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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ndhati Roy on COVID-19: The Pandemic Is a Portal
Arundhati Roy選譯—瘟疫照亮社會的遮蔽之物
June 29th, 2020類型: Translation
作者: Arundhati Roy, 伍勤 (Translator) 編輯: Tenn, Bun-ki
出處: 《澎湃新聞.思想市場》
印度著名左翼作家阿蘭達蒂.羅伊近日在《金融時報》上刊出〈「大流行」是一個傳送門〉一文。作為印度的知識份子,她在文中分析了這場疫情對印度的威脅,為它產生的次生災難做了時間線的梳理和在場的報道式分析。此外,作為全球左翼知識份子的一員,她也分析大瘟疫所揭露出的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並提醒我們不要渴望回到「正常」:沒有什麽比回到「正常」更糟糕的了,我們需要把這場瘟疫看作一個傳送門,從這開始想像和抵達一個新的世界。中文版經原作者授權首度譯介於《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經譯者同意授權《數位荒原》刊出中文版。

誰還能繼續用「病毒式傳播」(gone viral)這個用語而不打個寒戰?誰還能在看到任何東西時—門的把手、紙板盒、一包青菜—不去想像它可能附著著那些看不到的,不死卻沒有生命的,帶著吸盤的斑點,隨時等待著吸附到我們的肺部?

誰還能想像不帶恐懼地親吻一個陌生人,跳上一輛公交車,或是把孩子送到學校?誰還能想像享受那些普通的樂子而不去評估其風險?我們當中的誰在現在沒變成一個侃侃而談的流行病學家、病毒學家、統計學家或預言家?又有哪個科學家或醫生沒在暗自向上蒼祈禱奇跡發生?哪一個神父沒有(至少是偷偷的)向科學俯首稱臣?

甚至在病毒正大肆擴散的同時,誰又能不被城市裡突然多起來的鳥鳴,十字路口跳舞的孔雀,和天空的寂靜所震撼?

本周全球病例已逾百萬,超過五萬人死亡。預測表明,這一數字將激增至數十萬,甚至更多。病毒沿著貿易流通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道路自由穿梭,它在蘇醒時帶來的可怕疾病已經將人們鎖在自己的國家,城市和住宅中。

但與資本的流動不同,病毒尋求的是繁殖擴散,而非利潤,因此它在某種程度上不經意地改變流動的方向。它嘲笑了移民管制、生物識別技術、數字監控和所有其他類型的數據分析,且迄今為止對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打擊最大—使資本主義的引擎在劇烈的震動中停了下來。這停止也許僅僅是暫時的,但這時間足夠我們檢查引擎的零件,作出評估,並且決是否我們還要幫忙修復它,還是另尋一個更好的引擎。

對付疫情的官僚喜歡談及戰爭。他們甚至不是把戰爭用作隱喻,而是按照字面意義使用。但是,如果這真是一場戰爭,有誰會比美國準備得更充份呢?如果前線的戰士需要的不是手套和口罩,而是槍支、炸彈、潛艇、戰鬥機和核彈,是否還會有短缺?

一個又一個夜晚,幾乎繞過半個地球,我們中的一些人以難以解釋的癡迷觀看紐約州州長的新聞記者會。我們追蹤美國的數據,聽那些不堪重負的醫院中,報酬過低卻過勞的護士不得不用被丟入垃圾桶裡的床單被套和舊雨衣為自己做口罩,冒著一切風險救助病人的故事;聽各州被迫為了搶購呼吸機而競爭,醫生陷入該給哪個病人上呼吸機而讓哪個自生自滅之困境的故事。然後我們對自己說:「天哪!這就是美國

這場悲劇急迫、真實、沈重,在我們眼前鋪展開來。但它不是新鮮事。這具火車的殘骸,已經沿著軌道加速行駛多年了。誰能不記得那個「把病人踢出去」的視頻—那個病人仍然穿著病號服,光著屁股,被不動聲色地踢出醫院,扔在街角。美國的醫院太常對不夠富裕的公民關閉大門—不管他們病得多麽嚴重,正遭受著怎樣的痛苦。

但現在不會了。因為在病毒時代,窮人的疾病會影響到社會中富裕階層的健康。然而,直到現在,主張全民醫療服務的伯尼.桑德斯(Bernard “Bernie” Sanders),仍被視為白宮的「局外人」—甚至他所在的黨也是這麽認為的。

那麽我的國家?我的貧窮—富裕的國家,印度,這個在封建主義與宗教原教旨主義之間,種姓制與資本主義之間徘徊的國家,這個被極右翼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掌控的國家又怎麽樣呢?去年12月,當病毒在中國武漢爆發時,印度國會剛剛通過厚顏無恥的歧視穆斯林的公民法案不久,彼時正在應對這個法案所帶來的大規模公民起義。

一月30日,印度報導了第一例新冠病例,僅僅在共和國日遊行的尊貴賓客博索納羅(Jair Messias Bolsonaro)—那個吞噬亞馬遜雨林的人,那個否認新冠病毒的人—離開德里的幾日後。但是整個二月,執政黨有太多事情要做了,以至於沒有空檔把防疫列入自己的時間表。這個月的最後一周要迎接特朗普的正式訪問。特朗普被古吉拉特邦的體育場館一百萬觀眾的承諾所誘惑。這些要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

然後是德里的議會選舉。印度人民黨像預料中一樣輸了,卻引發了一場惡意滿滿、無拘無束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其中充滿了肢體暴力和對「叛徒」的擊殺。反正輸都輸了,因此要對德里的穆斯林施加懲罰。在警察支持下,拿著武器的印度教徒暴民襲擊德里東北部工人階級社區的穆斯林。房屋、商店、清真寺和學校被燒毀。那些預料到這場襲擊的穆斯林予以反擊。襲擊中,包括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在內的死亡者超過50人。

上千人搬去了在本地墓地中搭建的難民營。當政府官員第一次就新冠肺炎開會時,殘損的屍體仍從骯臟的排水溝中被陸續拖出,而大多數印度人在此時才首次聽說「免洗消毒洗手液」這樣的東西的存在。

三月同樣很忙。前二周忙於在印度中央邦以印度人民黨政府取代過去的國大黨政府。三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新冠肺炎為「大流行」。兩天後,印度衛生部表示新冠肺炎「不是公共衛生的緊急狀況」。

最後在三月19日,印度總理莫迪發表全國講話,他沒做什麽功課,僅僅借用了法國和意大利的劇本,告訴人們「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ing)的重要性(這在一個浸泡於種姓制的國家不難理解),並呼籲在三月22日施行「人民宵禁」(people’s curfew)。他隻字未提政府將在這場危機中做什麽,但他要求人民站在陽台上敲擊鍋底、搖響鈴鐺,向衛生工作者致敬。

他沒有提及的是,直到那一刻,印度依然在出口防護裝備和呼吸機,而不是把這些急用醫療資源留給印度的衛生工作者和醫院。

毫不奇怪,莫迪的要求得到熱烈的響應,敲鑼打鼓的遊行,社區舞蹈和行進的隊列—沒有什麽「社會距離」可言。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人們跳入神聖的牛糞桶中,印人黨的支持者們舉辦了飲牛尿派對。為了不被落下,許多穆斯林組織宣稱真主是對付病毒的答案,並呼籲信徒到清真寺聚集。

三月24日晚上八點,莫迪再次出現在電視上,宣布從午夜開始,印度將進入封鎖。市場將關閉,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都將禁止。

他說他不只是作為國家總理,同樣也作為我們家中的長者而做出此決定。誰能在沒有做任何準備,僅僅提前四小時通知,並且不和任何將要應對此狀況的州政府商量的情況下,就封鎖13.8億人?他這種方式無疑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印度總理將他的人民視作需要在其意想不到的情況下「伏擊」的敵對勢力,不給予任何信任。許多衛生專家和流行病學家對莫迪此舉表示讚賞,也許理論上他們是正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中沒有一人會支持這種災難性的毫無準備所造成的後果:這個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最殘暴的封鎖,恰恰成為了它本要實現的目標的反面。

這個喜歡大場面的男人創造了孕育更多大場面的條件。

整個世界震驚地注視著印度,印度在所有的恥辱中曝露著自己:她的殘暴,她結構性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她對苦難的無動於衷。

這場封鎖就像一個化學實驗,突然間照亮本來的遮蔽之物。隨著商店、餐廳、工廠和建築工地的關閉,富人和中產階級把自己隔離在封閉的住宅區中,我們的城鎮和超級都市開始擠壓出其中的工人階級—那些外來謀職者—就像擠壓出不必要的結餘。

他們中的許多人被雇主和房東趕走,上百萬貧窮饑餓的人,年輕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孩子,生病的人,視障者,殘疾人,沒有任何地方可去,沒有公共交通可以搭,就這樣開始了他們返鄉的長征。他們朝著不同的方向走了好多天,有些人就死在路上。

他們知道回家只是減緩餓死的進程。也許他們甚至知道,他們可能會攜帶這個病毒傳染給家人,尤其是家裡的老人。但是他們迫切需要些許的庇護感,容納之所、尊嚴和食物。

在路上,有些人遭遇到警察的毆打和羞辱,警察正在嚴格執行宵禁。年輕人被迫蹲下,一路青蛙跳式跳下高速公路。在巴雷利(Bareilly)鎮外,一群人被驅趕到一起,警察用水管向他們噴射化學藥劑。

幾天後,由於擔心遷徙的人群會將病毒傳播至鄉村,政府甚至對步行者封鎖州與州之間的邊界。已經走了幾天的人被阻擋,被迫返回他們剛剛被迫離開的城市。

在年長者之間,疫情喚起1947年人口遷徙的記憶,那時印度分裂,巴基斯坦誕生。這次驅逐的不同在於,它並非宗教,而是階級分化驅動的。即便如此,這些人也不是印度最貧窮的人。這些人有工作(至少在被驅逐前有)且有家可回。而那些沒有工作的,無家可歸的,和深淵裡的人,仍然在原地,不管是城市還是鄉村—在這場悲劇發生的很久之前,他們早已深陷困頓。在這些可怕的日子裡,(莫迪副手)內政部長阿米特.沙(Amit Shah)沒有在公眾場合露面。

當長征隊伍從德里開始出發時,我拿了經常供稿的雜誌的媒體通行證,開車前往德里和北方邦之間的邊境上。

那是聖經般的場面—或者也不是。聖經不可能知道這樣的數字。大封鎖所強制實施的「身體距離」(physical distancing)導致其反面—身體壓縮(physical compression),在難以想像的規模之下。即便在印度的城鎮和城市也是這樣。主要道路看起來是空的,但窮人被困在貧民窟和棚戶區逼仄的住宅中。

每個我採訪的步行者都擔憂病毒。但比起迫在眉睫的失業、饑餓和警察暴力,病毒在他們的生活中顯得不那麽真實,不那麽在場。在所有我講過話的人中,包括幾周前剛剛倖免於那場仇穆襲擊的一群穆斯林裁縫,有一個叫做Ramjeet的木匠的話尤其讓我感到不安,他計劃一路步行到尼泊爾邊境附近的戈勒克布爾(Gorakhpur)。

也許當莫迪決定這樣做的時候,沒人告訴他『我們』的存在,」他說。

「我們」,指的是大約4.6億人。

在這場危機中,印度各州政府(正如美國各州)表現得更有心腸也更體諒人們的困境。工會、公民和一些集團開始分發食物和緊急配給。他們迫切要求經費,中央政府的反應則很遲緩。事實證明,總理的國家救濟基金(National Relief Fund)沒有現成的現金—取而代之的是,好心人的錢湧入一個有點神秘的「總理關懷」(PM-CARES)基金。接下來,帶有莫迪肖像的餐盒開始出現。

此外,總理還分享他的瑜伽睡眠(yoga nidra)影像,其中變形的、動畫化的莫迪以夢幻的身體演示了瑜伽體式,幫自我隔離的人們應對壓力。

這種自戀令人深深困擾。可能這其中某個體式可以是一個請求的體式,莫迪能夠借它要求法國總理允許我們撕毀那討人厭的「疾風戰鬥機合約」(註1),並將這筆78億歐元用於迫切需要的緊急措施,以支持數百萬饑餓的人。法國肯定會理解的。

封鎖進入第二周,供應鏈斷裂,藥物和必需品供應不足。成千上萬的卡車司機在高速公路上被困住,幾乎沒有食物和水。那些急待收割的農作物開始緩慢腐爛。

經濟危機正在這裡,政治危機也在持續。主流媒體已經將新冠病毒的故事收編進他們晝夜不停的仇穆戰役。在宣布封鎖之前,跨國伊斯蘭教團體達瓦宣教團(Tablighi Jamaat)在德里舉行過一次年度集會,事後那場集會被證實為「超級傳播事件」。這整件事被用來污名化和妖魔化穆斯林。整場調性都在暗示是穆斯林發明這種病毒,並作為「聖戰」的一種方式來故意傳播。

疫情危機還沒席捲印度;它或許不會到達,我們不知道。如果它會來,在它到來的那一日,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應對它的將是宗教、種姓和階級的普遍偏見。

今天(四月二日),印度有近二千例確診病例和58例死亡病例。這個數字一定不準,它基於少得可憐的檢測。專家的意見千差萬別,有人預測已經有百萬例了,另一些則認為死亡人數會少得多。我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危機的真實輪廓,即便在它已經擊倒我們的時候。我們唯一知道的是,醫院擠兌目前還未發生。

每年因腹瀉、營養不良和其它健康問題致死的一百萬名兒童,成千上萬的肺結核患者(占全世界的1/4),以及因嚴重貧血和營養不良、任何小病就足以致死的大規模人口,已經讓印度的公立醫院和診所無力招架,這個系統不可能像歐洲和美國一樣應對這場肺炎危機。

醫療系統已經或多或少被征用於對付這個病毒。德里傳奇的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的腫瘤中心關閉了,幾百癌癥病人現在成為「癌症難民」,他們像牛群一樣被逐出醫院,現在被棄置於醫院外的道路上。

那些得了病死在家中的人,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的故事,他們甚至不會成為統計數字。我們只能盼望稱病毒喜歡寒冷天氣的研究是正確的(儘管其他研究者已經提出質疑)。從未有人如此殷切和不理性地渴望著燃燒的、暴虐的印度夏天。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是什麽?是病毒,沒錯。就其自身而言,它沒有道德上的職責。但這絕對不只是病毒。有些人相信這是上帝將我們導向意義的方式,另一些人認為這是中國要統治世界的陰謀。

無論它是什麽,新冠病毒都令盛氣淩人者屈膝,以任何其它力量不可能做到的方式叫停了這個世界。我們的頭腦還在前後競速,渴望回歸到「正常」,試圖將我們的未來與過去縫合起來,拒絕承認這種斷裂。但是斷裂已經發生。在可怕的絕望中,它為我們提供一個機會去重新思考我們親手為自己製造的末日機器;沒有什麽比回歸正常更糟糕的了。

從歷史上看,大瘟疫迫使人類與過去決裂,想像一個重新開始的世界。這場流行病也不例外。它是一個傳送門(portal),一扇連通這個世界和下一個世界的門戶(gateway)。

我們可以選擇拖著那具殘骸從傳送門通過,殘骸中裝著我們的傲慢、仇恨、貪婪,數據庫和沈悶思想,枯萎的河流和污濁的天空。或者我們也可以卸下包袱,輕盈地走過去,準備去想像另一個世界,並準備為它而戰鬥。

 


阿蘭達蒂.羅伊為印度作家,社會行動主義者,左翼知識份子,著有《微物之神》,《極樂之邦》。本文譯者伍勤感謝劉健芝老師,促成本文的授權和刊發。(原始連結

Footnote
註1. 譯注:「疾風軍購案」是印度國防部從法國達索航空以78億歐元的價格購買36架多用途戰鬥機,涉及利益輸送,在印度是一個爭議很強的政治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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