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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來，我開始意識到《瘟疫的慢性處方》這個計劃值得再重新回溯。這個由藝術家劉仁凱身兼策展人的實驗策展計劃，由社團法人臺灣感染誌協會與眾多非政府組織共同促成，既是採取開放卻也是宣導的姿態。其中諸多展演形式，例如：展覽、行動、放映、短講、座談，層次與內容之紛雜，於我而言仍不容易梳理。但這個計劃有相當的代表性，書寫讓它有機會成為往後更多行動回溯的重要理據。
目前大部份的座談內容已由台北當代藝術館上傳到Youtube。這些座談紀錄，以及現場的作品展覽及放映，出發點是台灣的HIV感染者社群中的健康文化，與臺灣的個案管理師制度及NGO運作密切地交織，面對的都是第一線的醫療制度與觀感問題。其中最深入的內容就屬法律帶來的影響，如何連動著社群與醫學場域互動的潛規則，以及判案的社會前提等等。(註1) 現場的作品也多以感染的現況為起點，發散至生命樣態、人際互動等面向。(註2) 無論如何，本展堪稱台灣藝術界第一檔與愛滋文化有直接關聯的策展活動並不為過。
「Visual AIDS」
值得注意的是引介「視覺愛滋」（Visual AIDS）組織的方式與側重。去年甫離世的西方重要藝術史暨愛滋文化學者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曾明言，從「ACT UP」運動發展出的音像美學隱含了某種雙面性格。由於有藝術家的加入，有些作品相當專業完整、美感強烈，但更多的作品較具街頭草根氣息。不過克林普認為，無論專業或業餘，這些與主流媒體抗爭而自行產出的影音，播送的管道和對象多半為運動社群內部，對社群的政治號召力也比較大。
雖然「ACT UP」創造了流通性強的標語圖像如「Silence=Death」，但在錄像方面，實際能登上大眾媒體的仍屬少數。(註3) 此次策展配置似乎也展現視覺愛滋的社群性格：較為草根、社群脈絡明晰的〈全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加上一則台灣本地NGO的自述短片，被放在MOCA Cube貨櫃屋裡循環播放，而標誌性強的〈太空約會〉（Space Dates）、〈尚未入葬／持續等待〉（Not buried but waiting）則在一旁大螢幕牆定時播映。這些規劃，就算不說視覺愛滋與台灣感染者社群存在交流激盪，也似有企圖以視覺愛滋的社群能量刺激本地的各種表述，後續是否會有什麼火花還有待觀察。
以座談和短講作為知識交流的平台，確實應和目前各大展館以跨領域的方式活絡創作的幅度、觸及的人群。主體現身的方式，也許更能凝聚社群共識。只是社群所仰賴維生的零歧視想像，是基於什麼樣的疾病認識？體液和血液的意象，象徵傳染途徑對於一個疾病所造就的社會，小從人際關係、大到國家體制，在醫療知識架構下形成一個知識與政治的集合體。早期愛滋運動的歷史經驗，給我們最寶貴的一課是：任何的政策與說帖，無論暴力或含蓄，都可能只是加劇疫情的幌子。當一切關於性的細緻來往被掃進私人領域，無從撼動公衛知識的統計概率思維，公部門也好、民間機構也罷，甚至開放的藝術機構平台，都不過是我們因疾病而生的分別心，推波助瀾。「瘟疫」如果並不是愛滋，「處方」要是不僅止於抗病毒藥物，那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想像基模，透過外於傳染途徑的其他因素，去構築一個超越感染者社群的疾病思維？
「U=U」
策展短講系列〈庶民的增高墊〉裡，每位講者的腳墊上寫著「U=U」(註4)，作為闢除歧視的全球公衛說帖，也是面對保守勢力的政治回應姿態。但這個受到國際組織及研究認可的說法，在努力釐清病毒動力學與治療對策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某種程度暴露自身論述的政治侷限性。
「U=U」的病毒量根據，雖說是基於醫療無法根除疾病的正面肯認，卻沒有成為除去差異對待的充份要件。這樣的雙重性，透露出我們對疾病的期待，從來沒有跳脫出「寧可沒有」的潔癖潛意識—更未檢討公衛管控如何成為差異化心態的溫床，建構出從國家到個人的精神狀態連帶。一個醫用口罩可以阻擋80%以上的病毒，以此作為防疫政策的宣導、人們對彼此心中的一把尺；然而使用率和接觸率更高的手機，卻在第一時間無法進入防疫的視野。(註5) 同樣的，以機率數字作為體制宣導服藥或戴套的基礎，不也是因為不願進行性實踐、用藥實踐等等關係的公開討論，而以數字取而代之？(註6)
最後，本次策展計劃也是少數可以聽到宣講者坦言娛樂用藥背景的場子。除了直言「不服藥」（按：相較於長期每日服藥的官方治療指引）所承受的標籤，李紫彤的〈帕斯堤貨幣：自動交易機〉(註7)（這件作品並在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提供觀眾使用其電子錢包的體驗），也帶到「交叉感染」被視為高風險的環節。這些實際上為感染者日常面對，為體制加重懲治力道的問題，都是值得再繼續深入的潛力點，也都和被賦與「高風險」標籤的特定族群所處的日常高度相關。
然而，這樣致力於挖掘性實踐或用藥實踐的集體行動，是否該得到現有NGO的挹注與支持？而在藝術機構的開放平台調性，或強調教育展示功能的框架之下，這些更基進的文化論述建構，是否只能止步於萌芽階段，難以詰問當局體制的「犧牲體系」（System of Sacrifice）？(註8) 要想從本地社群邁向下一步，除了看著國際組織的宣導前例，或許也可以將目光投向晦暗不明、難以直視的文化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