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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2014年11月2日，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一幅油畫前。這是一幅關於巴達維亞的畫作，置於荷蘭殖民時期文物之間，畫中是這座由荷蘭人所建造的港口，有著巨大堡壘與運河。在我看來，這幅畫就像是個卡通。
讓我按下語音導覽播放鍵。
17世紀時，此地是個多元文化社會。你可以看見一名來自安汶的舞者拿著盾牌，遮陽傘下背有飾帶的荷蘭男子站在印尼女子旁邊。某株棕梠樹上有男子切開椰子，河岸一側則是中國小販在肉品陳列桌旁。在畫作背景處，你可以看到巴達維亞當時荷蘭殖民者所住的宏偉城堡，城堡前是約安．馬策伊克爾（Joan Maetsuycker）的馬車隊伍，旁邊還有兩隻大象旁觀。右下角那艘船上有個有趣細節，你是否看見前景那艘翻過來的船上坐著一名男子？據說他是畫這幅畫的畫家，安德里斯．比克曼（Andries Beeckman）。在17世紀時常見畫家將自己以旁觀者的形象置放於畫作中。
是這樣嗎？這男的看起來一點也不像荷蘭人。他的帽子衣服都是典型當地人穿著。難道我們真能假設畫家會將自己放在被殖民者、而非殖民者的立場？這對於一幅由殖民公司委製的作品來說，難道不會有問題嗎？此間必有隱情（事實上，這幅畫是「複製」另名畫家的作品）。 我的這趟漫長旅程也可說是由此開始的，當時我還不知道它會帶領我往何處去。
牆上說明寫這是 1656年荷蘭畫家安德里斯．比克曼受荷蘭東印度公司委託之作。哪有可能！林布蘭或許太貴，但17世紀一定還有其他更優秀的荷蘭畫家，等著讓當時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大公司委託創作。找這人來畫，要嘛就是開玩笑，不然一定有什麼特別原因的。
我開始在網路世界與現實世界四處搜尋相關資訊。沒多久我就發現安德里斯曾以東印度公司雇兵身份前往東印度，並帶回許多旅程途中所描繪的水彩畫。這樣說吧，從歐洲到東方航程超過八個月，此外還有三分之二的旅行者，會因為各種想得到的原因而沒能活著回家。正因如此，從東方帶著珍貴的彩色圖像回家，為安德里斯賦予了某種作為「資訊持有者」的可信度（或許也帶來不少財富）。
來到 2015年1月11日。我走進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國家博物館一間擺滿17世紀奢華古物的大展間，站在這幅油畫的原作面前。這次我沒看見先前畫中的某些人物，包括倒船上的男；又或許我該說是複製畫刻意改變了其中一些細節。但複製畫家的意圖究竟為何？
讓我來讀讀牆上的文字說明。
《巴達維亞城堡》，安德里斯．比克曼（？～1664），油畫，1661。巴達維亞的市場，背景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堡壘，畫中還有賣水果的爪哇人，中國魚販，以及摩鹿加人（Mollucans）踢著藤球。市場民眾包含日本人、印尼人、馬爾迪吉基爾人（mardijkers，獲釋奴隸，以條紋衫辨認），以及一對荷蘭與印尼跨國伴侶，身旁有一名奴隸拿著陽傘（pajoeng）。此畫曾掛在阿姆斯特丹東印度公司大樓的集會廳內。
等一下。什麼？日本人？在巴達維亞？17世紀？沒錯，是有其中一人看起來像是日本武士（但又有點怪怪的） ，他到底是誰？追著前一個問題，又閃進另一個問題之中。
1635年的日本正經歷極大轉變。江戶幕府嚴格實施邊境控管，限制海內外貿易與資訊流通。即便是日本人也常誤解此舉是某種歇斯底里、倒行逆施的「鎖國」措施，然而這其實是江戶幕府仔細評估當時地緣政治後，所產生高度政治性的權力遊戲與折衝關係。限制接觸管道，是對付歐洲殖民者相當常見的策略。荷蘭人既然成了唯一獲得交易許可的歐洲人，也讓江戶幕府得以控制、甚至要求東印度公司每年自歐洲與亞洲提出年度國際關係報告作為交換，自東印度公司全球網絡蒐集資訊。這項交易為期兩百年之久，實在叫人吃驚。資訊就是金錢，是權力的搖籃。
2015年2月13日，阿姆斯特丹，我遇見了一位作家／藝術史學家，他曾寫了本關於安德里斯這兩幅畫的書。他提到熱帶博物館那幅複製畫中有些來自安德里斯水彩畫的人物，並沒有在原畫作出現。這意味著複製畫家同時研究過水彩畫與原畫作。此畫很有可能晚於原畫20-30年，符合荷蘭黃金時代結束的時間。如此，複製作那些諷刺的改動對我而言就很有道理了。畫家很清楚知道安德里斯身上帶著顏料、在旅程中繪製水彩畫，以色彩捕捉生動景象。舉例來說，要是你看著一幅鳥的水彩畫，畫中的顏色就和現在的鳥一模一樣（動物不像我們變了那麼多）。人類記憶在歷經八個月的艱辛航程後，不可能依舊準確。這些水彩畫告訴我們他曾抵達馬達加斯加、印度、馬來西亞、巴達維亞，或許還到了日本。對東印度公司雇兵來說，工作個三五年，到各殖民地間旅行再回返歐洲，是滿平常的事。其中有幅水彩畫裡的某個人物，就和此畫裡的「日本人」造型類似，可見他可能是在日本看見武士的，作家如此說。
聽起來很振奮人心，但我實在不太相信。在這之後，我搜尋著東印度公司檔案文件，想看看有沒有哪艘船班可能會是安德里斯搭往日本的。我在航海圖間苦苦思索，最後鎖定一艘可能對象。他或許曾到過平戶，但在這假設航程期間，沒有任何水彩畫作能證明他曾造訪此地。士兵通常是會留在船上，只有高階長官允准踏上日本領土。安德里斯的確沒什麼機會有幸破例在此上岸。此外，和任何日本人接觸都是被嚴格禁止的，要畫日本人、或將日本人帶離日本，也根本想都別想。我寧願相信他所畫的「日本人」是他在巴達維亞遇見的人。但這樣一來，又會是誰呢？
回到1635年的邊境控管，有為數不少的日本商人被阻擋在國境之外，受迫害的天主教徒也有。江戶幕府清楚知道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在亞洲的所作所為，對他們格外有戒心，也特別提防透過教會而產生的影響力。更別提還有傳教士、本地牧師，上至高階武士下至農民且遍及全國的信徒，皆以國安為由紛紛遭殺害、凌虐，抑或遣送至東南亞各島。關於那些在巴達維亞生活並死去的日本人，我們知之甚少，但我開始找到一些快要消散的聲音。其中一份找到的文件，說明在1630年代有超過100名日本武士成為東印度公司雇兵，是交戰時極為重要的資產。這些武士一定就是浪人，在內戰結束後失去工作／領主的武士們。在這群被流放的日本人之間，還有一小群日本女人，歐洲男人的妻子或情婦，以及他們的混血小孩。她們被視為潛在天主教徒與叛國者，因而也被驅逐出境。安德里斯一定是在巴達維亞見過這些日本人，不是畫下其中一位便是以集體形象作畫。
這天是2016年3月2日。我見了熱帶博物館負責東印度收藏的人類學家／修復師。他協助我將細節比對他來自印尼田野的蒐集以深入理解。巴達維亞的聲景讓我的想像力活了過來，一切栩栩如生。但還有一個問題沒解決。坐在那艘倒船上的複製畫家究竟是誰？他告訴我他在雅加達歷史博物館見過另一幅不一樣的複製品，並說：「最好的方法就是親自造訪探詢，答案都是這樣得到的。」
這就是我開始尋索安德里斯的故事，還有他的日本武士、他們的影子，以及其他我聽到的相關複製品。我跟著他們來到雅加達（巴達維亞）、平戶與安平（大員），但接下來的插曲就留待下次再提了。(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