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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ASAKU? Reflection on Okui Lala’s “National Language Class: Our Language Proficiency”
給「國民共識」的語言測驗:〈國語教室:我們語言的熟練程度〉
March 25th, 2020類型: Image
作者: 林士粧, Ng Hooi Seam (Translator) 編輯: Tenn, Bun-ki
本文是探討藝術家周盈貞(Okui Lala)受《2019年新加坡雙年展:正確方向的每一步》委託製作的作品〈國語教室:我的語言的熟練程度〉(National Language Class: My Language Proficiency,2019),而該作品則是以新加坡代表畫家蔡明智(Chua Mia Tee)的油畫〈國語教室〉(National Language Class, 1959)為靈感來源,延續了藝術家所關注的多語制並反映馬來西亞不同族群的文化認同議題。作者林士粧是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畢業生,她目前專注於文化遺產的研究。
Okui Lala, "National Language Class: Our Language Proficiency", 2019; imag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Singapore Biennale 2019 commission

這不是藝術家周盈貞(Okui Lala)第一次在作品裡談語言。她的上一部作品〈我的語言的熟練程度(My Language Proficiency,2017)探討的是馬來西亞多語語境中的個人。「我在每個語言裡是同一個人嗎?」這個反思看似是語言學範疇裡的探索,但在馬來西亞(以下簡稱大馬),它也反映了個人生命經歷、族群認同與文化政策之間的相互辯證與拉扯。

於是周盈貞在這次新加坡雙年展的作品昇華了。除了她自己,另找來的五位與談人都是不同時期畢業於「國民型中學」(註1) 的大馬華人。他們重現了這部作品的靈感來源,即社會現實主義畫家蔡明智(Chua Mia Tee)的一幅油畫〈國語教室〉(National Language Class, 1959),以三段錄像的交錯對談與翻譯,比照著彼此的經驗與觀點,從而層層揭開大馬建國以後破碎又荒唐的教育發展史。

 

Chua Mia Tee, Singapore, "National Language Class", 1959; Collection of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無所遁形的語言掌握能力

這部作品一開始談的是大家的求學經歷,側寫不同時代的政策變化與轉換:1960年代初學校改制後強調國語的重要性,1970年代的繁體中文到了1980年代必須改為簡體中文,1980後實施「3M」(讀、寫、算)教學,與此同時也出現方言被污名化的現象。「中學預備班」(註2) 課程從必修、有條件修讀到後來被取消,另外還有2003施行、2012年取消、近期又被重提的「英文教數理政策」(註3)

陰晴不定的教育發展方針恐怕造成更多的社會分歧。盈貞的作品只是呈現其中的一組,大家在馬來文以外都能以流暢無阻的「華語」對話。可是,「華語」並不受承認為「國語」,它是少數族群的語言,也時常有意無意地被視為是破壞各族和諧的元兇之一。「國語」(即「馬來語」)雖然是人人都能使用的語言,但比起其他語言,恐怕它還是大家說得最不流利、最無法表達自身感受的。更何況大家說的國語都是學校習得的規範國語,聽起來就像平實的新聞廣播節目般無趣。

最有趣的是大家能掌握的第三種語言,例如檳城福建話或廣東話,程度參差,反映的正是污名化的影響與破壞。可是,語言的純正程度較低,卻又能自然地交替其他語言使用—這或許是最舒服、最不受任何約束的形式。正如其中三人在使用福建話自我稱呼的時候,用的都是前面帶「阿」的小名,可見這些語言溫柔地拉近了他們與某些關係的距離。

Okui Lala, "National Language Class: Our Language Proficiency", 2019; imag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Singapore Biennale 2019 commission

因此,從結果來看這些與談人的語言精通程度的確有些許尷尬。他們能否以不盡完美的國語能力,向其他族群展現相應的誠意;要求大家同理他們的處境,並且傳遞「多元文化和諧共進」的想法?當然我們可以同時質疑:語言能力是否是可以用來衡量對多元社會忠誠度?到底需要多少百分比的語言能力,才能獲得相應的尊重去討論「尊重多元」的課題?

 

我們願意接受什麼樣的多元?

大馬建國將近一甲子(1963~2020),盈貞與那些和她身處在同教室裡的人們企圖對話的對象是明確的。因為大家都感受到相似的落差:即使多語能力對他們來說是引以為傲的馬來西亞認同的一部份,甚至讓他們在國外面對他者時左右逢源,但迄今依然不是這個國家所重視的優勢,甚至根本不致力於培養這個領域。而最深處的終極吶喊則是:尊重彼此的差異,很難嗎?

Practice and rehearsal for the video shooting, 2019; 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

在這個多元族群社會,我們必須獨尊這個國家的主體文化,還是要鼓勵不同文化的各自茁壯發展,抑或推廣大熔爐式的文化交融?文化政策的目標在哪裡?哪些是假命題,哪些才是實實在在要落實的事?在今日大馬,我們還是各自表述。

由於「國家共識」既不清楚,又高度政治化,因此想要彰顯自己與眾不同,就必須小心拿捏不同群體之間那道脆弱無比的界線。否則一不小心碰碎,便會是一場無差別大逮捕—這在大馬史上是有記載的 (註4),也是去年當媒體報導爪夷文(Jawi)書法作為國民型小學課文的一部份竟引起多方猜忌的原因之一。(註5) 尤其「新馬來西亞」(Malaysia Baharu)(註6) 以後,政府的態度依舊曖昧,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挑起誰的敏感神經。

因此,盈貞的〈國語教室〉那些具體的大馬想像,像是推廣各族的母語與方言、在國民課程中保留一些節數,讓新世代可以學習不同的語言與生活智慧等等,是值得推敲與玩味的。

 

Okui Lala, "National Language Class: Our Language Proficiency" (installation view) in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2019; imag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Singapore Biennale 2019 commission

需要成本的等待與聆聽

盈貞的作品還有另外一個讓我覺得有趣的點,即是在2019年新加坡雙年展裡的一個英文為題、談語言熟練程度的作品,英語(文)卻只有充當字幕的角色。換言之,這是一部跟盈貞一樣背景的大馬檳城州的華人可以從頭享受到尾,而其他語言使用者都必須付出多一點耐性的作品。

即便在檳城,也有放棄母語、放棄其他族群內的溝通語,進而投奔被認為更能跨越族群、不同族群的英語使用者。是的,他們或許更符合目前的政策要求,享受著比其他檳城華人還要多的社會資源。但在這部作品裡,他們將無法即時感受到內容的歡笑與悲哀,而必須耐心地等待,等待字幕在與談人使用完最熟悉的三種語言以後,姍姍來遲。

如果在盈貞的作品裡也能感受到不同語言群之間的分隔,是的,在目前國家的語言與教育的政策底下,大馬華人、大馬人也是被四分五裂的。而大家需要的是多一點耐心、再多一點的耐性。與此同時,我們還是得不滿足地再問:能否在不久的未來拉近彼此相互翻譯的成本,讓尊重多元的社會沒有間隙地共進退?

我們還有好多的問題需要回答。或許還能期待盈貞的再次昇華。

Footnote
註1. 「國民型」是指在獨立前後接受政府津貼而進行改制,並成為國民教育一部份的民辦華文或泰米爾文學校。
註2. 「中學預備班」是協助非國文源流學校掌握國語馬來文,並能順利繼續升學的一年課程。
註3. 見〈敦馬:教育部正在研究重新推出英語教數理政策〉,《東方日報》,2019年7月16日(2020/3/18擷取)。
註4. 這裡所指的大逮捕並不是隱喻,而是有跡可尋的。例如:1987年因政府派遣不諳華語的行政人員擔任華校高職,遭到華教人士群起反對並發起罷課,最終引發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參見Wikipedia詞條:「茅草行動」(2020/3/18擷取)。
註5. 馬國政府因決定在華文小學國語課本增加爪夷文書法藝術課程,在民間引起相當大的反彈。在政府與民間溝通不足及各族群對爪夷文的文化背景不了解的情況下,更加劇了馬國脆弱的族群關係。參見:彭成毅,〈馬來西亞爪夷文教學爭議:是馬來文字,還是伊斯蘭藝術?〉,《關鍵評論網》,2019年9月16日(2020/3/18擷取)。
註6. 馬來西亞政黨聯盟希望聯盟(希盟)在2018年全國普選成功換下統治長達60年的國陣政府以後,稱新政權所領導的國家為「新馬來西亞」。
See Also
2019新加坡雙年展:正確方向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