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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是不會輕易被一個字詞決定的
吳晟曾指出瓦歷斯的離返有如「返航鮭魚」，看似命定的離與返，除卻必然更需要一些契機，幸得這場離/返，帶我們看見「泰雅」如何（被）流轉。
出走的首要衝擊在於體悟差異，即便差異早於認知之前，可只有在被感知以後，差異才得以確知。斯里蘭卡有句俗諺，他們說「魚不會聊水」，知與被知總得突破同溫層，據此指認、轉變視角，重新省視生活中的理所當然。瓦歷斯的離返值得被關切者理當是過程，無論附著於其上的是什麼，它亦成就並涵融一次次未竟的回看。
瓦歷斯．諾幹既是也不是泰雅特有種，別忘了，他先是吳俊傑、柳翱、最後才成為瓦歷斯。在離與返之間，他覺察自己終究是一個泰雅，也終於化身部落知識份子。他投筆以凸刺威權，讓少數得以發聲。他以文證史，構築並重現百分之二族群的世界觀。如果你也讀夏曼‧藍波安，他會告訴你，那其實就是「原初的知識份子」。
這些原初的知識份子生長於部落，見證山與海的面容，他們出走，擁抱都市與知識，他們回返，有自覺的紀錄族群行止。瓦歷斯諾幹關切的議題出落在《番刀出鞘》、《想念族人》、《永遠的部落》、《戴墨鏡的飛鼠》，以及其所主編的雜誌《獵人文化》裡，長此下來，他對歷史及真相也已了然於心。
作品中所充盈的歷史感，同時也是他作為原初的知識份子之焦慮與使命，初投入原運時，有感於耆老與部落文化的凋零，種種急迫壓得他喘不過氣，文字因此成為武器，落筆有力而刀刀入骨，嘲諷，批判，還有黑色幽默。
多年以後，他的筆緩了下來。
他在〈觀台灣神社〉一文藉未曾謀面的祖父說出：「他早就認出我來，認為我是個拼湊歷史的狂熱份子，如果找到對的線索，不妨鑽進更深更遠的故紙堆，但是，祖父警告我，文字記錄可以造假，甚至是以假亂真」，職是如此，最重要的想來只有「相信故事」一途。
對瓦歷斯．諾幹而言，真相都是經過雙眼折射入腦中的接受物，觀看的角度、態度和方法，映射種種不為人知的發現。《影想》的形成也是如此，瓦歷斯諾幹以影像入文，看似圖文對話，此中深意卻不是先有雞（圖）還先有蛋（文）這麼簡單，它們是瓦歷斯作為獵人所捕捉的吉光片羽，是一張張無法貼合歷史的圖像。
以日本時代照片為主要對話對象，其所欲對話的對象不只是權威、體制，還有現在正夯的「小」時代／「私」世代。並非是絕對地揚棄自我挖掘之必要，而是期待歷史與文學所迴盪的時代共感。
「我所探求的，是大時代、大敘事情境下，「人」的自由如何被釋放。」六月微雨的午後，瓦歷斯．諾幹在特有種商行這樣對我們說。
掠奪歷史的最終命題，抑或是掇拾歷史的碎片
訪談開始前，瓦歷斯．諾幹眼角餘光掃過書櫃，起身並抽起《仁愛鄉誌》翻讀了起來。仁愛鄉是賽德克族的聚落，對泰雅敘事稍有關心的人，不難推想此地與日本帝國、霧社事件、泰雅和賽德克的關係。倘若我們以瓦歷斯‧諾幹的生命軸來看泰雅敘事，當是近30年的事情，然而，泰雅的足跡豈止如此？
《影想》一書中，瓦歷斯‧諾幹就以老照片的展演為讀者揭露帝國的觀看方式，在那個台灣島上「住民」、「草木」乃至「無生命物」被一一收編的時代，圖像、影片記錄了帝國對台之認識，如今在倖存者看來，被招喚的實是一種傷痛。
近兩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發行的《理蕃之友》翻譯出版，懷有治史野望的瓦歷斯‧諾幹怎麼可能錯過。
這些「蕃人之友」是教員，是巡查，是執事／執法者，是近身觀察、督導並教育原住民的第一人。瓦歷斯‧諾幹卻無奈道出：
我真慶幸我的祖父未曾接收到這種教育。
書中「番童教育所」、「平地種鳳梨」、「愛國少女莎韻」、「矢多一生／高一生」，乃至「征人與家屬」等議題，無一不與《理蕃之友》對話，凡此殖民政策落在原住民族身上，瓦歷斯往往以問號作結：
台灣總督府《理蕃之友》月刊在第127號（1942年7月）破天荒地做出「高砂族義勇隊紀念號」，台灣宣導部長藤岡少將寫道：「我高砂族燃起盡忠報國的精神，參與此作戰，展現偉大功績，所結出日本人的果實，是我最感欣慰之事。在台灣施政史上要為高砂族大書特書一番。」
這些要被大書特書、偉大功績、盡忠報國的「高砂義勇隊」族人，所不能被書寫的卻是在部落癡等父親、丈夫、哥哥、弟弟、兒子的家人，他們的心情就像右圖一禎泰雅族家屋的照片，眼神漠然、毫無欣喜之情，只有竹牆上高掛的男人照片像一枚冷凝的勳章，在屋裡任何一個角落無聲地喊著痛。我想起報導人Yadau Pisau在卓溪鄉接受訓練的休息時刻，一位矮胖精悍的日本部隊長不知何故賞了他巴掌，Yadau Pisau回憶那三個準確而響亮的巴掌時，宛如就在眼前呼痛著：「上下牙床似乎就要裂開哩！」我與我族人那段高砂義勇隊的歷史，偉大與卑微正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就看你的命運翻到哪一面？〈征人與家屬〉
偶爾他也加入一些魔幻、超現實的筆觸。
佐久間左馬太的死至今仍是未解之謎，身為理蕃計畫的倡議者與實踐者，佐久間總督年逾七旬率領大軍壓進當時的泰雅聚落（該聚落今已正名為太魯閣族），未料，在西拉歐卡Siraoka處遭襲擊後，墜落溪谷。他的死自此成為謠言卻未有定論。
對瓦歷斯‧諾幹而言，證據不全也無妨，文學恰好發揮了沾黏碎片的功能，在〈佐久間左馬太〉一文寫下：「很少人知道我的Goutas（祖父）擊斃了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也不會有人相信。」以此為發端，他提到了更早之前的作品：祖父在夜晚夏坦森林的竹屋對著當時僅僅六歲的父親口傳東勢角奇遇，祖父不無誇示的將自己幻化成擊斃佐久間的英雄，而我將此口傳以文字記錄下來，寫成一篇名為〈鹽〉的短篇小說…
文中抽換了西拉歐卡的所在地，將佐久間左馬太的死亡地點自花蓮移往台中，故事因此與瓦歷斯‧諾幹所居的現實更加接近，擊斃總督的子彈正由他那素未謀面的祖父所發。
佐久間左馬太之死落入口傳文學以後，瓦歷斯‧諾幹化用父祖輩的傳述、複製、堆疊，以其所認知的方式抽取意識／潛意識記憶，留於紙筆。歷史的真相自此成為一份不斷再製、微調的重寫本。有趣的是，堆疊著的記憶不僅暗示了個體可能接受到的部分事實，更不經意地流瀉瓦歷斯‧諾幹對父祖輩之敬仰和依附。
M`honi也是被依附的對象。
瓦歷斯‧諾幹一再回探，意在呈顯倖存者如何看，據此判讀從屬者如何被看。文字中的陳述，「他們的心情就像右圖一禎泰雅族家屋的照片，眼神漠然、毫無欣喜之情」。在瓦歷斯看來，現今所提及的日本時代，總習慣性地主張物質層面的優勢，那群「被教育者」、「從屬者」的聲音卻不被聽見。
是以，從圖像到文字，最後過渡至文學，瓦歷斯‧諾幹提出一種歷史「誤讀」的可能，他再詮釋了這些老照片，判讀圖像中的權力與刻意，身處後殖民視域下，瓦歷斯掇拾著被篩檢過的歷史碎片，探問這些「真相」被留下來的原因，直指背後的權力運作。
關於碎片、意識與無意識的種種沾黏
官方文獻中慣常以「巫」指稱部落裡的M`honi，導致M`honi淪為「巫人」、「巫蠱」、「巫術」等迷信概念，可是，在部落裡，M`honi的位置連接了祖靈與族人，其所承擔的不只占卜、詛咒，還有治癒、觀測等重要功能。
總督府卻視M`honi與獵人頭等文化為待改正的五項「陋習」，亟欲除之。此項部落治理手段，在瓦歷斯‧諾幹看來，有很大的可能是日人希望打破部落信仰中心，以利後續治理。
「老靈人」一詞之所以出現，恰是瓦歷斯‧諾幹的指控，意圖翻轉M`honi在漢字使用的刻板印象，瓦歷斯強調，「老靈人」醫治的不只身體上的疾病，他們傳誦的故事和語言令部落安心，他在〈埋伏坪社集團移住〉寫下，當帝國勢力推進，老靈人就「施展語言安撫受到驚嚇的部落」。
勁筆趨緩的瓦歷斯‧諾幹寫出「老靈人（M`honi）」不為人知的形象。他在圖像、史料裡掇拾被湮滅的歷史碎片，並往復於其中，鬆動族人受帝國框定的姿態，透過文字／文學，讓殘篇得以被沾黏，而其所沾附的，許是他長此探求的「人的自由」。
蔡旻軒，高雄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