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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首次於今年四月發表於表演藝術評論台，趁著轉載的機會再次回頭檢視書寫當下的語言匱乏，仍然數度面臨無法重新交稿的困境。在首次發表中，我以2011年耗資兩億的百年國慶搖滾音樂劇《夢想家》的人力運用為例，提出文化勞動關係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亦即資源分配的比例不正義，以及資訊不對等、甲方優勢的合約關係。有回應者指出該案中的人力實際運用，牽涉到與教育單位的合作計劃及培訓機制的銜接，不能全以單純的勞動關係來討論。確實，若以此案的外在表現為例，或有瑕疵，也可能使此文主要論述的勞動異形化現象失焦。
然而，人力資源現況在文化產業中的一言難盡，包括寄生其中的誤用與濫用，絕非單篇或有限視點能夠全面觀照與討論，作者能力所及的梳理程度亦相當有限。這也解釋了為何此一議題成為某些特定階層不樂見公眾討論，也正是文化界最難以啟齒的晦暗地帶，關係到文化產業的經濟分配權、資源階級的真實與醜陋，深深影響台灣藝文環境的最底層最小的單元：「人」，最後，人又如何成為共犯結構的一員直至輪迴？這次重寫段落是為了再確認本文最初的提問：當國家文化政策的討論，大多落在資源分配機制、補助政策，卻鮮少有人真正關注更為基礎面的文化勞動現象，並積極尋求解答時，文化勞動者作為一個失聲的族群，究竟誰應該／可以為此，能夠或如何發聲，繼而產生何種的思考與行動？有了此一先決體認，才能聚焦於以下的書寫。
從一則徵人啟事說起
真正引發下筆動機的近因，是一則喑黑的徵人啟事。在2016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大計劃下，英國文化協會於北美館策劃了《新世代英倫創造：走進海澤維克工作室》建築展，為此徵募專案行政及翻譯地陪人員。洋洋灑灑條列式的工作內容，高標以上的條件需求及「一切面議」的福利薪資，層層面試，最後雀屏中選者簽下合約，薪資五萬元新台幣（2016年1月到5月總額，不是月薪），且不含勞健保、不含加班費、彈性上班並得配合協會其他專案業務，口譯接待人員則是日薪2000元台幣。喑黑的是苦主噤聲、無人舉發，仿若無人知曉。
在此，本文必須先對的「勞動提供者」及「勞動需求者」的定義加以釐清，而這絕非單一書寫能夠涵蓋的全貌，筆者試圖爬梳的部分也只是冰山一角。個人（演員、舞者、藝術行政、技術人員等）和組織（藝文團隊、展覽／藝術節主辦方、政府單位等）是一組看似相對卻不限於此的流動關係。當團隊組織面對政府、機制時可能是提供者，但反向面對演員、工作人員時，則成為需求者。一如策展人在藝術節與策展助理之間，同時是提供者也是需求者。甚至藝術行政之中可能形成另一個資源上及位階上的隱形結構，同樣是可以調換的關係。
遊走法律外的灰色地帶
在明確的勞資關係之外的灰色地帶，即無償勞動的志工、實習生，在《今藝術》281期專題文章〈喬裝成志工的無償勞動陷阱（上）：一場無私奉獻之夢的後現代性裂解〉已將這部份做了很完整的論述。(註1)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志願工作的原始立意無害，除了校園與職場的銜接教育、部份減輕整體人力支出需求。更重要的是，年輕藝文工作者可以藉著低門檻管道，進入藝文職場的第一哩路，對於藝文產業的長期發展也有正面價值。但在此同時，經過整體思考的培訓、回饋、經營機制也要同步發展，才能產生所應有的意義及功能，絕非今日所見短視近利的殺雞取卵、誤用或濫用，視整體藝文產業的基礎於無物的惡質思維。因此所陷入的惡性循環，與政府舉債債留子孫的景況，並無二致。
此外，表演藝術小眾卻多數的小型劇團，不乏不以「補助」為唯一的經費來源，而以共生共創為基底的特殊結構，超越勞資關係的工作模式，沒有辦法套用任何法條基準。其中包含互信關係的人本機制，以及情感支出的人情成本，儘管不能得到實質的金錢回報，彼此都將有所獲得的價值，也無法量化定價。然而，這類建立在情感、誠信及共生基礎的對等關係，也同樣不應做為蓄意成為綁架勞動關係的藉口。在這當中的分辨拿捏，沒有可以立定的標準。排除以上兩種情境，我們才能聚焦於本文的核心「表演藝術勞動市場異形化現象」並做探討。
如同英國文化協會這般的徵人啟事不是唯一、也不只在視覺或表演藝術領域中，而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在PTT的求職Job版、Part Time版，尚且有「禁止面議、內容詳細描述，不可模糊籠統」的強制規定，反觀在藝文工作徵募的大本營的國藝會「徵人廣場」，或者表演藝術聯盟「徵人訊息」中，卻始終充斥著曖昧模糊的徵人項目內容，這樣消極把關的公開機制，竟成為勞動剝削的默許者之一。
還有一例是2015年初Pinkoi文創口譯事件，當時它以時薪115元台幣徵募專業口譯，自詡為文化創意卻不尊重專業的無良作為，最後引發翻譯界口語撻伐，要求公開道歉。然而外有政策，內有對策，從此之後，不論公私單位徵募資訊需求仍然寫得洋洋灑灑，最後必加一句「主管交辦事項」涵蓋所有未盡事宜，而待遇薪資化約為一句「面議」帶過。這「面議」的字面解釋是：依個人能力給薪，同時也規避被公開撻伐的可能，真正的潛台詞是「你不說、我不提，你沒有要、我不用給、你不知道的、我不會告訴你。在缺乏基本勞資認識、無能談判的情況下，無論結果如何，都是雙方合議你情我願，他人無以插手。因為無所知，求職者在這場追求表面和平和諧溫暖的攻防戰裡，成為絕對的輸家。
表藝界：勞動「外掛化」與資訊不對稱
回到表演藝術產業的勞動現況，以便利商店外掛化形容再貼切不過，不但各項服務要求推陳出新，未來甚至有手搖飲料服務、開設托兒閱覽專區。表演藝術產業裡的人力使用如出一轍，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彷彿只要符合最低薪資就完全合法，便可毫無節制上綱。但我們要問的是，有沒有人因此抵制：不喝便利商店的手搖飲料、不使用商家的閱覽室？就如有沒有人因為團隊組織的無良用人，就不去看表演？此時，無辜的觀眾同樣被無端的捲入共犯結構之中，我的腦中竟浮現耶穌受難時的禱告詞：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深究其因，關鍵之一是長期以來的資訊不對等，和勞資相關知識的缺乏。曾幾何時，（到職第一天就應有的）勞、健保和週休二日、補休假被列為「福利」（「福利」就是指多出來的，我多給你、你本來沒有的）。基本「權益」長期以來被誤用、偷渡成多給與的「福利」，甚至成為職缺面議的條件之一，簡直是一種變相的偷竊。我們很難想像到2016年的台灣社會，仍然有三個月試用期沒有勞健保的遺毒存在。而這樣的陋習不只普遍存在於中小型團隊中，甚至是官方組織、大型團隊製作都難以確保。
於是，當表演藝術行政階層群起為台中歌劇院票價折扣事件發聲、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爭議集結，以「藝術不打折」為主要論述，並在社群媒體上揚言「無限期支持健全藝文環境」時，是不是也能回頭看看自身（組織）面對工作人員、表演人員的薪資福利，為什麼打好幾折？藝文環境的不健全不只來自他者的外來暴力。從那些置身在權力核心、握有資源分配權的高階藝術行政或政策主導者口中的義憤填膺，竟有著莫名的荒謬感，矛盾，鄉愿，不足為名。是誰先剝削誰，成了無人回應的羅生門。或許這一點也不矛盾，終究是一個人性食物鏈的結構。
自我剝削如何循環？
藝術勞動者果真是失聲的族群嗎？原來弱勢裡還有更弱的弱勢，底層下有更底的底層。誠然，到底是經費不足的無奈或者惡意壓榨，向來難以一概而論，但其中仍有可供檢視的準則，不應成為資源豐厚的需求者藉此博取同情的藉口。在此，我們認為法律應該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而符合「勞動基準法」的最低／無良勞動條件也是人性的產物。惡質的勞動市場畢竟不是光靠立什麼法、定什麼罰則便能解決，恐怕還是要從根本的個人意識、基礎教育來思考。
此處的關鍵或在於：勞力的供應者不自覺陷入自我制約，認為自己身處弱勢，無法抵抗強大的需求方（劇團、舞團、展節組織，乃至於整體環境），所以必須妥協、接受。卻不能有意識地覺察其所屬一方，在人數上的壓倒性比例約為：99%對1%，勝算其實在己方。這裡我們看見弔詭之處是，其一，缺乏有組織（有效的工會）的群體，只能成為讓需求方訕笑的散沙，其二，99%裡還有80%想成為那1%（如前文所提到的階級流動），在角色對調換立場丕變，於是局勢再次扭轉，同樣陷入共業的輪迴。
從組織初始的同甘共苦，大家一起打拼，到組織壯大（獲得足夠補助、更多演出機會、甚至得獎獲取名聲）之後，一人儘管得道，雞犬卻未必升天。每年拿上政府補助資運的旗艦團隊、藝術成就高過於頂的大家名師、甚至是經費穩定的團隊，伴隨其下的勞動條件同樣不忍賭卒。與其說是同是天涯淪落人，不啻說是同行人何苦為難同行人。從此，沒有人能被指稱為絕對的加害者，也沒有人可以宣稱自己是絕對的受害者。對勞動者而言，在受到無良對待的過程中，勞方領袖扮演的角色，無疑是整個故事中最黑暗的章節 (註2)—後者才是最真實的樣貌。
暫結
有個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著名實驗是這樣的：受試者被要求協助研究人員教育學生，方法是給予答錯問題的學生（他們以為是）痛苦的（且可能致命的）電擊。大部份助手都會聽指示行事。米爾格拉姆做出結論：大部份人會服從某種權威，即使權威的指令違背其最深的信念。這裏的啟示是：人並不需要支持（某權威）也可以服從之。最後以為自己「沒有能力」的人，逐漸放棄了反抗的權力。而有能力的人則選擇忽略這些不公，因為想保有這些權威的好處，或者保護自己。這才是最可悲之處—或許，由群體共同餵養的業力結構，其實從未在台灣社會消失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