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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34 : Hermeneutics of Nusantara
A Conversation with Zikri Rahman, Co-Founder of Buku Jalanan
切格瓦拉的啟示:與街頭書坊創辦人茲克里拉曼的對話
September 1st, 2017類型: Interview
作者: 蘇穎欣 編輯: Tenn, Bun-ki
出處: 《當今大馬》網路媒體
Note: As a young Malay active on the streets, Zikri Rahman consistently embark in diverse interdisciplinary socio-political and various cultural activist projects, including Buku Jalanan and Idearaya Festival. Currently, he is doing a cultural and literary mapping project of Kuala Lumpur through the lenses of literature with LiteraCity. This is an interview conducted by Show Ying Xin on Malaysiakini in 2017. He is visiting Taiwan for further exchange on more civil issues of both countries.
茲克里拉曼是「文學之城」(LiteraCity Festival)這個持續的吉隆坡文學/文化繪製計劃的專案負責人。他在研究所期間參與成立的「街頭書社」則是多元的大眾實踐倡議,利用公眾空間倡議以莎阿南為根據地的文化識讀。是頗受矚目的社運份子,如今更前往台灣就讀研究所。本文為《當今大馬》於他來台之前所做的訪談,內容從切格瓦拉的啟發到倡議新的馬來文化運動,也反映出新一輩的知識青年對於國族認同的多元理解。
Che Guevara. Picture taken by Alberto Korda on March 5, 1960, at the La Coubre memorial service.

要時時刻刻提倡讀書,努力選擇好書籍,使大家不至於把時間浪費在毫無意義的事情上,要逐漸協助新兵接觸文化,關心國家大事。學員內心逐步產生的求知欲望或令人不安的周圍客觀形勢的逼迫,都能推動學員們由淺入深地去閱讀書刊。

—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游擊戰》(Guerrilla Warfare)第三章

「影響我們的書?那就是切格瓦拉的《游擊戰》。」綁起一頭長捲髮的茲克里拉曼(Zikri Rahman),身穿黑色上衣,毫不掩飾地流露出左翼青年的理想和魄力。

茲克里是「街頭書坊」(Buku Jalanan)的創辦人之一,當時還是瑪拉工藝大學(UiTM)的學生。2011年至今,從沙亞南(Shah Alam)起家的街頭書坊已遍佈全球80餘個據點。茲克里不僅活躍於街頭書坊,他也是「文學之城」(Literacity)的創辦人,以文學作品重新挖掘吉隆坡故事;同時,他也加入了大馬左翼聯盟,目前他們在積極草擬大選宣言。

 

切格瓦拉的啟示

茲克里參與的活動當然不止這些,他仿佛對任何議題都有興趣,常在街頭示威、聲援活動、文藝活動或講座上碰見他。毫不誇張地說,他走到哪都會碰見幾個相識的人。他有時身穿搶眼的藍色夏威夷襯衫,背著一個印有已故馬來作家沙古伯(Pak Sako,原名Ishak Muhammad)頭像的袋子。再過兩個月,他就要到台灣交通大學文化研究碩士班就讀。想像新竹街頭多了一個頗為嬉皮的馬來青年,畫面也滿有趣的。

我想要更了解東亞。老實說,是台灣的公民社會運動吸引我去的,我什麼都不懂,就只是想要跳進一個全新的環境,在裡面暢游。我也聽說,那裡有蠻多學者社運人(scholar-activist),這是在馬來西亞看不到的。

齋戒月(Ramadan)的一天,和茲克里約了一起開齋,我這時才知道街頭書坊除了是2011年全球佔領運動浪潮下的產物,原來行動策略也和古巴革命有關。「我們(街頭書坊)的策略大多來自於切.格瓦拉的《游擊戰》。」茲克里說。

切.格瓦拉的戰鬥手冊強調書籍的重要,各個士兵戰鬥時需帶上一本書,讀完了再互相交換。這有點像流動圖書館的概念,他於是思考,如何以沒有良好組織架構的方式贏得戰爭?他們雖然小,但其實可以戰勝國家,可在學生之中留下一些另類想像。

切.格瓦拉非常激進,他讓我們看到如何將理論付諸行動,閱讀之後如何從書中吸取東西。」他聲稱,理論和實踐並非二元對立,而是相互並行。於是,茲克里和友人們在保守的瑪拉工藝大學,建立起「街頭書坊」,以書籍交換和閱讀為策略,作為介入「政治」的管道。

他們奉行「BACA」信念(馬來語「閱讀」之意),也是書籍(Books)、藝術(Arts)、文化(Culture)和行動主義(Activism)的英文縮寫。這就讓街頭書坊和一般讀書會或書友會不同,也讓它不僅是學生活動而已。

一些喜歡文學的人來參加,談著談著,就扯到人權議題。我們是文學組織嗎?還是社運組織呢?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我們是一個混合體…不過,作為一個沒有結構的主體也是好的,像一個開放的平台。

茲克里在1990年出生於吉隆坡,也在此長大,父母則來自吉蘭丹(Kelantan)。他的三個哥哥都是理工科出身,他也在瑪拉就讀工料測量系,畢業後當了兩年的工程師,才決定於2015年離職,全心投入社運和文化工作。茲克里在吉蘭丹的祖父是一名退休教師,也是詩人畫家,對他的成長造成一定的影響。

祖父的家有很多書,他什麼都讀,也刻版畫。他是最早一批由英殖民者送到倫敦接受教育的教師。

若要說他的「政治啟蒙」,反而是2006年只身到吉打古邦巴素(Kubang Pasu)就讀寄宿學校的時候。那是他第一次要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當時,有不少來自華玲和錫縣(Sik)的同學,向他談起1970年代的華玲農民抗爭。而當時學校也鼓勵學生閱報,如《新海峽時報》和《前鋒報》,同學之間則私下傳閱家長提供的《哈拉卡》或《公正報》這些在野黨報紙。

Zikri Rahman

為何要讀禁書?茲克里說,一次沙亞南街頭書坊活動,有人帶了前馬共女戰士珊西婭法姬(Shamsiah Fakeh)的回憶錄,就有出席者質疑為何要讀馬共的書,難道不是禁書嗎?事實上,珊西婭的這本回憶錄最初是由國民大學(UKM)出版的,且已是研究馬共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茲克裡說,政府的確禁止了不少馬克思主義和馬共相關書籍。而街頭書坊曾經辦過一次「禁書展」,把內政部的禁書封面列印出來展覽,以表抗議。這包括重要的黎巴嫩詩人紀伯倫(Kahlil Gibran)的《先知》。

從內政部網頁上查詢,政府自1960年代以來,查禁的書籍共有逾1600本,其中可看出禁書題材的趨勢:1960年代以左翼文學為多,其中包括許多中文書刊;1970、80年代則以宗教題材居多;1990年代至今仍有許多宗教相關書籍被禁,而有關「性」內容的書籍也被禁不少。目前,內政部禁書尤以馬來語(Bahasa Melayu)書籍最多。茲克里認為,這是因為馬來語是被政治化的語言,而他們要重奪公民對馬來語的話語權,因此街頭書坊的媒介語皆是馬來語。

 

作為抗爭語言的馬來語

街頭書坊策略性地使用馬來語作為媒介語言,原因有二:第一,讓馬來語成為抗爭語言,直接和當權者對話;第二,讓馬來語成為知識語言,但這和「國家文化政策」的實踐方法和理念卻有所不同。茲克里指出,在馬來媒體中幾乎沒有「抵抗敘述」,大部份人閱讀《Kosmo!》或《馬來前鋒報》等親政府報章;而一些較批判性的媒體如《商業電台》(BFM)則以英語為媒介,一定程度上能避開政府的監視。

因此,街頭書坊試圖打開空間,讓馬來語成為抗爭的語言,可以用來鼓勵談論被視為「敏感」的課題。他指出,雖然許多人認為沙亞南是較保守的區域,但沙亞南街頭書坊至今從未面對什麼阻礙。然而,森美蘭州(Negeri Sembilan)波德申(Port Dickson)的街頭書坊,曾因公開討論什葉派課題而遭宗教當局查禁。不同的地理空間,似乎也有不同的「言論自由」標準。

另一方面,馬來語要如何成為知識語言?街頭書坊在2011年成立之時,是少數使用馬來語進行知識討論的團體。

自1971年國家文化政策 (註1) 出台後,國家語文出版局(DBP)要規範我們說話用語的方式,而我們可否跨越這樣的界線?2008政治海嘯後,「後烈火莫熄」(註2) 世代崛起,我們要重奪語言的本質,讓它更具世界主義特質,邀請更多人使用它來傳播知識。

因此,不少街頭書坊成員在2015年協力舉辦「Idearaya Festival」,標榜作為批判性的知識和文化平台,全場活動以馬來語進行,討論文化、政治、知識、歷史和哲學課題。他們目前也在籌備著第二屆的Idearaya,冀望將知識「下放」至民間,重奪民眾對知識、文化和語言的話語權。

Buku Jalanan; photo courtesy of Buku Jalanan

這些年來,茲克里和許多馬來青年試圖以文化運動介入政治,改變社會。而馬來獨立出版社的蓬勃發展, 更掀起了一場文化革新運動。這些反叛、不安份的「小集團」積極對抗國家霸權,也成功「KO」掉了國家語文出版局。雖然國家語文出版局將這些馬來文學視為「低俗」,但如今人人手上都捧著獨立出版的書籍或雜誌,一定程度上撼動了國家機器。

茲克里認為,文學和文化是互動和介入社會的管道,而馬來文學界內部在1980年代以後就沒有引領文化思辨的論戰,以致讓人認為保守無趣。他認為,上一次在馬來文學圈的論戰,已是1980年代的事,是國家文學家沙農阿末(Shahnon Ahmad)和左翼作家卡欣阿末(Kassim Ahmad)針對文學如何符合伊斯蘭的爭論。

沙農認為書寫是上蒼賦予的任務和責任,而卡欣則認為伊斯蘭價值能從任何世俗文本獲取。對我而言,這場論戰很無趣,而且只局限在馬來人社群。這樣的論戰還有關係嗎?我們如何往前走,再創造新的論戰?事實上,無論在文化、文學或戲劇圈,目前並沒有任何論戰發生。

 

沒有形體的文化運動

不過,茲克里對當代的馬來獨立出版文化也有所保留,並非一味吹捧,他存疑一些出版社只在乎生意和利益(沒有論述和回應)。

我們應如何破除枷鎖,干預出版機制的問題。(…)我們應該挑起論戰,扣問事情,直接批評…以撼動體制。

他也指出,一些獨立出版社行銷書籍的手法未必令人苟同,有些只是順應潮流,並沒有實質的內容,流於表面。茲克里認為,在社交媒體崛起的時代,事情和運動的發展變得更加迅速。然而,卻有必要去反思和論述這些運動的形成意義,以捕捉當中的精髓。這樣才能將種子撒在各處,「街頭書坊就像顆種子,有些東西會從中生長。

街頭書坊沒有固定的結構樣板,卻不知不覺開枝散葉。他也舉例,印尼1998年改革時期以前,就有一些「無形」的文化組織(organisasi tanpa bentuk)。他們不如勞工或婦女組織般有清楚的定位,因此「無形」,卻能更自在地和各領域合作串聯。「或許那就是本地文化運動的未來。必須先有文化運動,而之後政治才會跟上。」也因此,他自認是個如此實踐的文化工作者。

LiteraCity 2016

由於茲克里在馬來社群長大,唸的是國立學校,因此在上大學以前,沒有一個華人朋友。我好奇地問,難道他在瑪拉唸書時認識了華裔學生?

當然不是,瑪拉是土著大學嘛。我的華裔朋友都是在街頭認識的。⋯通過社運場合,讓我認識華裔朋友。這或許就是我們的時代印記,淨選盟 (註3) 和其他集會讓我們更了解彼此。

談及1969年五一三事件 (註4) 以後的新經濟政策,茲克裡坦言,當然支持扶弱政策,但不該局限在單一種族,而是給有需要的人。

他支持瑪拉工藝大學向全民開放,並說「馬來人」並不和「馬來西亞人」的身份衝突。而他並不喜歡強調自己的某些單一身份。我們可否有不同的身份認同?可否超越國家強加(於個體之上)的身份?而他相信,這些身份隨時可以置換、改變、更新。或許,這也是如街頭書坊這些「無形」文化運動的精髓,可以自在穿梭於縫隙,最終,也可填補裂縫。

LiteraCity 2016
Footnote
註1. 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是在1970年由當時的馬來西亞政府所倡導的一個公共政策,這個政策的主要訴求是希望將「馬來文化」朔造為國家的主流文化,並將非馬來族溶入到馬來族的文化體系中。
註2. 烈火莫熄(Reformasi)為1998年馬來西亞前副首相安華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被革職後不久,其支持者發動的一次社會運動。此社會運動有一系列的群眾示威和集會,參與者以此宣洩對國陣政府的不滿。
註3. 全名為「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馬來語:Gabungan Pilihanraya Bersih dan Adil;簡稱Bersih),是由公民社會組織及政黨組成的聯盟,乃是從2005年7月成立的選舉改革聯合行動委員會蛻變而成。聯盟的首要宗旨是推動馬來西亞的選舉制度和程序改革,以促進自由與公平的選舉為己任。組成份子涵蓋不同種族與宗教。Bersih後來脫離政黨聯繫,成為非政府組織自組的聯盟,並成功舉辦多場大型集會。
註4. 五一三事件爆發於1969年5月13日的馬來西亞,官方解釋事件主要是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種族衝突,原因是在當時的各族間政治及經濟能力有很大的差異,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那是執政黨內部政變。 這次血腥的種族衝突導致了多人死亡和負傷。馬來西亞政府在1971年以「新經濟政策」執行土著議程,消除各種族在政治以及經濟能力的差異 。
See Also
切格瓦拉的启示—马来新青年文化运动 ,蘇穎欣
LiteraCity Fesit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