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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史戴爾在她的文集《猥瑣的螢幕》（The Wretched of the Screen）中以美學上影像的「再現」危機，數位影像和社群媒體的文化現象來切入政治上「再現」—也就是「代議」的危機。
後再現，反再現
史戴爾從自己的背景，記錄片論述中核心的「拍」與「被拍」，「再現」與「被再現」，詮釋權和權力關係的討論出發，引入思辨唯實論、物的能動性的觀點，跳脫此現代主義二元的權力關係。更引用班雅明對於「物質」能動性的討論，藉「成為」影像物質一併擺脫「認同」再現的問題。傳統上，對能動性的討論總是尋求成為擁有自主權、書寫歷史的主體。然而，現下「物」不再一昧地「被動」，藉由成為影像、成為「物」，反而成為具有能動「可能」性的他者；在「成為」物與「被」再現之間，如同一種「反」再現的「逃脫」策略。政治的代議機制如同影像的再現，已無法再代表我們；如今我們需要邁向更直接的「參與式政治」。
相較之下，策展人史坦非爾德（Nora Sternfeld）則完全從藝術史的觀點來詮釋「後再現」的當代現象，並以物件、觀眾和機構這三個角度來說明。觀念藝術以降，藝術漸遠離物質而側重過程，展覽實踐也由「再現」轉為生產「過程」。（作者強調這似乎與1960年代社會運動同步發展。在社群中，在藝術圈邊緣的社會參與性藝術實踐，其重視「開放性合作」的參與過程，以及社會性成效的創作初衷，自此逐漸能與重視過程的主流藝術圈進行對話。）
受眾的位置、作品與觀眾的關係也產生劇烈變化，作品漸行開放，與觀眾漸成互動對話的關係，甚或促成觀眾彼此間的對話。而隨著觀念藝術，藝術世界自我關照的機制批判實踐，從1960年代迄今已經成為機構自我分析「批判」的內建換血機制。機構學會自我改良、修正。也就是從「新自由主義」開放與彈性的管理方式，升級成為適應變通、歡迎對話開放參與鼓勵合作的「新機構主義」。在人類世的當下，眾人尋找人類存續方案的此時，不斷翻轉藝術功能的社會參與性實踐也完全進入主流藝術史，成為藝術機構工作的一部份。
這兩個「後再現」的不同脈絡取徑，不論是自拍、製造自己的影像或是社會參與性實踐，重點都轉移至「親身參與」的體驗，以及從被動的消費透過參與而成為真正的「實做」實踐。
燃燒知識、啟動「自我組織」
假如我們站在策展角度面對檔案，勢必得面對歷史，從當代的立場與它建立新的關係。透過「詮釋」，以當代較開放的、合作參與的工作方式，寄以碰撞創新，建立新的知識生產模式。但若將檔案廣泛定義為「任何形式媒材的現成物」或者「既存物的大量聚集」，藉著「數位化」的概念達到非／物質的平面化，那麼檔案除了物件更是過程、行為、方法、知識等等。面對檔案，人們討論的不只是歷史，更是面對既定現實既存世界時的態度。除了死板的知識，還有尚未固化的活歷史、活體國寶之類鮮活的知識或者社會性的關係物質。正如此時，藝術圈每天都在發生的各式類學術座談討論活動，不正是企圖「啟動」知識、「啟動」人們的知識生產現在進行式？
想像在人類文明成為一片廢墟之時，一件藝術品能不能裹腹，或當成燃料是顯而易見的問題。當知識物被共用、藝術計劃被實踐，展場的觀眾熱烈地辯論關於檔案的性質時，檔案被「燃燒」了；而它「表演」的時刻就是它發揮作用的關鍵時刻。這樣一來，將「藝術」當作末世工具的實用性問題（聚焦在策展實踐上），策展最終跳脫了「再現」、跳脫「展示」，更犀利的是，莫過於作為一個「組織」而實踐。在這時候，不論是加速度主義或人類世的討論中，「組織」的問題都是人類走出存續危機的關鍵。因此，理想的策略性組織，更是成為能動性的解放過程，也就是自我組織實踐、成為獨立自主的組織如：DIY、創用（Creative Commons）、開放源碼、獨立策展等實踐重點都在於發起人和參與者身份的流動和消失，共同積極地擔負起責任。
可能性的自主空間及其教育轉向
在歷史上，藝術家的自我組織實有相當深遠的參照點，不論是19世紀末英國社會主義運動家和藝術與工藝運動發起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創設的合作工藝工作坊，或身負多重政治責任的巴黎公社畫家居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提出的藝術家自主經營的展覽系統和學校等機構皆然。隨著「自主」的定義在歷史上不斷地演進而漸趨開放，當下的我們也從規訓社會漸漸過渡到控制社會，新自由主義個體由慾望驅動導航，當代生活無時無刻都在表演和彼此消費的超連結之中，「自主」的意義越來越弔詭。藝術家除了是最早習於常態性的不穩定生活和慣於偷渡往來體制內外的先驅，同時也是創新與自我慾望實踐的典範。於是「自主」在人人皆可「成為」明星或藝術家的當下，更在於「去除」認同的問題（一如史戴爾所說的「後再現」擺脫「認同」再現）。藝術家除了創作藝術，更一直是「自我」發明／創造與設計的冠軍，一個如同創作不斷地尋找、改變和成為的現在進行式過程。
正是這個不斷自我「改造」的開放性，成了近年來當代藝術或策展實踐「教育轉向」的核心重點。學習是不斷改變與成長的過程，也是雙向的互動過程。藝術家自主經營空間除了展現體制外的獨立性，更示範與實驗「另類」生活與態度的可能實踐，在自我固化成為機構或被體制收編之前，帶給大眾烏托邦的可能範例。正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說，能透過行為言說彼此溝通交流的「能見」社會性空間，不論是展覽空間或替代空間的實體空間，都是實質上提供給「開放」這個可能性的關鍵，使碰撞得以在此發生並產生新的火花，也才有進一步成為具有能動性的、行動空間的可能。(註1)
在分享經濟當道的此時，「流通」成為關鍵，製造生產還不如行銷重要。「大數據」模式成為常態，訊息與知識不再容易壟斷，「使用權」反而成為關鍵與賣點。在社會大眾爭著成為谷歌一般的流通渠道，或者成為知識分享必經平台的此時，藝術場域相對成為知識生產與分享的烏托邦平台，並且在燃燒檔案燃燒知識的過程中，製造並釋放個人與群體的能動性，共同地想像與建構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