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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派學校》這個展覽項目在非洲誕生。2018年，兩位藝術家亞梅定．肯內（Hamedine Kane）與史帝芬．維列–波特羅（Stéphane Verlet-Bottéro）在西非塞內加爾首府達卡（Dakar）的市郊走訪一個新的「智慧城市」(註1) 時開始探索這個城市邊緣新舊烏托邦計畫交會之處，並發現了一座名為非洲未來大學（Université du futur africain）(註2) 的宏偉紀念碑式的粗獷主義建築物。(註3) 經過研究後，我們發現這個大學項目曾經是中華民國政府第二次與塞內加爾建交期間資助過的計劃。(註4) 肯內和維列–波特羅在嘗試過較為偏重文檔形式的展覽後也開始創作更多的作品。2020年台北雙年展的題目圍繞「外交新碰撞」和「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展開。於是，這個研究計劃來到台北的契機和意義變得明確。
《變異派學校》的創作和研究團隊的組成也和達卡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中肯內是塞內加爾人，和維列–波特羅曾在塞國駐村。目前駐紮台北的策展人莫奴是下一屆達卡雙年展（Dak’Art）(註5) 的客邀策展人。共同策展人和研究者歐利（Olivia Anani）是西非貝南人，也曾參與往屆達卡雙年展的工作。達卡作為第三世界重要的文化和藝術中心，確實是信息和人員交匯之地。最後一位邀請的藝術家納塔莉．姆什瑪（Nathalie Muchamad）是現居法屬海外省馬約特的印尼裔法國藝術家，她為本計劃創作了一系列的蠟染作品。在一年多的工作裡，這個被疫情困在亞歐非和印度洋幾個地區的團隊也攜手完成了不少的研究和製作。狹義上的外交關係的確是研究的切入點，然而，參展項目也需要與展覽的環境、時間及將會遇到的觀眾產生關係。這次台北雙年展的計劃 (註6)，也致力於發展出有對話可能性的一組作品，而不只是單純地以獵奇的角度在台灣的展場裡植入一個無法與周遭環境產生有機交換的項目。
在討論《變異派學校》如何從中探索亞非關係的之前，有必要釐清變異派（Mutants）的含義。在塞內加爾的歷史中，變異有特殊的含義。這座非洲最西端的城市從1960年獨立後，直到1980年一直是開國總統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執政，後來政權和平易手。桑戈爾本身是法語界著名的文學家、詩人與黑人性（Négritude）運動理論的發起者之一。桑戈爾一直著重塞國本身文化身份的發展，曾多次組織如1966年達卡的泛非主義世界黑人藝術節（Festival mondial des arts nègres）等活動。他曾經在戈雷（Gorée）島上建立變異派大學（Université des Mutants）並進行文化研究，倡議非洲的未來必須在變異中擺脫殖民的過去，發展尋求新的未來。
塞內加爾也曾經出現過叫《非洲變異派》（Le Mutant d’Afrique）的激進文化雜誌。而親法的桑戈爾也一直受到非洲中心主義知識份子的反對，例如著名的謝赫．安塔．迪奧普（Cheikh Anta Diop）(註7)。《變異派學校》這個虛擬的學校由此得名，並附身在非洲未來大學和其他廢棄的教學場所的空間裡，體現於該項目每次展期中。
從非洲未來大學衍生出的討論話題非常多，在創作選擇上必須有所取捨。台灣退出非洲的外交舞台後，非洲也成了新聞和輿論裡少見的話題。這個被人遺忘的大學項目帶出的線索能讓我們撰寫的其實並不是宏大的主流歷史，而是一部由錯綜複雜的零件組成的微觀歷史。這個小歷史研究的目的不是載入編年史，而是希望串連起不同地區人們一些分散的想像空間，並且聯想出一些未來可能性的靈光。同理，在研究方法上，我們也不希望為了做理論而紙上談兵搬出老舊的論述，而是從最簡單的角度入手，最終圍繞幾個小主題展開。
其中之一是後殖民教育問題。如果殖民的教育一定存在，那麼後殖（postcolonial）和去殖／去帝（decolonial, deimperial）(註8) >的教育是否存在，卻不一定是個站得住腳的議題。教學內容如何與時俱進，也是每個國家面臨的不斷變化的身份和民族認同問題的寫照。一本歷史課本裡面大有乾坤，是每個後殖民地共同的經歷。(註9) 非洲未來大學未竟的藍圖是成為西非最宏大的大學，生產知識。從一座教學建築出發的《變異派學校》首要提問的是知識的宗源和缺位的辯方。我們想像裡的法老面容是什麼樣子？謝赫．安塔．迪奧普的名字誰知曉？在學校這個類別上面，我們疊加了幾所相關學校的空間和身份來增加這個議題的觸及面。除了非洲未來大學和變異派大學，非洲方面也涉及了塞內加爾還是法屬西非殖民地時期的師範學校（William Ponty School）(註10) 和近年生出的一些民間教育組織（如Mudra Afrique舞蹈學校）(註11)。在台灣的教育建築的問題上，屢屢被人提起的是大學擴招、私立大學興起於少子化這些因素，隨著時間流逝產生學校招生困難、場地成為蚊子館 (註12) 和許多廢棄、未完成建築不再排進議程的不滿。
從而衍生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土地的使用問題。土地使用的權力不平等，導致人口被強行遷徙而無法獲得補償，還有因為管理方法不善導致生態環境惡化，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也是非洲未來大學所在的區域原先村莊的農戶曾經面對，又將因為「智慧城市」的興起而再次面臨的困難。如果把目光放長一些，很多問題歸根究底仍是殖民時期的遺緒。(註13) 虛構的《變異派學校》正是利用這些空間的夾縫，將它們重新帶入觀眾的視野。
讓我們著迷的還有塞內加爾和台灣的語言環境都非常複雜。塞內加爾和西非其他獨立國家一樣，以舊殖民宗主國的語言法語為官方語言。但是，能流利說法文的人口並不多。各部落的語言和書面信息的傳播並不能很有效或即時地應對 (註14)，大的語言群也常被零散地劃分在不同國家境內。台灣的語言環境更複雜，從原住民的語言、殖民時期的官方語言日語，到漢語—國語、台語和客家話—與東南亞各地新住民的語言交雜。每個人都有可能在台灣遇到雞同鴨講的情況。
同時，現代政客不可避免地是演說家，用口述的方式做出宣言，描繪夢想。於是，口頭稍縱即逝的言論和書寫下的文字之間也出現偏差，在接受信息者處理的過程中有不同的演變。(註15) 根據接受能力和條件的限制，每個人接收到的信息傳播方式也不同。在諸多村莊，在公共場所的樹上或柱子上裝設喇叭或收音機傳播信息的方法依然可見。西歐的傳統與傳統的東亞漢字文化圈文人傳統截然不同，人們對公共人物需要的才能的定義和承諾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認識。那麼，對塞內加爾和台灣兩個不同的語境來說，聽到什麼聲音會人能聯想到政治言論、權威和諾言？這個選輯便成了此次聲音作品中想要呈現的主要感受。
最後，姆什瑪的蠟染作品借用這個被荷蘭人從媒材的來源地東南亞帶到非洲，並逐漸和非洲服飾與流行文化劃上等號的材料（東南亞稱：batik，非洲稱：wax）來為《變異派學校》創造了一系列第三世界和其他非主流文化來源的符號的旗幟。我們也試圖從圖像學的方向上出發帶來新的碰撞，讓觀眾在看到不熟悉的圖像時可以有新的感受。
我們希望《變異派學校》的展覽可以成為讓觀眾了解和討論亞洲與非洲之間洲際關係的引子。當然，用地理區域作為討論的構建板塊有其侷限性。不過，從我們的腦海裡或模糊或清晰的地理界線出發探索，也不妨作為一種測試自我主觀視角缺陷的方法。我們首先需要想到的就是對亞洲和非洲兩個廣袤大陸的了解。從台北出發，我們對非洲，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可能並不了解，卻有些說不清哪裡來的想法。我們對於非洲的想像，不論是地域上或歷史上，很多都是模糊不清的。為什麼呢？亞洲本身的疆域又止步在何處？是中國、東亞、印度，以及從戰爭中誕生的「東南亞」這個概念，還是別的地方？
中文裡自然的說法是亞—非，但是西方語言裡卻變成了非—亞（Afro-Asia）。比起泛非主義（Pan-Africanism）或亞細亞主義（Pan-Asianism）來說，它的定位是什麼呢（Afro-Asian / Afro-Asiatic / Afro-Asianism）？近年來對與亞—非的學術研究，很容被扁平化為中—非研究，特別是中國與非洲間經濟與貿易的研究。很多精力都被壓在近五十年期限裡，其實是經濟和政治的研究，夾雜在對非洲各邦國要自立的恨鐵不成鋼、或者對中國投資新殖民主義的恐懼之間，正、反方各持己見。文化和藝術成了某種缺憾。謝赫．安塔．迪奧普曾經帶給黑人的希望是重新賦予他們歷史。誰能對一個沒有過去和文化的群體產生理解和共情呢？
殖民教育的成功是給了歐陸以外地區的，甚至是大部份的學者，戴上有軸向性的國際關懷的眼鏡。理論的軸心總是從生產中心的「西方」來到分散在各地的「我們」這裡，我們對理論和其實踐認同也好、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批評也好，始終是在同個圈圈裡跳舞。理論必須以理論的方式呈現，被狹義地定義，對話的可能性也不可能產生在已知的理論之外，因為主人的工具不會推翻主人自己的房子。(註16) 第三世界的歷史和第三世界的定義也許可提供走出這座房子的可能性。
在過去一年中，國際關係和實踐可以說是瞬息萬變、多事之秋。不論是國際事件新聞還是藝術新聞，黑命貴（BLM）運動都是重中之重。這個與種族矛盾相關的複雜話題難以在亞洲產生回應。亞洲的種族矛盾不是非黑即白的對立，但也存在反黑（anti-blackness racism）這樣一個優劣順位的膚色軸線上。如果把種族問題規劃為文化差異問題，事不關己地高高掛起，只是更加異化自身。眼光的軸向性已經和我們融為一體，當我們既不生產理論也不生產經驗的時候，如何身處國際話語圈？(註17) 比起學術研究，藝術研究是更加開放的實驗與討論，《變異派學校》虛構的空間，或許正可做為一種參與型的實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