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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42 : (Post-)Traumatic Landscape
The Great Trade of Colonialism: Review on Hsu Chia-Wei’s “Samurai and Deer”
殖民的存在鎖鏈─兼評許家維的〈武士與鹿〉
September 10th, 2019類型: Opinion
作者: 印卡 編輯: Tenn, Bun-ki
出處: 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藝術的感官複合—何謂亞洲的科技》
許家維藉〈武士與鹿〉描述的歷史時空,是在當時歐洲已離大航海有段時間,距歷史學家丹尼斯.弗萊恩(Dennis Flynn)和阿圖羅.吉拉爾德茲(Arturo Giraldez)提出1571年「世界貿易」的成立近半世紀。當歐洲船隻與東方一同在海上競逐時,〈武士與鹿〉給出了早期世界貿易一個以臺灣為輻軸,細看荷蘭、日本、臺灣、柬埔寨審美與物質積累的切面。(本文為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印卡《藝術的感官複合—何謂亞洲的科技》系列書寫。)
Hsu, Chia-Wei, "Samurai and Deer", 2019; image courtesy of artist

17世紀法國生物學家布霍斯(Guy de la Brosse)曾大聲問:「誰知道植物(主體)還有什麼人類不曾聽聞過的感覺?」不久後,法國建造了一座藥用公園,這座公園後來演變成專門蒐集新物種、製作標本的植物研究場所。

 

存在的鎖鏈

布霍斯所處的時代正是亞里斯多德生物系統鬆動的年代。由於殖民地的擴張、文化交流領地不斷擴大,採集來的標本鬆動了「存在鎖鍊」的傳統認知。中古哲學認為宇宙萬物之存有是一條從低級到高級的「存在大鎖鍊(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因為此時期人們開始多方尋找可茲蒐集、豢養的動植物而發生思想質變。(歐洲)人在生物界的立場成為中心行動者,同時朝觀察者前進。許家維藉〈武士與鹿〉描述的歷史時空,是(在當時歐洲)已離大航海有段時間,距歷史學家丹尼斯.弗萊恩(Dennis Flynn)和阿圖羅.吉拉爾德茲(Arturo Giraldez)提出1571年「世界貿易」的成立近半世紀。當歐洲船隻與東方一同在海上競逐時,〈武士與鹿〉給出了早期世界貿易一個以臺灣為輻軸,細看荷蘭、日本、臺灣、柬埔寨審美與物質積累的切面。

1579 drawing of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from Didacus Valades, Rhetorica Christiana (Source: Wikipedia)

在2018年許家維處理馬來貘和大熊貓的〈黑與白—馬來貘〉、〈黑與白—熊貓〉作品中,我們看到許多帝國與動植物採集的合謀。但是,為什麼在這裡要以「存有大鎖鍊」為關鍵詞呢?相較之下,〈黑與白—馬來貘〉的時間是在新加坡建港的19世紀,〈黑與白—熊貓〉是在動物交易制度建立的20世紀,〈武士與鹿〉則將時間遠遠回推到17世紀。那麼動植物的故事體系是否與後來一致呢?顯然〈武士與鹿〉帶出許多新的問題。例如鄭文琦的評論〈消失的梅花鹿—《武士與鹿》裡的臺灣鹿皮貿易〉告訴我們〈武士與鹿〉的某個歷史動力源於臺灣補鹿技術受到漢人文化影響,發生濫捕的生態危機。在該文中可以看到此時原漢自然邏輯階序的暗示。

從荷蘭的角度觀之,1602年荷蘭本土賣出人類史上第一張股票以集資成立東印度公司,但在當時各方多元經濟中心間,通用貨幣或匯率尚未制度化。在〈武士與鹿〉的時空裡,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交易是以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總督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建立的「以物易物」模式進行,例如以印度布料換取爪哇香料,再以香料跟中國人換取生絲、茶葉、瓷器,而絲綢跟瓷器又可換取日本或菲律賓西班牙人手上的白銀。從公司經濟史的角度觀之,這個方式不僅減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交易成本,印度歷史學家Om Prakash更直言這個過程「利用」了白銀的經濟需求。在世界經濟史上,此時期更是因為荷蘭期貨概念的偶然性介入,而使白銀進一步成為世界貨幣、建立世界銀本位的重要基礎。

 

交易的網絡

以物易物與帳本技術的組裝,除了推進白銀成為世界貨幣之外,萬物也成為可彼此替換的符號,並可相互結算利率。伴隨著貿易制度的成形,布霍斯關於植物能動性的命題,在交易過程中不過就是貨物的經濟價值。1670年代,詩人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質疑笛卡兒動物機器(1646)的論述徹底激化當時社會進行實證上的確認,瑪爾皮吉(Marcello Malpighi)出版《植物解剖學(Anatome Plantarum, 1675-1679)》,中古世紀的存有鎖鍊觀點大受質疑。歐洲的語文學關於動植物的凝視,也從具備有能動性的動植物主題逐步轉換成旅遊觀看。(註1) 換句話說,「存在大鎖鍊」的崩解、非人事物的客體化除了發生在經濟上,也在科學人文中形成觀察的客體。

Hsu, Chia-Wei, "Samurai and Deer", 2019; image courtesy of artist

在這個多變的時代,在歐洲地心論之爭才剛開始,而東方依舊擁有相當實力,閉港、控制西學傳播、迫害基督教。在〈武士與鹿〉中,這些海上的船隻以另一種方式望向東方。17世紀是多元經濟中心的時代,例如日本戰國時代中止、明朝手工業經濟相當繁華。在這個時期,黑暗時代的柬埔寨受益於多中心經濟交易的榮景,不再是農業世界與氣候的關係,而是因為商界菁英與第一級產業交織的貿易都市,發展過程中一度成為柬荷戰爭中打敗荷蘭的國家。而〈武士與鹿〉的背景正是最近謝爾曼(J.C. Sharman)《弱者帝國》裡的時間。《弱者帝國》認為歐洲人在早期現代時期實際上並沒有普遍的軍事優勢,〈武士與鹿〉的中心事件荷柬戰爭也提供相似的例證。柬的經濟由於鑲嵌在當時的交易網中,於是有機會在鹿皮交易中取得臺灣的替代位置,同時又有籌碼與荷蘭對抗。

《弱者帝國》將15世紀末到18世紀末的歐洲擴張解釋為與強大的亞洲和非洲政體、美洲疾病的多重互動下,歐洲才取得海上霸權的優勢,因為當地的土地導向政體對戰爭和海上貿易根本無動於衷,而我們在〈武士與鹿〉的柬荷戰爭裡多少可以見到例證。然而《弱者帝國》並不意味著殖民不存在,而是提醒我們在17 世紀的文化交流,或許隨著概念的鬆動,與全球性交易的持續發生而存在著跨語際實踐到跨疆界分配的細節。

那什麼是跨語際實踐呢?新翻譯學派發起人劉禾曾在《跨語際實踐》中談到20世紀初期(1900~1937)中國的語言和文學如何在「虛擬的等值關係中」,通過與西方和日本等不同語言文化系統的相互接觸、交流和翻譯,構建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現代想像,從而形成一種「被譯介」的現代性。在劉禾的研究中,諸如「國民性」、「個人主義」、「現實主義」在現代語境中的特殊意義不僅僅是單純的對譯,更包括作品的經典化與文類的建制化、文化保守主義的出現與發明。於是在謝爾曼與劉禾的基礎上,〈武士與鹿〉提供了一種既是「虛擬的等值關係」,也是交易網在文化圈的互動想像。

 

跨語境實踐

Hsu Chia-Wei, "Black and White - Giant Panda", 2018; image courtesy of artist

我們在〈黒與白-熊貓〉裡看到這樣的實踐過程,透過熊貓的符號承載,外交符碼如何沉澱在「熊貓」上,既是形成「熊貓」的神話學,也因為偶然性的發生,使之在動物保護運動中被譯介成為西方的動保標誌,而獲得特殊的外交符碼的動力。這樣藉由動物為中介的國際組成,在〈武士與鹿〉中更為清晰,透過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軸線,在帝國擴張初期時,從東南亞、臺灣的鹿皮原料被製造成為日本陣羽織的跨疆界分配。武士服裝的交易是貿易慾望的動力,卻在當代社會中留下金邊港口的政治地緣位置。在這裡我們甚至可以擴大劉禾的概念,注意到物質文化、各地區生產邏輯的鑲嵌配合,如何在歷史的諸多偶然構成了各地區「被譯介」出的新帝國景觀與發展。

但這時候仍然有能力驅趕西班牙教士的日本,在東亞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不同於柬埔寨再生產性較高的、熱帶農業的商業都市模式,東亞正處於小農社會的重要時期。日本思想史學者宮嶋博史指出隨著東亞從「華北型直播周邊區」稻作向「灌溉移植型」稻作的轉變,耕地從從支流河谷平原向三角洲的轉移,中國經過宋代至明代的長時間變遷逐漸形成小農社會,類似的現象在朝鮮是朝鮮時代(1392~1910)後期,在日本則是江戶時代(1603~1867)。這個小農社會的出現,分別穩固了當時統治階級;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朝鮮的兩班階層、日本的武士階層,並在東亞形成朱子學的思想與需求。(註2)

小農階級在日本的發生與日本戰國時期的結束相關;一方面是和平時代的抵達,一方面卻是社會生產力的上升。即使自己不擁有土地所有權,以佃農身份成為土地經營主體的小農成為東亞的普遍現象,有別於東南亞與南亞。〈武士與鹿〉的鹿皮傾銷得以可能,不外乎是《弱者帝國》中東亞不弱的另一個事實,經濟實力得以提升。日本大量的鹿皮需求原本來自戰需品的武士冑甲、配件與陣羽織,後來隨著承平時代成為工藝、身份階級的裝飾物。工藝美學與殖民貿易的交易因此產生關係。在日本朱子學、古學(荻生徂徠)與蘭學的交錯中,古學逐漸發展出以日本為中心向外跨張、征韓論、向南擴張的思想雛型即《華夷變態》的源頭。而陣羽織作為粋(いき)的江戶美學轉變,九鬼周造論及「粹」的構造,提出媚態、骨氣(意気地)、斷念三個環節,其中骨氣直指男子氣概,也與武士道的審美學、精神有其關係。

Hsu, Chia-Wei, "Samurai and Deer", 2019; image courtesy of artist

〈武士與鹿〉以四組視窗描述17世紀的貿易體系,以柬荷戰爭為契機觀照日本武士冑甲文化、湄公河上的運砂石船、柬埔寨動物園的鹿隻豢養和臺灣近海的水下考古,背後的歷史線索及符號互動,讓我們察覺17世紀各地資本累積與審美學發展的連動。尤其冑甲文化累積的文化資本,在作品呈現的西方殖民框架中,更隱含交易的上下游;用異國材料加工、美學化的工藝作品,涵蓋地緣政治上物與符號的雙重關係。這正是我們何以能在〈武士與鹿〉中發現跨疆域分配與審美學的交涉。在歐洲、柬埔寨與日本的互動中,臺灣位於往東北延伸的關鍵,例如在梅花鹿濫捕後,所有中國運來的生絲、黃金;東南亞來的香料、布匹;日本來的白銀,都先存放在臺灣倉庫再做必要的轉運。

臺灣在〈武士與鹿〉中不僅僅是其世界史意義的出現,同時也可說是符號物質的轉運站。就藝術家本人的系譜來說,將時代向前推進既提供「黑與白」系列在世界貿易與殖民發展的歷史縱深,彷彿是其臺灣關懷提供的世界思想史版本的前傳。從鹿的生命到鹿皮的交易,〈武士與鹿〉的擘建開啟藝術作品跟地緣政治、交易網絡的關係。在歐洲18世紀美學的成立前,這個作品打開的歐洲現代性、東方文化殖民及其反抗的潛能,更讓我們得以想像一個時代的岔路瞬間與臺灣的關係。

Footnote
註1. 瑞士學者Frédéric Tinguely提到17世紀旅遊文學的興起,伴隨笛卡兒的動物機器說造成的認識論轉型有直接的關係,並促成了文學往人類中心方向前進。見:www.lcdpu.fr/livre/?GCOI=27000100795390(2019/9/8擷取)。而此現象對比東西方文學發展,也可應證J.C. Sharman關於當時國際現況的說法,呈現文化勢力的消長。
註2. 近年來日本學者子安宣邦以朱子學為起點發展「鬼神論」,將日本朱子學徂徠等人的受容,討論鬼神作為言說,以及其以陰陽二氣的宇宙論如何在日本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跟神道的基礎。如果說武士階級在日本近代化扮演著多重思潮的中介,17世紀逐漸發展出朱子學背後的社會基礎與全球交易網絡,武士與粹的美學既是在不可知的認識結構之外,卻也涵受在宇宙氣化的神鬼說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