打造,卻沒有太多可以依傍或悠遊其中的規則(註14),於是,巡弋需要持續努力不被框限在固定地點中,活性為其要點,在提出巡弋一詞時,我並無意以巡弋之名將某些區域標示成烏托邦,好似男同志可在其中悠遊且不需恐懼,然而,這類區域的存在允許了—如同前面提到慕紐茲在《巡弋烏托邦》(Cruising Utopia)所論及的可能性—想像與過著不同生活的時刻;在共造的脈絡裡,這些時刻常被描寫為試圖在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序列系統外找到可共處的方式。雖然這種渴望常為未來導向,但存在的方式卻也可能在現世與過去中找到、在逃亡的過程中失而復得 (註15),慕紐茲說,雖然酷異性還不存在於這個當下,但是是有潛力的,在現世之中,處處皆有其蹤跡,以此層意義來說,共造包含了慾望、幻想與歸屬感,正好與用認同打造穩定的狀態為相反詞。(註16)

我希望可以將酷異巡弋(queer cruising)發展為方法,這是由酷兒歷史與場景中、由這些歷史場景之間的溝通與連動、慾望、需求、想望與幻想中演化出的方法;在這些歷史的產物中,強調的是關係與共處的製造過程與生成(becoming),而不是經營結論,是著拍板定案。然而,因為沒有中性的詞彙也永遠不會有,巡弋一詞需要持續的在漫遊中找到其不同的意義、用途與模糊性,作為酷兒實踐,我們學到要在透明協商的隱蔽處(那些以慾望開啟共同與衝突的空間)流連徘徊。

吉布森格蘭(Gibson-Graham)對於共同/在(being-in-common)概念的參照—「共同/在是主體可以理解彼此但又不需彼此相像 (註17)」—影響了卡林.勛普魯克(Karin Schönpflug)和克里斯汀.卡列比爾(Christine M. Klapeer)對酷兒公共財的討論,兩人指出「酷兒的公共財不僅是拒絕個人化與自我的抽象擁有權(包括多種性別認同)、商品與土地,也是接受了總體上的互相有關與聯結,是個獨一或世界的公共財。(註18) 這樣的酷兒公共財指向一個衝突空間,在此所有的一切都相互影響。吉布森格蘭創造了經濟多樣性的語言來「去除資本支配一切的理所當然」,也「開展酷異經濟空間的方式(註19),「讓經濟變酷」指的是在吉布森格蘭的實踐之中,試圖「為各種因位處經濟再現的邊緣而受盡磨難的非資本主義式實踐爭取最大的能見度(註20)。安特克.恩格爾(Antke Engel)的論證也讓我們以幻想來理解共造,「是由競爭、衝突與暴力定義的一起與共同/在的幻想,也是在面對權力、濫權、暴力與結構性和象徵性的不平等及轉化性動力(transformative agency)的複雜多重決定(overdetermination)之間的不穩固門檻的協商想像(註21),在恩格爾對於共造的理解中,規則與權力關係的不同層面是彼此交疊,而共造不只是包納不同的空間,更是由不平等與能動性的協商標示其烏托邦性的場域。

 

論橫渡(Crossing)

列斯伏斯島(Lesvos)是位於愛琴海的一個島,為希臘的一部份、除了薩摩斯(Samos)與契爾斯(Chios)周圍最接近土耳其的諸島之一,最接近土耳其的地方隔著寬5.5公里的海峽。這個島嶼在2015年特別經歷了從未有過的跨歐盟邊境的人數,這波跨境潮一直持續到2016年,同一期間,在跨過這個邊境的人數達到頂峰之際,許多人也溺死於愛琴海,讓這條邊境在2015年聞名全歐洲,即使該處多年以來一直是無證渡客的必經之路。對於多數人來說,愛琴海固然致命,但比起陸地,跨越海上的邊境較為寬容許多,因為巡警的數量少了非常多。在希臘政府2015年改組之後,暴力的遣返—即由邊境控管局與歐盟邊境管理局Frontex主導,強制將跨邊境者送回出發地—在愛琴海少了許多(註22),但在2016年初期又開始增加,近年已完全合法,自2016年初,由歐盟派遣的渡船將這些無証移民從希臘載運到歐盟邊境以外之處。

帕達多普勞斯(Dimitris Papadopoulos)和希亞諾斯(Vassilis Tsianos)說,移民管制並非只適用於陸地的地理學,也與速度和規範有關。邊界管制的存在「不僅是防堵移民,更藉由控制速度與數量來將移民制度化;國家主權不跟主權邊境相關,安全邊境不存在也不能存在,主權是用來規範邊境的多孔性的徒勞嘗試:可稱為多孔性治理(porocracy)(註23) 」。去年夏天,難民與移民打開歐洲邊境 (註24),當2016年九月四日,德國與奧地利宣布開啟邊界,可被視為為了回應治理遭遇巨大危機的主權維護行動,2015年約有一百萬人次進入德國,多數人都被分派至預選的目的地,當移民管制牽涉到遷移活動與勞動市場控制時 (註25),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在財經與地理上皆坐擁大量優質且容易到手的勞動力。難民和移民是怎麼樣被篩選,他們的去留都跟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與專業技能等有關,除此之外,他們能夠成為有生產利的勞動力的是因為「身體在最不樂觀的情況下仍可被動員(註26),因為移民不單是回應政治與社會需求 (註27),作為社會運動,也是在當前政治與社會環境中重要的力量,帕達多普勞斯(Dimitris Papadopoulos)和希亞諾斯(Vassilis Tsianos)畫出了「移動的公共財」的形象,作為聚集所有生存知識和技巧、彼此照應與社交性的共有與共同生產的空間,這些公共財讓人們能「在構築生活的秩序底下存活,並撐過國家主權和資本主義的剝削(註28) 中扮演要角。正如上述兩位作者所指出的,這個公共空間也難以免除階級序列,不斷備受威脅,但這些產生關係的形式卻不易收絡、不固定,且因為過於晦澀難以控制,也讓我們可以去想像另外的共居方式、製造共同/在或共造,若我們不以個人處境來理解移民,將其視為涉及眾多實踐者和政治之置身所在(situatedness)的集體與共造實踐 (註29),我們就能思考、指認、想像出許多強大又能夠挑戰那些主流力量的巡弋形式。然而,「現在我們還無法指出新結構能如何取代我們已慣於共生的那些結構,因為一旦我們狠狠地拆毀那些無用之物,必然會有不同的視野與感覺,也會對於渴望、存有與生成有新的感知,我們在『施工』之後想要的,必然會在動手前預想的不一樣,兩者也必然與處於舊結構之中時所產生的慾望有所出入。(註30)

 

跨渡巡弋

酷兒理論著重關係與實踐的流動,從此精髓中演化出的方法學必須要回應在研究中沒有固定立場與數據無法被正常化的事實 (註31),酷異性沒有線性形態,一點也不直—既不是多重歷史也不在物與主體性的位置 (註32),酷兒理論不只著重在離經叛道,更是要將規範異質化、瓦解異性戀霸權秩序的穩定性。以巡弋一詞帶出的便是物與社群的不穩定與流動性,以替代方法發展政治性的潛力,也就是利用其組織的不穩定性,「那麼就看讓我們來看看這個『方法』,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方式尚未全面自我展現,但我們心知肚明,有想要也有期盼,這個方法本身不會自我宣告:我就在此;而是一種創作、再現、反思、想像、住在我們打造的社群中、擁有、激進的自我占有、激進的集體自我占有的持續行動。(註33)

共造的概念不是以身份認同為基石,而是建立在作為一種持續發生的共居方式之上,實踐與例子依著過往的經驗調整、持續發生在現世以及著眼未來的想像。政治化的巡弋需要在情感上與烏托邦的連結,隨著慕紐茲的腳步,我們必須依循著社會性的情感地圖前進,只有在這類地圖上,我們才能夠見到希望與烏托邦的存在,社會性的重新活化的新感官,在情感面向上產生著重於使不同潛能變得可能的酷兒理論 (註34),夏基.亞歷山大(M. Jacqui Alexander)在回應帕達多普勞斯(Dimitris Papadopoulos)和希亞諾斯(Vassilis Tsianos)提出的移動公共財的概念時說:知識必須持續從跨渡中演化 (註35),巡弋與跨渡不僅要連結,更應該是共犯,從現在所有正在發生的事件與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演化而來的這種知識,必須要以我們思考與生活的方式進行反思。跨渡絕不會在同個時間點一起發生,不會只是一次,也不會是全部 (註36),跨渡反對知識的分化,「他們分配,然後重組過去所劃分的世俗性與神聖性,那些有形與無形的事物」接著「傳喚處在附屬地位的知識,這類的知識是在邊緣化的實踐脈絡之中的產物,為了要讓我們能夠動搖現存的知識實踐,才能跨過隔離與邊緣化的虛構界限。(註37)

我們一直都在建造社群,不斷的實踐,也會持續建造,為了整體性而努力、為了找到與相同性無關,可以屬於彼此的方式。殖民主義是個充滿分離、片段化與拆解的計劃,今日,這些邊界沒有消除—除了舊有的之外,新的邊界還不斷的在打造之中,為了干預現居結構中的主導秩序,我們必須將挑戰系統性壓迫的方式納入考慮,這些方式會讓不同的知識、經驗與議題進入我們的感知範圍與多重的世界建構之中,跨渡是必須的,因為—

沒有人在孤單的、隔離的、只有自己一人或被動的情況下能夠有所醒悟。 (註38)

 

巡渡,跨弋

若在路上與你走散,我好奇的是我們會於何時何地相逢;若丟失了線索,這大概就是巡弋二字所指的:要先經歷迷失才會有所回返。書寫與閱讀和巡弋大有關係,也與跨渡有關,我在共造的周圍與巡弋中遇見你,在思考、書寫、在合作、抵抗之中,作為你的反面的那個我、我們,總是充滿矛盾對立的,共造是從共同/在演化而來的實踐,因此,共造就是一種實踐,並非自然發生,而是必須去經營、需要建構的;被動不會產生共造,然而,被動也可算是共造。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共造的足跡,從中可以看到聯繫性(connectedness)的輪廓,聯繫性跟相同性無關,與關係有關,巡弋和跨渡是關係性方法,變為關心存有之關聯性(relationality)的少數派(minoritarian)實踐。我們在此刻、此地、他地相遇,在過去、現在或未來之中,時間與空間橫渡了彼此,便能成為我們第一個共造的衝突空間。

Footnote
註1. 引自Silvia Federici為 Monica Chilese和Mariarosa Dalla Costa的專書《Our Mother Ocean: Enclosure, Commons, and the Global Fishermen's Movement》所寫的序,紐約Common Notions出版社於2015年出版。
註2. 國際遊輪協會(Cruise L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於2015年10月文章:〈The Global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Cruise Tourism 2014〉,詳見:cruising.org/docs/default-source/market-research/clia_2014eis_global.pdf。
註3. 參見Matthias Gebauer於2016年2月25日刊載于《明鏡周刊》(Der Spiegel)之文章: 〈Nato-Mission in der Ägäis: Wie die Bundeswehr Flüchtlinge abschrecken soll〉,詳見: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nato-mission-bundeswehr-soll-in-der-aegaeis-fluechtlinge-abschrecken-a-1079280.html。
註4. 維基百科「Cruiser」條目,2016年4月8日查找,詳見:en.wikipedia.org/wiki/Cruiser。
註5. 同前註。
註6. 見傅科(Michel Foucault)於1984年刊載在《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雜誌之文章:〈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
註7. 「Aimé Césaire曾說:『沒有人是不小心的殖民了某地』,沒有空間是無辜的,所有的空間都涉及了利益鬥爭,既是衝突也是矛盾的。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沒能免於這些矛盾。」收錄於M. Jaqui Alexander著《Pedagogies of Crossing: Meditations on Feminism, Sexual Politics, Memory, and the Sacred》,2006年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
註8. 見Helge Mooshammer於2005年的專書《Cruising: Architektur, Psychoanalyse und Queer Cultures》,由維也納的Böhlau Verlag出版。
註9. 見José Esteban Muñoz2009年專書《Cruising Utopia: The Then and There of Queer Futurity》,由紐約大學出版社出版。
註10. 引自名於2014年6月舉辦的「共造城市」(Commoning the City)的暑期班之介紹文,為研究計劃—「共造的空間」(Spaces of Commoning)的一環,其中的巡弋工作坊則是由我與Christina Linortner、Vladimir Miller、Helge Mooshammer和Fer Nogueira共同組織,見:www.spacesofcommoning.net/summer-school/。
註11. 見Verónica Gago訪問西爾維亞.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的專文〈Witchtales: An Interview with Silvia Federici〉,2015年4月15日由Viewpoint雜誌刊出,見:viewpointmag.com/2015/04/15/witchtales-an-interview-with-silvia-federici/。
註12. 出自西爾維亞.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的專文〈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Commons〉,收錄於由David Bollier與Silke Helfrich編輯的專書《The Wealth of the Commons: A World beyond Market and State》,2012年由麻州Levellers出版社出版,wealthofthecommons.org/essay/feminism-and-politics-commons。
註13. 關於流動性、酷兒主體與自主權的討論,見Christine M. Klapeer和Karin Schönpflug的專文〈Queer Needs Commons! Transgressing the Fiction of Self-Ownership, Challenging Westocentric Proprietism〉,收錄於Nikita Dhawan、Antke Engel、Christoph H. E. Holzhey和Volker Woltersdorff 共同編輯的專書《in Global Justice and Desire: Queering Economy》,2015年由倫敦Routledge出版社出版。
註14. David Seitz〈訪問勞倫.柏蘭特〉(Interview with Lauren Berlant)一文,刊載於Society and Space網站,檢索日期:2016年3月22日,societyandspace.com/material/interviews/interview-with-lauren-berlant/。
註15. Stefano Harney與Fred Moten的專書《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and Black Studies》,2013年由英國霍文爾Minor Compositions出版。
註16. Elspeth Probyn的專書《Outside Belongings》,1996年由美國紐約Routledge出版。
註17. 卡林.勛普魯克(Karin Schönpflug)和 克里斯汀.卡列比爾(Christine M. Klapeer)所寫的專文〈Queer Needs Commons!〉。
註18. 同上。
註19. J. K. Gibson-Graham所著的專書《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2006年由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
註20. 見Gibson-Graham的專書《Postcapitalist Politics》。
註21. 見安特克.恩格爾(Antke Engel)的文章〈Desire for/with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2010年六月出版於刊e-flux第17期,www.e-flux.com/journal/desire-forwithin-economic-transformation/。
註22. 見Marion Bayer、Hagen Kopp、Laura Maikowski和 Maurice Stierl合著《Moving On: One Year Alarmphone》,2014年10月刊載於Alarmphone:alarmphone.org/wp-content/uploads/sites/25/2016/01/AP-1year-Doku-Screen-04-DS.pdf。
註23. 帕達多普勞斯(Dimitris Papadopoulos)和希亞諾斯(Vassilis Tsianos)合著專文〈After Citizenship: Autonomy of Migration, Organisational Ontology and Mobile Commons〉,收錄在Citizenship Studies第17卷,第二期,2013年出版。
註24. 在此「難民」或「移民」一詞所指的是如難民保護運動(the Refugee Protest Movement)自我組織的網絡與為組織運動者選用的自我描述。
註25. 引自帕達多普勞斯(Dimitris Papadopoulos)和希亞諾斯(Vassilis Tsianos)所著的〈After Citizenship〉:「邊境管制是均衡勞動市場與遷移活動的手段,舉例來說,難民營是較為無法封鎖流動力的形式,藉由非正規的流動—無論是可控制的人口或是非法化的人口—將非正規的移民重新安置到社會的生產邏輯之中,是遷移活動的催化劑」(4)。
註26. 同上。
註27. 「移民是個爭取移動的經驗真相(the empirical reality),移動的目的為了逃脫,最終可以讓主權控制脫軌並失去其合法性[…]異質性是主權的毒藥,移民則是解藥,重新鼓吹自由移動的信仰[…]在此層意義上,移民更是與情感圖像有關,俱有透過人們的下潛運動,變得具體與實際的潛力與擬象能力。」,出處同註12。
註28. 同上。
註29. Niki Kubaczek之專文〈Papiere teilen: Möglichkeiten und Unmöglichkeiten des Gemeinsam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Proteste gegen Politiken der Illegalisierung〉,收錄在Kamion雜誌第一號,2015年出版。
註30. 赫柏斯坦(Jack Judith Halberstam)為Stefano Harney 與Fred Moten的專書《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 Black Studies》寫的序:〈The Wild Beyond: With and for the Undercommons〉,本書於2013年由英國霍文爾Minor Compositions出版。
註31. Kath Browne與Catherine J. Nash合編專書《Queer Methods and Methodologies: Intersecting Queer Theor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10年由英國法姆納的Ashgate出版社出版。
註32. 參考自Browne與Nash合編專書《Queer Methods and Methodologies》,第七頁。
註33. 夏基.亞歷山大(M. Jacqui Alexander)的專文〈Groundings on Rasanblaj with M. Jacqui Alexander〉,2015年刊載於Hemispheric Institute期刊,第12卷第一期:hemisphericinstitute.org/hemi/en/emisferica-121-caribbean-rasanblaj/alexander。
註34. 慕諾茲,《Cruising Utopia》,第18頁。
註35. 夏基.亞歷山大(M. Jacqui Alexander)專書《Pedagogies of Crossing》,第17頁。
註36. 在《Pedagogies of Crossing》一書中,貫穿全書的比喻是取自於從15世紀到20世紀間,由於英國、法國、西班牙和荷蘭為了鞏固其帝國勢力,迫使數百萬非洲人穿越大西洋。
註37. 同上註,318頁。
註38. 同上註,22頁。
註39. 同上註,3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