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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 Her: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the LOVE, HAPPINESS, FREEDOM ZINE
我不是小娘子,我就是女妖精
October 6th, 2017類型: Opinion
作者: 蔡雨辰 編輯: Tenn, Bun-ki
出處: 《典藏今藝術》no.287
Note: This article is one of the series of the author's writing on lesbian community, and it was published on Artco, August 2016. (Under the same topic, there are "Lesbians' Collective Creation: Revisiting 'Girl Friend' the magazine," and "The Era when Feminism 'STIR: Sister in Revolt.'") It features "the two years when lesbian activism took the initiative," which are 1993 and 1994 when Love, Happiness, Freedom Zine (AiBao) and Girl Friend consecutively published the first issues, and the article also concludes, after the interviews with associated people,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Aibao, of which only 4 issues were published.
本文為作者一系列關於女同志社群的寫作其中一篇,原發表於《典藏今藝術》雜誌,2016年8月號。(同一主題下另有〈女同志們的集體創作:重訪《女朋友》雜誌〉與〈在那個女性主義「騷動」的年代〉等。)內容以「女同性戀運動主動出擊的兩年」, 即《愛福好自在報》(以下簡稱《愛報》)、《女朋友》 先後創刊的1993年到1994年為背景,訪談相關人物並梳理僅有四期的《愛報》發刊之時代意義及其影響。
《愛福好自在報》(圖片取自網路)

那是一個「現身」的年代。

據張娟芬回憶,1993、1994年是「女同性戀運動主動出擊的兩年」(註1)。在這兩年,兩份女同志刊物《愛福好自在報》(以下簡稱《愛報》)、《女朋友》先後創刊。她感覺到同志運動的勢頭隱隱騷動,點燃的鬥志讓她逐年寫下《姊妹「戲」牆》、《同女出走》、《愛的自由式》。在《愛報》開啟先聲後,整個1990年代,充斥了各類女同志文本 (註2),繁花盛開。

20年後回望,我們該如何理解前人作者們以文字「現身」的意義?僅發行四期的《愛報》究竟留下什麼痕跡?過去,「台灣第一份同志刊物」的意義如何被舉重若輕地討論,如今應如何分析其於同志運動中的歷史定位?

《愛報》創刊於1993年12月,至1995年3月發行第四期後停刊。主要成員約六人,創始者珠珠和果東相識於台大教授張小虹的課堂上,催生出《愛報》。根據初代編輯古明君於〈我的同志運動史前史〉(註3) 一文中回憶,「初始動機簡單,就是有話想說。」出刊後便於女書店及唐山書店寄售。刊物全名為「愛福好自在報」,為愛福好(壯陽藥)與好自在(衛生棉)的混搭,戲謔而幽默,「兩者都是通俗到不能再俗的商品符碼,指涉著某種性化的身體與慾望」。這也是《愛報》的特色,「從通俗流行文化中取材,透過拼貼與意義挪用,創造一種女同志的慾望與文化認同位置。(註4)

四期《愛報》雖輕薄短小,密度卻高,以探索女同志社群文化、引介女同志理論為主軸,製作過同志國、同志家庭、女同志與心理輔導體系等專題。整理同志歷史與新聞,並刊登女同志文學創作作品或心情紀事。文字風格嘻笑怒罵、亦莊亦諧。

《島嶼邊緣》「酷兒專題」(圖片取自網路)

簡家欣於1997年發表於《聯合文學》的〈書寫中的現身政治─90年代同志言說戰場的流變〉中指出:本土同志議題最初的發聲,採用了「集體現身」的特殊方式,透過同志讀物的生產,在編、寫、讀、應的過程中構連成一個運動與論述的言說網絡,並以此集結成一個主體清晰的新同志社群。必須釐清的是,簡家欣在文中點名的同志讀物包含:《愛報》、《女朋友》、《我們是女同性戀》、《同性戀邦聯》、《同言無忌》、《熱愛雜誌》,以及較具學術傾向及運動性質鮮明的《島嶼邊緣》、《婦女新知》、《中外文學》、《破週報》。於是,在此指稱的「最初的發聲」、「主體清晰的新同志社群」有其時空甚至地區的侷限性。所謂的「發聲」很可能是一種向內的定義,畢竟,《愛報》發行四期後便停刊,通路亦僅限於台大校園周邊的兩家獨立書店。其對於「同志社群」的「影響力」都需再細膩分辨。

1993年,《愛報》與「同志工作坊」、「我們之間」、「亞洲女同性戀連線」、「台大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Speak Out」等同性戀與愛滋病防治團體,針對民進黨內部份立委所組成的「台灣國會辦公室」所草擬的《反歧視法》草案中末列入保障同性戀權益的條款,首度聯合舉辦「促進同性戀人權」公聽會。然而,在公聽會中,同志團體卻被吃了豆腐,活動名稱被改為「誰來關懷同性戀人權」,異性戀發言者們荒腔走板的言論也與活動主軸背道而馳。

於是,在第二期《愛報》中,一篇名為〈同性戀人權公聽會漏網消息大放送〉的文章徹底揭露了同志團體如何被民進黨立委擺了一道,也點名留下主辦方顏錦福立委的「政績」。然而,這個悶虧其來有自,撰文者清楚分析:

現況是,同性戀尚難以集體現身,我們若不先努力使同性戀者的集體力量提高,並建立與異性戀社會聯繫和溝通的模式,而仍是由安全無虞的異性戀者代為聯繫、代為決策,說「合作」不過騙騙自己。

顯然,相較於現在,我們已能指認辨識愈來愈多元複雜的同志面貌,《愛報》等刊物的「現身」不盡然能達到「向外」發聲的目的,反而是一種「對內」的、為女同志族群建國造家的行動,是一個吸納認同主體的過程,看似篤定卻也曖昧,以一種「匿名」的姿態建立了同志的烏托邦。

張娟芬, 《揚起彩虹旗》

在第二期的「同志國」(Queer Nation)專題中,編輯群以梳理女同志歷史(〈漫漫長路─蕾絲邊大事記〉)、T bar中的音樂文化(〈愛如潮水在 T bar─台灣女同性戀的悲喜曲〉、〈妖精.異鄉.女神龍─談女同性戀的文化實踐〉)建立女同志文化的標的與符碼,最後則以數張西方的女女相擁的伴侶照片「呈現」女同志的樣貌,次標明顯向內部發問:「妳是哪一個?」

據古明君的回憶與評析,《愛報》「不算是一本成熟的同志出版品,更不算是運動刊物,她的意義傾向於以刊物為形式的同志文化創作雛形。(註5) 也因此,當主事者的創作資源耗竭或生涯發生變化(如成員畢業,或被吸納至其他同志團體)時,《愛報》便也告終。

在第四期《愛報》中,編輯群選介了Sarah Deher的〈等待石牆〉(Waiting for Stonewall),於其中反思了女性主義與女同志之間似友或敵的微妙關係。刊物雖至此打上了句號,卻也回應了1990年代前期女同志與女性主義運動之間載浮載沉的聯繫。

雖然僅維持四刊,《愛報》幾乎可視為校園社團(台大浪達創辦於1995年)出現前,菁英校園女同志的先聲,她們藉由刊物自我展示,聚集認同的能量。對於早期同志運動中,曾經提出的異議與反省,保留了珍貴的資料。

 

Footnote
註1. 見張娟芬,〈敬酒〉,收錄於《揚起彩虹旗》。
註2. 如《鱷魚手記》(1994)、《我們是女同性戀》(1995)、《惡女書》(1995)、《蒙馬特遺書》(1996)、《女兒圈》(1997)、《逆女》(1997)、《童女之舞》(1998)等。
註3. 見古明君,〈我的同志運動史前史〉,收錄於《揚起彩虹旗》。
註4. 同上。
註5.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