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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卷色調校正非常怪異的舊膠卷片段，不過卻紀錄了兩位我特別喜歡的運動者。畫面中可以看到W．E．B．杜波依斯應中國對外友協（CPAFFC）之邀於1959年來到北京會見當時的總理周恩來，並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說。杜波依斯此行見識到巨大的社會變革正如火如荼展開，身為共產主義的擁護者，他相信殖民與種族主義必將敗下陣來，而亞非同胞正是這場鬥爭堅定的盟友。他順勢在演講中說到，崛起的非洲也將挺直腰桿，從過去五百年的屈辱轉身，面向旭日。(註1) 杜波依斯以旭日為喻，很難說是僅表示了對光明的寄託，或意有所指將未來寄託於地緣政治上的東方。
為了更明確地捕捉旭日的涵意，近年我持續將研究延伸至西非地區，那正是杜波依斯在北京行後至生命終點前最後的戰場。
西非洲的烈日是如此彪悍，如果不時時補充水份，體力很快就會透支。除此之外，不穩定的供電情況也是對考察進度的一大考驗。從奈及利亞的千萬人口大城，到多哥內陸的山中小村，每次進行田野調查時，我們都必須額外為手機與相機準備更多電池與供電裝置。初次走訪非洲時，我很快就注意到，當地協助接洽的朋友和受訪者們都習慣使用一款我從沒見過的手機品牌「TECNO」，後來知道這原來是深圳「傳音控股」旗下的廠牌。
根據特殊的競爭策略，該公司故意迴避亞太及歐美等兵家必爭市場，直接將銷售重點投放到非洲大陸，因此其他地域的消費者多半未曾聽聞。不過，能夠在非洲大陸坐擁近半的市佔率，成為家喻戶曉的國民手機，絕對不是專注銷售區域就可以達成的。許多商業分析將他們的成功歸於符合在地使用者的巧妙設計，例如超長待機時間，或是能同時多門號待機，讓人憶起約莫15年前席捲中國的山寨機風潮。然而在所有特點中最具關鍵性的，就屬他們交由臺灣聯發科技所研發的相機系統了。訪談中，傳音的副總裁喬杜里（Arif Chowdhury）特別提到，他們成功的秘訣就是手機的自拍功能，能夠特別針對深膚色做出調整，「把較深的膚色調亮，照片就比較好看。」(註2)
什麼樣的照片比較好看？這問題總是見仁見智，但是亮膚色比深膚色較好看卻肯定是個具有殖民色彩的觀點。這種觀點的建構有其淵源，相關論文十分龐雜，其中，由德國人類學家約翰·弗里德里希·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在18世紀所建立的膚色分類與退化理論應是影響力最廣泛的。在其1795年出版的著作 《論人類的自然種類》（De generis humani varietate nativa）第三版本中，他發展出一套論述，認為歐洲人的「白皮膚」是一種未沾染顏色的無色狀態，而亞洲與非洲人種則是從白色歐洲人「退化」（degeneration）來的，這個「退化」自然是相對於文明而言。(註3)
僅管這樣的說法在今天聽來充滿矛盾，然而多數人未曾察覺的是，當代世界普遍對膚色的認知，其實仍然與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和布魯門巴赫時代的論點相去不遠，亦即白、黑、紅、黃。很顯然的，在現實生活中，除非是去參加辛普森家庭主題變裝派對，否則沒有一群人能夠真正被歸進這樣的色調當中。
不論是膚色的分門別類，或是亮白皮膚較好的想法，都是特定歷史結構所塑造的意識形態。除了能夠成為某些商業性產品推銷的好藉口外，事實上無法協助任何研究領域的推展工作，甚至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誤解與社會衝突。膚色明暗與圖像之間所產生的疑難不只存在於智慧型手機當中。1978年，電影導演高達受剛脫離葡萄牙殖民的新政府所邀，來到位於東非的莫三比克共合國，協助成立具有宣傳使命的國家電影機構（National Film Institute）。高達很快就意識到，當時主流的影像紀錄媒介，也就是柯達的柯達克羅姆（Kodachrome）和埃克塔克羅姆（Ektachrome）系列底片沒有辦法對深膚色的人物做出準確曝光，因此他只好轉而嘗試在當地建立磁帶錄影系統，並明確指出柯達底片是「種族歧視的」。(註4)
當時的膠卷沒辦法對深膚色人像呈現足夠細緻的畫面，原因在於調製底片感光塗料時，柯達用以校對的標準清一色皆為白人女性。這些模特兒經過篩選，皆具備精緻的五官與白皙皮膚，以她們為主角所拍攝的校色用色票成為業界標準，稱為「雪莉卡」（Shirley Cards），而這些模特兒也被冠上「雪莉女孩」（Shirley Girls）的稱號。會造成這樣的結果或許並非意外，技術的開發多半來自需求，使用該膠卷的顧客多以歐美白人為主。
不過，最後柯達還是對產品做出調整，在1990年代推出了新系列的Gold MAX系列底片，只是原因並非意識到歧視問題，而是有顧客抱怨他們的產品沒有辦法拍出深色傢俱和巧克力蛋糕的細節。
不巧另一件發生在1978年的事件，也與柯達公司有關：該公司的員工史蒂芬．沙森（Steven Sasson）向美國專利局註冊了世界上第一台數位相機。可惜的是，柯達高層並未立即意識到該項技術的革命性本質，反而認定其深具危險，會影響到他們眼前引以為傲的膠卷工業，因此決定暫緩相關的製程開發。後來發生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這樣的鴕鳥心態直接造成了柯達公司與圖像發展趨勢脫節，並使他們無法在往後以數位圖像為主導的世界中繼續生存。
數位圖像的普及與圖像壓縮演算法的發展息息相關，後者實現了更容易紀錄及儲存圖像的運作方法，而感光元件的應用，則讓隨拍隨看成為可能。數位圖像的強大能力在相機與手機結合後達至巔峰，不但去除了「攝影」作為專門技術的特殊性，同時，隨著網絡平臺的發展，拍攝、上傳、分享甚至成為表現個人身份和品味的必要儀式。(註5) 而在這樣的架構中，臉部輪廓的捕捉和分析演算技術一方面除了能讓使用者更加隨心地對焦、修飾和製作連結標籤外，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平台運作者處理巨型數據與監控的強大能力。
圖像從類比（analog）至數位的轉化徹底改變了攝影的象徵意義，攝影者不再需要掌握儀器的各種專業知識，因為演算法會一手包辦。即便如此，圖像的歧視卻仍然普遍存在，並且和1978年高達發現膠卷居然有種族偏見的原因沒有太大的差別。並不是機械或是感光塗料本身具有喜好意識，這些現象反映的，是那些調製塗料和編寫算法的工程師的偏見。當工程師在設計偵測系統時，餵養算法的特徵資料都以膚色較淺的人物為主，就會使演算法沒有能力辨識膚色較深的人。
當代影像中的歧視問題十分複雜，我們必須從皮膚表面進一步探究毛孔下的種種層次。當聯發科協助傳音手機改善攝像功能時，他們首先做的就是重新建立深膚色使用者為主的特徵資料庫。這項技術校正工作涉及物理層面的軟硬件，以及社會學層面的殖民歷史、圖像史以及哲學層面的象徵意義。當近日菲律賓裔的網紅因為在手臂刺上神似旭日旗的圖樣而遭到韓國網友圍剿，然而批評者卻集中在對菲裔族群膚色的侮辱時，(註6) 我們與曙光的距離似乎也變得越來越遙遠。
杜波依斯曾經預言，20世紀的問題將會是膚色分界的問題，但是他並未料想到，這在21世紀還進一步牽涉到光源的問題，他當年在北京對旭日的想像恰巧跨時空地回應了我們的時代處境。或許對算法而言，顏色與明暗僅只是信號上的差異，但是當極少人數所掌握的平台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影響千萬人口的視覺感知時，媒介歧視的技術校正就隱含著更迫切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